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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成本和“局部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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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和竞争是一个有趣的基准点，一个作为更大规模竞争组成部分的有说明意义的本地化样本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了解的例证。因此我们也有必要了解这一形势下的成本原则。这一原则认为，在考虑某个行动或决策的结果的时候，任何对方必须发生的费用都对我们有积极意义，就像我们为执行行动或决策结果而必须花费的成本会被看作具有消极意义一样。这一原则的必然结果是如果对方成本巨大而我方成本很小，作为上述成本的结果，对方阻止我们完成任何本地任务，这就意味着对方以自己的成本有效、客观、目的明确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本地竞赛看作是成本的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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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整体局面是零和的，而且我们的分析意在对整个局面进行重构（或者说我们面对的是Charles Hitch所说的“扩大化最优”），我们就不需要引入“成本”的概念，不论是对方的成本还是我们的。包含着细节处理方案的最佳整体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只要这样的策略能够做到考虑周全并将所有暗含的因素包括在内。我们的特定行动会让对方“花费”一定的生命、弹药、燃料、人工等成本的事实在我们从整体上为对方的军备裁减行为作出补贴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意义。成本意在反映我们的策略带给我们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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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进行“局部最优化”的情况，即在本地竞争当中我们使用分配给本地而不是其他地区的资源或者预留下来作为对我们竞争行为的补贴以备今后使用的资源。如果我们正在考虑采取特别的行动或者接受使用或消耗特定资源的结果，而对方则考虑相应增加或减少相关投入，这样的情况下本地产生的回报不足以说明整个问题。增加的消耗其实是从其他战场上抽调出来的，而节省下来的资源可以投入到其他战场当中去；我们进行的是同一场战争，因此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其他战场的结果。成本仅仅是对发生在本地以外其他战场上的结果或者回报的一种衡量。它们是任何部分或者本地的分析必须考虑的外部经济因素。如果在我们本地的问题和整体情况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所有本地资源是特定的，所有的资源无从补充也不能裁减，也不能暂时留存以备日后使用），那么回报就能够体现整体的情况，我们也就不能通过对成本的补贴提升超越我们控制范围之外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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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投入战场的资源是确定的，为确认这一观点我们需要能够对在其他战场投入或裁减的资源“价值”进行评价，要了解这些资源对其他战场产生的影响，并且要一次性解决全局问题以实现本地问题的妥善解决，事实上这就意味着局部最优就是不可实现的。要想实现局部最优就要做到本地问题和全局问题的彻底切割，或者采取实用性的方式让局部问题对全局的影响最小化。如果对方拥有能够准确运作的估价系统或者能够准确地将战略物资有效地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形势允许对方有充裕的时间对我们实施的策略进行经济政策方面的应对，我们就可以认为对方的成本与其投入或节约下来的资源相对应，而且不必考虑不同地域间资源分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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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这似乎就是问题的全部。这可以通过一组12个零和矩阵进行分析，每个矩阵的资源都属于投入资源总量的一部分，各个矩阵投入回报的总和就是一方回报的总量，只有在各方都不能通过重新分配投入不同地域的资源的方式提高自己回报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最优配置。在某个矩阵范围内，一方可以通过对这一地区作出资源投入倾斜取得更优的效果；如果重新投入的资源来自其他矩阵，并且资源的投入意味着相应收益的减少，就能够在双方之间产生可计算的成本。这个成本与提供资源投入减少的矩阵所受的损失是一致的，这就允许我们计算出本地决策对其他战场的影响。如果我们将这12个矩阵合并为一个单独的博弈，我们就能够从整体上降低成本的概念；如果我们能很方便地单独分析这12个子博弈，那么成本的数字将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服务并促进局部最优与整体最优相适应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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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原则并不依赖于一个现实、理性、零和的对手。关于外部经济的传统例证也反映同样的原则。如果决策权被分散到同属于一个农场的12个经理手中，那么任何在自己的农场上竖起稻草人、多播种种子或者让采取措施让乌鸦更难吃到粮食的做法都会影响到其他农场上乌鸦的数量。在决定是否在自己的农场上竖起稻草人、多播种种子或者采取措施让乌鸦更难吃到粮食的时候，都应当将对手的适应性策略调整考虑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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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当然有可能被错误地使用，我们所进行的成本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多数与成本的使用不当有关。如果有人问我要不要买一件100美元的尼龙防弹背心保护自己，如果我珍惜自己的生命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成本标准告诉我这没有必要，因为2000∶1的发生概率会让我这100美元的投资几乎不具有任何实质性意义。这种成本标准是一种事后判断；相关的问题应该是我的对手在知道我通过购买防弹背心的行为让他的投资无效之后是否还要把钱花在购买子弹上。如果我的防弹背心造价低廉，对手的钱就白花了；如果我的防弹背心造价昂贵，对手的投资就很值得。