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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的故事 13 没有比这更大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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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初期，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捷报频传。1941年12月7日，也就是日本人重创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海军舰队的同一天，日本人的飞机同时轰炸了菲律宾的飞机场。短短两天之内，日本空军击毁了美军在太平洋空军基地中50％的战机，还几乎彻底摧毁了美军在菲律宾的卡威提海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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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战略是通过发动一次历时150天的战役为自己在太平洋战区构建一个防御圈：西起缅甸，延至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在的马来西亚）南端，然后到东北方向的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这个弧形防御圈上抵御任何外来反击，而盟军则只有请求和谈，从而使日本成为一个横跨西太平洋、并吞东南亚和整个中国的崭新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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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日本人的轰炸机炸毁了英国在香港的空军基地，迫使基地上的英国和加拿大守军在圣诞节那天投降。关岛于12月10日陷落。到1942年1月，日军击溃了驻防马来半岛的澳大利亚和印度守军，除了新加坡岛域以外，日本人已经控制了整个马来半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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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盟军集结了一支由美、英、荷、澳等各国士兵组成的联合部队（部队代号为ABDACOM），任务是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爪哇岛阻击日军，并同时向澳大利亚逼近。然而，日军的三个师在新加坡岛域登陆。到2月25日，ABDACOM部队停止了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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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孩子，但我清楚记得那些事件在美国国内引起的恐慌。敌人正在节节胜利的事实非常明显，成千上万优秀的英美将士不是被俘虏，就是被迫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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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季的一天，Setia Berganti号帆船正在印度洋的浩瀚海面上向西进发。这艘双桅纵帆船上有10名英国军官，他们所在的部队在新加坡被日本人击败，他们从战场上撤退下来后又集结到了一起。到那时他们已经完成了从苏门答腊岛到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的1200英里航程的一大半，他们认为撤到锡兰岛是生还希望最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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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间有一位名叫欧尼斯特·戈登的士兵，船员们都叫他“Rosie”，因为他的体态似乎就是健壮的代表——6英尺2英寸的身高，200磅的体重。以前曾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念书的戈登后来成了克莱德河峡湾上最优秀的水手，而他也非常喜欢海上的航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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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前，战事仍然未对戈登造成多大影响，他当时心里想的是，等战争结束了，他会回到东南亚为外国政府担任军事顾问，去经历一段激动人心的冒险，同时也狠赚一笔外快。他预想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其中包括以前的英属殖民地）有一天都会变成独立国家，而自己就会去充当一名强权政治的掮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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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久后他们就看到前方的海平面升起了三股浓烟——那是从一艘日本油船上冒出来的烟雾。当日本人将Setia Bergenti号上的船员带上船后，那些英国士兵被告知他们将被作为间谍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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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后日本人又改变了主意，决定用苦役将那些英国人慢慢地折磨致死。于是日本人不顾国际公约的规定，强迫戈登和其他船员加入修筑臭名昭著的“死亡铁路”的行列。戈登和他的同伴们最终被送至泰国一间名叫冲开的战犯集中营。戈登在他那本精彩纷呈的书《终结战争》中讲述了他在集中营里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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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当时正计划入侵印度，但他们的海上供应线很容易受到盟军潜艇的攻击。于是他们决定将现有的两条铁路连接起来成为一条铁路供应线，其中一条是从新加坡到曼谷的铁路，另一条是缅甸境内从仰光至叶城的铁路。两条铁路线之间的间距有几百英里长，中间全是泰国境内的热带雨林和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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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连通那两条铁路线的工程需要花上5到6年的时间。但日本人强迫劳工们在一年之内完成所有的修建任务。他们用竹棍抽打劳工，一天只给工人们两碗米饭，强迫他们不停地做工，直到体力不支倒下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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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地上严刑拷打随处可见。