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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黑市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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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强调过，黑市犯罪与诸如敲诈、抢劫之类的其他犯罪之间的区别在于，黑市之所以触犯法律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立法中规定它们提供的商品是非法的。我们挑选出一些有害或罪恶的商品和服务；出于历史或传统以及其他的原因，我们禁止海洛因但容忍香烟，禁止赌场内的赌博但容忍在股票市场的投机，禁止婚外性行为但容忍暴饮暴食，禁止色情故事但容忍悬疑小说。我们这样做的原因不同于禁止抢劫和偷税漏税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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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黑市是否存在的是政策。烟草和枪支是处于临界点之上的例证。作为政策选择，我们可以将出售烟草和强制的行为认定为非法。我们同样可以让使用避孕药具和堕胎变成非法的，这也是政策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也会发生变化，昨天被禁止的非法行为今天可能就是合法的；昨天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的商品，后天可能就变成违禁品禁止流通了。通常来说生育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堕胎和同性恋的政策也有可能发生变化，控制枪支的立法也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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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黑市能够反映道德品位、经济学规律、家长利益和个人自由观念，对这些要素的表现方式是敲诈所不具备的。而且这其中的品位和原则会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修正我们的生育政策（事实上我们也正在这么做），而且我们修正生育政策的方式不可能适用在对武装抢劫政策的修正之上。高利贷取缔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中世纪经济的遗留产物；而一些关于妓女、堕胎和避孕药具的法律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代表着不同流派教会的政治势力。人们甚至不能从反堕胎法的存在中推断出大部分的投票者，至少大部分的开明投票者是反对堕胎的；而且我们也应当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在未来50年当中要禁止的东西和我们现在要禁止的东西可能从根本上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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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情况能让被禁止的产业成为合法竞争的对象？一方面，合法的博彩就是一个例证。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事情可能不是那么令人放心。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禁酒法令让非法酒类生产者对竞争应接不暇。人们都认为罪犯转移到了宾果赌博（church bingo），但他们实质上并没有取得股票市场的控制权。显而易见的是罪犯并不总是能够从竞争中胜出，当然他们也不总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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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在麻醉药剂领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禁止销售胰岛素和抗生素，罪犯很快就会接过这部分市场；对于牙医常用的奴佛卡因（novocain）[1]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实施对奴佛卡因的禁售令，黑市就将拥有其他任何有组织垄断者所不具备的竞争力）。如果麻醉药不是非法的，就不会存在黑市，更不会存在垄断利润；“推广”麻醉药所带来的收益就不会比药房出售普通感冒药的收益高。这个观点本身不足以解决麻醉药或者其他可能引发犯罪的商品是否应当受到禁止，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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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犯罪集团尚未染指美国最大的赌博企业。这个赌博企业是美国的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中存在犯罪行为，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将垄断行为视为犯罪）。有组织犯罪集团也还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成功操纵国外货币。原因是外汇市场太规范了。联邦对股票市场的控制，目的在于实现市场的诚实和透明，实现竞争和消费者信息的最大化，这样的控制手段让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很难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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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赌博应该是最难实现垄断的产业。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竞争，无论是收取下注还是提供纸牌、骰子或者赛马信息。“电信服务”不可能经受得起电台和西联国际汇款公司（western union）的竞争；如果不是警察，其他人很难对地下庄家进行恐吓。如果普通经纪公司受到鼓励参与赌马业务，接受客户通过电话进行的买卖操作，敲诈者就很难找到下手的机会。而且当餐馆、酒吧、乡村俱乐部或者兄弟会能够提供牌桌和纸牌，我们会发现对赌博实施垄断的难度低于出售软饮料、电视节目或其他任何商业行为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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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可以认为赌博是一种罪恶，并试图将其消灭；但是我们不应再坚持这样的论点，即一旦我们将赌博合法化，犯罪组织依然能够对赌博业实施控制。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推理和相关论证都指向与之相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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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存在的决定性问题是限制违禁药品、赌博、卖淫、堕胎或任何被立法推向黑市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是否高于社会制造犯罪产业的成本。基于黑市的存在而产生的社会成本其实是非常高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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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为罪犯提供的保护类似于关税为国内垄断提供的保护。它确保不愿参与非法行为的人们不会参与竞争，并让那些长于规避法律的人们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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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为腐败的警察提供了激励，因为警察不仅可以被收买，而且可以利用职权消灭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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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量本不是罪犯的普通民众，比如出差开会的时候招嫖的公司职员、参与赌马的家庭主妇、堕胎的女性，学会藐视甚至仇视法律，因为他们不得不通过非法交易从罪犯手中购买特定的商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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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于一些对生活绝望的人群来说，毒瘾会导致贫穷甚至引发诱导他们犯罪，因为立法使他们主要或者唯一能够获得其迫切需要的商品的途径是以高价从罪犯手中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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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这些大规模黑市有能力保障有组织犯罪集团拥有足够的激励和利润，这样大型犯罪集团就有机会产生并长期存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黑市，犯罪行为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去中心化，因为缺乏必要的组织以实现犯罪行为更企业化和更安全，最为重要的是腐蚀公共官员的能力。这些黑市可能提供着地下产业的核心或者经济学术语称之为“基础架构”（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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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的了解来说，从未有人试图对20世纪20年代禁酒令时期的经济史进行认真的梳理。不管怎么说，禁酒令是个错误。它所发挥的唯一作用就是把酿酒业交到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手中。最终，我们又放弃了，可能是由于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饮酒有害（或者说即便有害，但人们还是能够容忍），也因为这种尝试本身就显而易见地会导致失败，而且就其社会副产品而言会带来高昂的社会治理成本。它将美国的地下经济推进到了经济学家称之为自给自足式发展的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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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口腔科常用的局部麻醉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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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第8章 有组织犯罪集团是做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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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主要业务是向公众提供诸如赌博、违禁药品、婚外性行为和高利贷之类的非法商品和服务，这一点已经越来越为公众所知。联邦立法将有组织犯罪定义为具备高度组织化和纪律性的组织提供非法商品和服务的违法行为。一份提交给反暴力委员会关于有组织犯罪的专项报告在其附录中称，“广为人知的是有组织犯罪的存在与兴盛是由于其提供了公众所需要的服务”，而且“有组织犯罪赖以存在的不是受害者而是顾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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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总统委员会反有组织犯罪特别工作组在其工作报告中开宗明义地说，“有组织犯罪的核心是向数量众多作为消费者的市民提供赌博、高利贷、违禁药品或其他非法商品和服务的行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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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针对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与兴盛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禁酒令时期的黑帮对照看来起码有一部分是一致的（黑帮出售酒类是悄悄进行的，但是让芝加哥的黑帮闻名遐迩的是其消灭竞争对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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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乍看起来与20世纪30年代有组织敲诈者所从事的行业完全不同。敲诈者主要是依靠威胁进行破坏，或者说是时不时地通过破坏或者恐吓竞争者来保持其在合法行业中的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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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工作组报告中对于有组织犯罪集团针对合法生意和工会使用的非法手段少有提及。报告中称，这些非法手段包括“垄断、恐怖主义、敲诈和偷逃税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似乎是敲诈者所进行的主要行为是提供非法商品和服务，而在涉及合法行业的时候他们则忙于进行恐吓、敲诈和搞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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