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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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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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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名著《堂•吉诃德》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有个农夫拿了一块布去请一个裁缝做一顶帽子。他问布够不够?裁缝量了布之后说够了。农夫觉得做完帽子会余下不少布,这些布会被裁缝贪污,于是他就问这块布够不够做两顶帽子?裁缝看透了他的心思,就回答说:够做。农夫还不罢休,又问够不够做三顶帽子?……他添上一顶又一顶,直到五顶,裁缝的回答仍然是“能”。就这样,他们谈妥了,这块布做五顶帽子。等到约定取帽子的那一天,农夫到了裁缝店。他看到裁缝拿出做好的五顶帽子,小得只能套在手指头上。农夫发现自己被耍了,于是就到桑丘总督那里告状,要裁缝赔他的布,而被告裁缝却坚持自己没错,还要农夫付工钱。最后桑丘判决裁缝不准要工钱,农夫也不准要布;做好的帽子充公,送到牢里给囚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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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农夫与裁缝对帽子这个概念的定义不同。按一般理解,帽子是指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日光或做装饰用的物品,农夫没有想到要明确地对裁缝说明帽子的大小,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而裁缝正是利用了农夫没有说明帽子的大小这个漏洞,利用这个概念的模糊性,把小得只能套在手指头上的东西也说成是帽子。如果农夫在做帽子之前就明确规定帽子的大小,裁缝就没有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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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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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39]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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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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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简单的例子,几个人讨论马。第一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000斤重的马。第二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厘米高的马。第三个人说,你们是开玩笑吧,哪里有重达万斤的马?更不会有10厘米高的马!第一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河马!”第二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海马。”正是因为他们对“马”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海马和河马都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马,此处只是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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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伟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高秀敏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对“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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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中用了“屁精”一词,引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质疑。因为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善于拍马屁,二是指同性恋。理解不同,对小品的评价也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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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我们讨论美女的时候,一个人说这个女孩好漂亮,另一个人说一般,又有一个人说根本就是个恐龙嘛!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别,是因为在他们心中,美女的标准是不同的。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讨论,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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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在生活学习中的一些争论,往往各说各的理,谁都不服气。虽然大家说的是同一个词语,但是对这个词语的理解却千差万别,即这同一个词语表达的却是不同的概念。既然大家讨论的是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个话题,怎么会有结果呢?当然对于一些常用的词语,我们应该按约定俗成的理解来讨论。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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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制度,作为行政区的城市,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作各种研究结论就不同。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个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区很拥挤,但如果用直辖市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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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还是放在传统县城?或是另建新城?结果就是四不像,既不像城市又不像农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源严重浪费。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应不能发挥。上海市嘉定区就是一个例子。几十年来,嘉定的建设中心便是多变的、分散的,嘉定镇是老县城,后来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现在开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镇又新建了安亭新镇,南翔镇、江桥镇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区,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如果从二十年前就能确定一个建设中心,现在嘉定早就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区都处于这种尴尬的状况之中。中国不少法规不断地会提到“政府”这个太宽泛的概念,学者秋风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有关部门修订《土地管理法》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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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条文也可以清楚看出,立法者并不知道如何进行法律思考。比如,整部法律中反复滥用“政府”一词,人们要问,“市县人民政府”是指谁?人大及其常委会、法院是否属于政府范畴?就本部法律而言,总该说清楚,具体行使征地权的又是“市、县人民政府”内部哪个部门?它做出土地征收决策应依据什么程序?该决策属于什么性质?被征收对象有没有权利参与此一决策过程?凡此种种重大问题,法律全部付之阙如。[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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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概念模糊的一个典型。按照这样的法规,老百姓有问题根本不知道应该去找谁,“政府”这个概念太宽泛了、太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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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个医院乱收费的报道。据《楚天都市报》2009年10月29日报道,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咨询费”、“疾病健康教育费”。当遭到群众质疑时,医院领导拿出了上级的文件,说明可以收取这个费用。确实黄冈市卫生局有相关的文件,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文件上。文件只规定了可以收,但是对究竟什么是“健康咨询”,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这就留下了漏洞,医院可以随意地理解这个概念并收费。正如该医院护士所说,“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们平时对你说的话”,“健康咨询”就是患者向护士询问的话。按这种理解,他们就是收费有理。实际上,像这家医院这样收费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医院都在钻这个空子。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政策制定者没有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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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每一项都是模糊的,是无法明确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经验不足”来作为借口,但其实是思维能力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而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别说其他了。反观美国提出的条款,则要明确、严密得多。[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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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学校里,学生因事请假的事情。所谓请假就是在因事请求在一定的时期不参加学习。既然是请求,那么请假的行为就一定发生在不参加学习的行为之前,如果没有请求就不参加学习,就是旷课。请求是前提,不参加学习是结果,这个前因后果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但是部分学生和老师却对此产生了歧义,出现了所谓“事后请假”的说法,这是部分人对概念理解的模糊造成的。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胎教”一词指的是在孩子未出生时进行教育,孩子出生之后的教育就不叫胎教了。“事后请假”的说法就和“产后胎教”的道理是一样的,是不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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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事前请求,才叫“请假”。只要没请假而不参加学习,那就是旷课。所谓的“事后请假”其实就是对自己为什么旷课作一个解释。如果旷课的原因是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如突发事件等,老师觉得这种理由可以原谅,便不再追究、不予处罚,而决不是什么“事后请假’这不是假,而是可以原谅的旷课。由于手续和程序上的原因,可能会需要补一个请假条,但决不是什么事后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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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生经常先斩后奏,先旷了课,再编造理由解释,并强词夺理说“学校没有规定不可以事后请假”。这首先是一种二元思维,即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思维,他们误以为没有明确规定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做的事情。而老师一时也无法反驳,便觉得学校的规定不健全,应该在学生守册中明确规定“不准事后请假”。这些想法都是因为不能够正确地理解“请假”一词的确切内涵,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来理解。这种对概念的模糊理解给学生管理带来很多不便,因为“不准事后请假”的规定也是有问题的,是不可能被执行的,如一些突发事件会造成学生不能及时请假,只能事后说明。而所谓“补假”的说法则更为模糊不清,假期怎么补?其实仍是“补请假”的意思。解决这样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明确“请假”一词的确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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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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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分不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的差别,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又由于中国人的集体观念比较强,批评某个集体对于中国人来说就等于批评个人。对群体的批评常会造成中国人之间窝里斗,地域之间、贫富之间、职业之间互相攻击,这就是因为没有分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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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我们说某个集合概念有某种特征时,并不能得出这个集合中的每个个体都有这种特征的结论;当我们说某个群体具有一个特点的时候,不代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这个特点。比如,我们说南方人善于做生意,这里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个南方人都善于做生意。再如,说山东人长得比较高大,这里的“山东人”也是集合概念,并不能证明每个山东人都长得高大。又如,在“中国人老是窝里斗”、“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这样的命题中,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说明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在伯杨《丑陋的中国人》中,“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能得出每个中国人都丑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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