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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第7版） [:170129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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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第7版） 研究13 期望导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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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nthal, R., & Jacobson, L.(1966).Teachers’ expectancies: Determinates of pupils’ IQ gains.Psychological Reports，19，11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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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自我实现预言都很熟悉。这一概念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如果我们预期某一事物将以某种方式发生，我们的期望就会倾向于让它变为现实。自我实现预言是否在生活中以预言的方式真实存在，这还有待于人们的科学研究，但是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在某些领域，这的确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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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对“聪明的汉斯”的著名研究（Pfungst，1911）首次引起了心理学家对自我实现预言这一问题的关注。“聪明的汉斯”是冯·奥斯登（von Osten）先生的马，它因为能够认字、拼写、解决数学问题而远近闻名。在解决数学问题时，它用前掌击地的次数代表问题的答案。对此，自然会有很多怀疑者，但专家组对它的能力进行测试后发现：没有冯·奥斯登先生的提示，马也能真实地表现出这些能力。但是，马怎么会有相当于人的智力程度呢（也许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电视喜剧里的Mr.Ed除外）？20世纪初期的心理学家奥斯卡·波菲格斯特（Oskar Pfungst）进行了一系列仔细的实验研究后发现，汉斯实际上是从提问者无意识的表现中获得细微线索的。例如，人们问完一个问题以后，一般都会低头俯视其前掌等待它的答案。当它前掌敲击的次数接近正确答案时，提问者就会微微地抬起眼睛或头，期待着马能完成它的解答。汉斯已对提问者的这些细微动作形成了条件反射，它会利用这种线索，并得出正确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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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你可能会问“这匹‘诡计多端’的马怎么会与心理学的研究有关呢？”对“聪明的汉斯”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观察者经常带有某种特殊的期望或偏爱，这就使他们在研究中无意识地给被试发出某种隐蔽的信号。这些信号就可能使被试按照与观察者的偏爱相一致的方式作出反应，从而证实了观察者的预期。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就是，实验者可能总是期望，在经过他或她的科学处理后，一名或一组被试与其他人相比就会产生某种特殊的行为。有时，这些行为只不过是实验者自己有倾向性的期望所导致的结果，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实验便是无效的。这种对心理学实验效度的影响被称为“实验者期望效应”（experimenter expectanc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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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这一方法论问题的先驱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用心理学实验证明了实验者期望效应的存在。他利用正在进行《学习与条件反射》课程学习的心理系学生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Rosenthal & Fode，1963），在此期间，这些学生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被试。罗森塔尔告诉其中的一部分学生他们将要使用的是经过特殊方式喂养的有较高智力水平的“聪明鼠”，它们能快速学会走迷津；而告诉另一些学生他们将要使用的老鼠在学习走迷津时比较迟钝。然后，学生们开始训练老鼠完成各种任务，其中包括走迷津。与得到愚笨鼠的被试相比，得到聪明鼠的被试报告他们的老鼠所需的学习时间明显较短。事实上，分配给两组学生的那些老鼠都是标准的实验用鼠，而且这些老鼠都是随机分配的。这些学生并不是在说谎或是故意歪曲实验结果。他们在训练动物时，对动物施加的影响显然是无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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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实验结果说明，实验者期望效应对科学研究的威胁显然是存在的。训练有素的研究者会使用更严谨的实验程序来避免类似的期望效应（例如使用“双盲”实验，在这种实验中，与被试接触的实验人员并不知道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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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罗森塔尔还谈到在实验室以外，类似的偏见和期望也可能会出现，如在学校的课堂中。因为那些公立学校的教师一般不会有机会了解期望的潜在危害，也不了解它会对学生的潜能产生多大的影响。毕竟在传统教育中，教师在一年级时就可以拿到学生的IQ分数。这些信息会不会使教师对不同学生产生带有倾向性的期望，并因此使他们无意识地区别对待“聪明”学生和所谓“不太聪明”的学生（以IQ分数为依据）？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这公平吗？这些问题构成了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的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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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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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种期望效应出现在实验室以外、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交往中时，罗森塔尔称之为“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在希腊神话中，雕塑家皮格马利翁爱上了他创作的女雕像。