当对手被问及通过购买子弹的花费取得了什么成果的时候，对手可以说他的成果是在我身上施加了成本，而不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或者对我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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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换算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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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种换算比率在不将我们的分析拓展到“扩大化最优”的情况下，准确判断我们为向对手施加成本所进行的投入是不是值得的。除非我和我的对手的经济水平不具有可比性，我使用相当于GNP比率或者其他类似的经济指数就没有什么不适当的。作为一种简略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说，如果对方要负担的成本比我们投入的成本高，这种投入对我们来说就是值得的；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这其中涉及的双方成本和收益需要能够在相同的地域范围使用相同的货币价值进行衡量。如果我们使用任何其他的方式计算双方的成本，比如表现在外汇市场上的货币数量、在GNP中的占比、对方特定投入导致我方消耗的成本，就没有理由相信这样一种直接的“更大”或者“更小”的对比能够向我们展示事情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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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成本对消费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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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对方燃料短缺的现状要由消费者承担，而对方很看重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舒适、反对牺牲婴儿生命并为人民生活困苦而自责，并且能够为了民众的福祉而不是军事上的战略优势将平民价值融入自己的整体发展规划。这样我们双方之间的关系就是非零和的。我们当然希望对方的婴儿生活得温暖健康，不想让他们经历苦难；但我们也不会像对方反对让自己的民众遭受苦难一样努力让对方的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我们关于成本的计算当中，不应当将对方的婴儿因为缺乏燃料而不得不承受的寒冷和疾病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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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方对自己民众的关心程度可能甚至比我们还低（如果这里的敌人是指敌对部分的指挥部门）。假设对方既不喜欢也不讨厌他的民众（这可能是因为他是来自其他国家的雇佣军，因此根本不会将本地居民的疾苦放在心上），而我们也不会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唯一关注的是军事上的优势地位。这个博弈仍然是零和的；但是如果本地居民要承担燃料短缺的后果，或者燃料短缺会导致本地燃料征用数量的减少，那么对我们来说就不能存在继续施加成本的问题。因为成本事实上被转嫁给竞争之外的其他人了。我们希望分析中出现的成本能够反映竞争各个环节中的资源流向，所有环节共同构成敌我双方关系的全部内容；如果竞争中涉及其他环节，这些环节能够向已经作为竞争组成部分的环节吸纳或释放资源，那么二者都关乎竞争的成败而且问题从整体上看仍然是零和的，除非他们都不关心自己的利益并从根本上扭曲了价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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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非零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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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要转向以战争和军备为典型的与对手的非零和关系。首先我们要提醒自己战争和军备竞赛是非零和的原因。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之后，都会存在一些平民损失，比如痛苦、伤残、死亡、贫困、生活水准下降、恐惧和焦虑。战争中会有伤亡，战士也是人，战士阵亡不仅意味着军事资源的损失，还意味着伤感和悲恸。军队构建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因素会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产生一定的影响；战争准备也会对紧随其后的战争产生很大影响，包括双方努力克制避免战争升级和停战的能力。受到之前战争和战争准备影响的先例（比如使用毒气和原子弹）也会影响之后的战争行为。战场上的敌人日后可能会变成自己的盟友甚至是自己统治下的国民（殖民战争中每杀死一个敌人都意味着殖民地人口的损失）。战争中还会出现人质，二战中德国占领的西欧国家多数人口都是潜在的人质。在非零和环境下，对手还有可能进一步赢得或者丧失尊严和声望。我们可以诱发政治变革，1914年针对君主制的政治动荡破坏了众多依靠其存在的制度。战争会让参战的双方两败俱伤，在实施战争行为的过程中，有的国家还需要承担道德成本。战争通常是多人之间的关系，德军将领们密谋刺杀希特勒，广岛核爆之后日本的政权更迭都告诉我们，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是不同的，与由志同道合的个人组成的团队所表现出的意志也是不同的。最后，谢勒提到了这一点，潜在对手的军备开支会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国家的政策走向，并最终影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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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论证还有很多，但是已经没有必要将讨论继续进行下去了。在各种重要领域内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事务当中，我们很难找到与对手之间纯粹的零和关系；迫切需要支持性例证的人们可能指出战争就是罕见的零和社会关系的一种，但是在我看来这纯粹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唯一能够让战争看起来具有零和关系特征的是这样一种执拗的想法，即认为战争的过程就是零和的。在关于战争博弈的专著封套上选择印刷国际象棋图案的设计师考虑的是战争的情报分析结构而不是投资回报结构；假如零和客厅游戏能够抓住非零和外交关系的精神实质，我们倒希望人们误解的是国际象棋而不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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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需求的灵活性：一个关于相对优势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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