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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的沉默与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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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低工资的影响远超公司和行业所施加的影响，这一点没有什么比报业更明显的了。直到大约5年前，报纸还是有利可图的业务。但随着互联网开始吸引走读者，压力升级，报业开始削减工作岗位。记者变少导致内容更加贫乏，进而使得报纸无法关注当前的重大问题，也就越来越不值得信赖。曾经受人尊重的《芝加哥论坛报》和《休斯敦纪事报》将它们的一部分新闻工作外包给了菲律宾。对本地事件和名人的报道多是为了钱而写，内容虚假，署上像是美国人的名字就印刷发行了。当丑闻败露后，很多被曝光的客户匆忙撤销他们的合同。但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的办报者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随后创办了Journtent新闻社，向墨西哥和菲律宾的自由职业者支付很少的钱，让他们根据网络社区的内容写新闻。麦克弗森说：“我就是这样解决时间问题的：我几乎外包了一切。我的主要工作是寻找物美价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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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公信力受损，最明显的莫过于近几年英国报纸的丑闻了。迫于财务的压力削减成本之后，报社的经营者把编辑部变成了竞争性市场，希望驱使担惊受怕的记者披露丑闻和流言蜚语。当寻找报道的合法手段不奏效时，电话窃听就像流行病一样席卷整个行业，把记者、警察、国会议员和律师事务所牵涉进来。2011年7月，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匆忙关闭其畅销的星期日报纸《世界新闻报》，并被迫就公司的所作所为和非法交易之事到议会作证，之后，英国政府展开媒体调查。英国记者协会秘书长米歇尔·斯丹尼斯特里特（Michelle Stanistreet）为莱韦森调查（Leveson Inquiry）搜集证据，但令人畏惧的气氛依然很强烈，以至于大部分证词不得不采用匿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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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丹尼斯特里特揭露出令人吃惊的激烈竞争文化，记者们也意识到身处其中的自由职业者和实习生都在争夺饭碗，这种竞争恰好被他们的老板故意利用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没有安全感、漠视道德，只能选择沉默和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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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纸杂志业有25年从业经验的一位资深记者描述了《世界新闻报》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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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经营方式完全是功能失调的。新闻节目制作团队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我们自己的特写部门！如果新闻组抓住了一个报道选题，特写组就会说他们能赚更多的钱，从而挤掉新闻组。公司喜欢这种同事之间的战斗，他们让我们像野狗一样互相竞争。他们会点燃导火索，稳坐一旁，看着我们互相厮杀。在这种无情的环境下，你永远轻松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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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记者告诉我，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电话窃听是公开讨论的话题，而且说起来还很快活的样子。它不是一件肮脏的事情。‘窃听得到消息，不可以吗？’没有人认为它是不道德的。也许还要有点欺骗性。压力就在那里，人会屈服于它。拨几个号码，也许就能搞到独家新闻，这诱惑实在是大极了。尤其是在那些根据你的署名次数和篇幅大小决定去留的地方更是如此。此外，还有家庭、按揭贷款，以及紧盯着你的上司，他会说：你的报道还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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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丹尼斯特里特来说，在这种竞争超激烈的环境中，显然没人会拒绝窃听电话或做她所谓的“黑暗艺术”。“这关乎交货。要抢先。不要被竞争对手揭穿。压力越来越大，每个人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你不做，别人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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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处在第一线，报道真相这个理想就不见了。”理查德·派皮亚特（Richard Peppiatt）说，“有些人会习惯，有些人会选择离开，有些人会拥抱它，享受这种竞争。有些人喜欢不惜一切代价取胜。为了上头版，如果这意味着要篡改事实或撒谎，有些人是不会介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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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皮亚特为《每日星报》和《快报》的老板理查德·德斯蒙德（Richard Desmond）工作，他观察到“新闻业长期投资不足，导致越发堕落。我还记得有一次当班，只有我和另外两名记者要为一份全国性报纸写稿子。真是糟透了，我们不得不用假名，以便显得我们的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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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写它，我们就找愿意写的人。’这是当下流行的调侃，我的眼睛瞄向一堆摇摇欲坠的简历……你可以读一些我的独家报道。‘迈克尔·杰可逊（Michael Jackson）参加杰德·古迪（Jade Goody）的葬礼’（他没参加）。‘罗比（Robbie）在英雄音乐会上嗑药’（他也没有吸毒）。‘马特·卢卡斯（Matt Lucas）受到严密的自杀监视’（他没有受到监视）。‘乔丹（Jordan）求佛’（她可能会求佛，但我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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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皮亚特是聪明、细心的人，他承认他喜欢名流聚会和免费的香槟。