我们更熟悉的是现代剧作家萧伯纳的作品《皮格马利翁》（其音乐剧版本名为《窈窕淑女》），由于亨利·赫吉斯的教育、鼓励和期望，伊利沙·多利特（Eliza Doolittle）才得以才华出众。罗森塔尔怀疑，在小学教师得到学生的某种信息（例如IQ分数）时，他们或多或少地会对学生的潜能产生某种期望。这种期望会使他们无意识地对那些可能会成功的学生的行为表现给予一些鼓励和鞭策，使这些学生产生自我实现的预期，变得更加出色。当然，这似乎是以牺牲那些教师对其期望不高的学生为代价的。为了检验这些理论假设，罗森塔尔和他的助手雅各布森与一所小学（橡树学校）取得合作，这所小学位于某个大城镇的中低阶层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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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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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初，在橡树学校工作人员的配合下，研究者对1到6年级的所有学生进行了IQ测验（一般能力测验，简称TOGA）。选择这个测验的原因在于，它属于非文字测验，学生的分数不依赖于先前接受的阅读、写作和算术技能等方面的训练，而且橡树学校的教师对此项测验并不熟悉。研究者告诉教师，学生们所接受的是“哈佛应变能力测验”。在此情况下，这种隐瞒很有必要，其目的是让教师对学生产生一些期望，而这正是该实验成功的必要因素。研究者还进一步对教师解释道，该测验的成绩可以对一名学生未来在学术上是否会有成就作出预测。换言之，他们是要让教师相信在测验中获得高分的学生，其学习能力在未来的这个学年中将有所提高。实际上，这个测验并不具备这种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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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橡树学校，总共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有三个班，共18名班主任老师（16名女教师，2名男教师）。每位班主任都得到了一份名单，上面记录着本班在哈佛测验上得分最高的前20%的学生，以便老师们了解在本学年里哪些学生有发展潜力。但是，下面才是本研究的关键：即教师所得名单中的前十名学生是被完全随机地分配到这种实验条件下的。这些学生和其他学生（控制组）的唯一区别就是，教师以为他们（实验组学生）会有不同寻常的智力得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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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学年结束时，研究者对所有学生再次进行了相同的IQ测验（即TOGA），并计算出每个学生IQ的变化程度。通过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IQ变化差异的检验就可以看出，在现实情境中是否也存在期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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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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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显示了实验组和控制组学生的IQ提高情况。综合全校的情况来看，那些被教师以为智力发展会有显著进步的学生，其IQ平均提高幅度显著高于控制组的学生（分别为12.2分和8.2分）。然而，对图4—1进行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一二年级组中的巨大差异引起的。稍后，我们将讨论导致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提供了另一种更清楚有效地展示一二年级数据的方法，见图4—2。图4—2向我们展示了每组学生中IQ成绩分别提高了10分、20分、30分的人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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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早期的研究中，研究者得到了两个主要的研究发现：一是已在正式实验室情境中被证明了的期望效应，也会在非正式的现实生活情境中起作用；二是这些作用在低年级中表现得更明显，而在高年级中几乎不存在。这又都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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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1~6年级学生IQ分数增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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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一二年级学生IQ分数增加的人数的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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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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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罗森塔尔在他以前的研究中所猜测的，教师对学生行为的期望转化成了学生的自我实现预言。“当教师期望某个孩子表现出较大程度的智力提高时，这名学生就真的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智力提高”（Rosenthal & Jacobson，1968，P.85）。请注意，图4—2中报告的数据是每个年级三名教师所教的三个班级的平均成绩。很难想象除了教师的期望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理由可以解释学生在IQ分数提高量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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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高年级学生而言，自我实现预言的作用似乎并不明显。罗森塔尔认为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是很重要的。在本文和一些后续论文中，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对此提出了如下几种可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