日本人用老虎钳夹碎犯人们的手指，或是把绳子拴在犯人们的手指上，把整个人吊在树上，或是干脆将犯人活埋。一旦出现任何反抗的情形，日本兵都会进行疯狂的行动。监狱里有大量的战俘相继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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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们一铲接一铲地在丛林中挖出了一条铁道。穿过山坡的铁路线必须用炸药进行爆破，爆破工程的安全措施非常简陋，于是大量劳工死于本可以避免的事故。劳工们还在铁道线经过的桂河上架设了大桥（电影《桂河大桥》的情节就是那条死亡铁路线的其中一段的修建过程）。战犯们在树林中砍下用于为桥梁打桩的树木，从河上漂浮运到造桥的地点，然后用手动打桩机将桩材打进河床。战犯们就是用这样原始的方法造成了一座五层楼高的大桥。然而，在建设过程中，战犯也在同时尽可能暗中破坏铁路线的修建工作。他们每天要做12小时的重体力工作，而日本人提供的食物远远不能满足身体需要，加上气温经常会高达120华氏度，劳工们很快就变得瘦骨嶙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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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环境严酷，战犯们的内心也已经陷入了深深的绝望。每个人都在寻求自保。战犯们都在玩一种名叫“梯子俱乐部”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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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在别人身上，好让自己活下去。那是一个将达尔文的理论付诸实践的微观世界：谁最适应环境、机灵、狡猾、恶毒，谁就能生存下来。那些患病的战犯被扔进一间名叫“死亡房子”的棚屋，很快就不会有人理会他们。战犯们对于那些垂死同伴的唯一兴趣似乎只剩下在他们身上搜寻钞票、手表，以及打火机。然后他们会小心翼翼地用找来的东西和集中营高墙外的泰国人交换食品。在当时的情形下，是否能够多吸收一些热量，直接意味着生存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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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战犯们还会从活着的同伴那里盗窃物品。戈登的朋友伊恩·斯图尔特枕在头下的背包就被人趁他睡觉的时候偷走，那个包里有他未婚妻的照片，袖珍折刀，以及一个笔记本——这些都是当他被日本人剥夺一切时拼死保留下来的东西。当他发现所有这些被自己的同伴偷走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比敌人所施加的更为恶毒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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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当日本兵吃完饭后把给战犯装食物的桶提出来的时候，犯人们总是疯狂地一拥而上。戈登亲眼看到一个人经过一阵扭打之后站起来，手里抓着一些米饭和炖肉，肉汁正一连串地向下滴着。那人就像是一条狗似的飞快地跑过戈登的身旁，躲到一处无人的地方去享受他的美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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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6周以后，被称作健壮的“Rosie”的欧尼斯特·戈登躺在“死亡房子”里面，整个人渐渐失去生气。“死亡房子”是建在集中营最靠近河那一端的一座长形棚屋。雨季来临的时候，棚屋里的地面满是泥泞。厕所的秽物也溢出了地面。棚屋里的病人头脚相抵地紧靠着躺在一起，热带性溃疡已伤及他们的肌肉和骨骼。空气不流通的棚屋里恶臭难闻。无数的臭虫聚集在病人身上，疯狂蚕食着他们身上尚存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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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变形虫性痢疾、阑尾炎手术的后遗症一而再地摧残着戈登的身体，白喉已导致他双腿麻痹，并且开始溃烂。日本人根本不给病员提供食物，他已处于快要饿死的边缘。仅剩下一点点理智的戈登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死去，就像那些躺在他四周的人们一样，成为疾病的又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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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种几乎无法解释的情况下，戈登成了营地里突然出现的牺牲精神的第一批受益者中的一位，而那样的牺牲精神最终彻底改变了整个营地的氛围。Setia Bergenti号帆船上的两位朋友一天来看望戈登，他们是船长爱德华·胡伯和另一名船员乔·艾伦。他们走过戈登的床位，却没能认出他来。由于上腭功能的衰退，戈登已经几乎无法说话，但他还是设法引起了朋友们的注意。当胡伯走过戈登床边时，戈登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腕。胡伯俯身看着眼前这个病人，但仍然不能确定自己见到的是谁。当那位船长更靠近一些的时候，戈登含糊不清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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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噢，上帝！”他大声说到，“Rosie！怎么可能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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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胡伯和艾伦带回的消息后，戈登的朋友们决定自发组织起来，在自己的屋子边上为戈登搭建一座新的棚屋。他们一次一点地偷来了足够的材料，为戈登建起了一间和自己的屋子隔离开的棚屋，这样既可以保证他们自己的健康不会受到威胁，也使戈登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面可以住在一个足够清洁和干净的地方。他们在棚屋的一侧安装了一个小门，从那里戈登可以看到外面营地里的情况。看到久未见过的景象，闻到刚刚砍下来的竹子和棕榈树枝的味道，戈登的精神立刻舒爽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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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人承担了绝大部分照顾戈登的责任：“达斯蒂”米勒和“邓蒂”摩尔。邓蒂是戈登的老同学，哪怕只是穿着一条缠腰布，整齐的胡须和梳理得干干净净的头发也让他看上去有一副潇洒的绅士派头。来自英格兰北部的花匠达斯蒂·米勒则说话温和、满有同情心。他们两人都有自己的信仰：邓蒂是一位天主教徒，达斯蒂是卫理公会教徒。每天夜里，完成了一整天工作的邓蒂回来后就开始照顾戈登，而白天的护理工作则是由染上了白喉、正在康复过程中的达斯蒂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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