他遵照编辑要求乔装打扮，穿上穆斯林妇女在公众场合穿的罩袍，或向苏珊·波伊尔（Susan Boyle）[1]求婚。但是，报纸渴望激起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恶，这让他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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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是广告和财务部门做的，不是编辑室。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素材能赚钱。起个煽动性大字标题，然后，开通付费电话线路，问这样的问题：应该让移民分享我们的工作岗位吗？5000读者会打来电话，每人每次花2英镑，这才是真正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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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皮亚特目睹的逐底竞争让他心烦意乱。新闻编辑部可能看上去不像血汗工厂那样冷酷，或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但他开始看清它做的事情一样恶劣。他开始存钱，以便有一天可以离开这里。但有一天他彻底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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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报道，说的是捍卫英格兰联盟（EDL）[2]将成为一个政党。这个头版重要新闻是我坐在编辑部里捏造出来的，但读者中出现了很多狂热粉丝。我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必定有那么一个时刻，编辑部里想必有人问：‘为什么我们登的犹太人照片有鹰钩鼻子？’我觉得我们正在建一座反穆斯林情绪的大厦。如果有一天它被启用，出现暴力、骚乱和杀人，我难辞其咎。部分暴力和骚乱是我造成的。没有什么比煽动仇恨和偏见这种赚钱方式更阴险的了。这不是我想要的谋生方式。就是那时我决定不再关心收入，埋头做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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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皮亚特给德斯蒙德（Desmond）写了一封言辞激烈却很有说服力的辞职信，然后离开了报社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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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是伊斯兰恐惧症。在我从《每日星报》辞职时，我的良心对另一个更凶险的现实感到不安，”他告诉莱韦森调查人员，“他们散播仇恨，赤裸裸地利用恐惧来追求利益，理应在道德上受到谴责……利用大众和记者让多数人成为受害者，少数人乘机赚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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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皮亚特描述的是整个行业的加速坠落：因为一家报纸突破了一个道德壁垒，其他报纸就会争着抢着去突破下一个道德壁垒，触及新的道德底线，直到几乎没有人知道身处何处。有些煽动种族主义的新闻报道受益于电话窃听，它们表明逐底竞争不仅伤害了犯下此罪的记者和购买这些报纸的读者，也已经危及到了整个行业，滥用了社会的信任。小报记者所承受的压力可能有点值得同情，但商业压力使得新闻报道机构如此脆弱和名誉扫地，以至于信仰自由和民主社会的人只能感到不确定和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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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报业的腐败超越自身行业，蔓延至其他地方，比如警察部队、广播公司和议会。那些地方的人发现自己被裹挟其中、参与其中，或在追逐者飞驰而过时遭受他们的践踏。所有行业都不是在真空中经营的，而是立足于社会，它们的竞相追逐会蔓延开来，远超所处的经营领域。在这方面，没有比肉类加工企业更明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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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底竞争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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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在美国！”唐·韦布（Don Webb）70多岁，个子很高，动作迟缓，话中不无厌恶和痛苦，表明他质疑自己曾经相信的一切。他的单句似乎在问：这是什么样的美国？谁的美国？美国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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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一个木瓦覆盖的老房子里，过去这里是用来晾烟草的地方。屋子外面，8月的下午阴暗潮湿。韦布是一个可爱而慷慨的人，但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尽管如此，他终生都是一个共和党人，奇怪的是，韦布让人联想到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同样是善良的老男人，说话慢吞吞，连讲粗话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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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布的身高为1.95米，体重超过90千克，早年曾是体育老师和高中橄榄球队的教练。但教师的工资不高，有一天，他来到加拿大的金斯顿（Kinston），听到一些有钱人说：如果还年轻，他们会去养猪。这个想法让韦布动了心，于是他买了12头猪。他养得很好，后来买了越来越多的猪，直到最后他养的猪达到了4000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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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老黑人刘易斯（Lewis）先生招手让我停下。他说：‘如果风朝着我们刮，猪圈的臭味太大，我们再也没法坐在门廊上了。我们没有空调，也不能用窗扇，晚上无法入睡。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小女孩，她也睡不着。你能不能处理一下这些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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