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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好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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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国的网络环境是世界上比较肮脏的，简直就是无人管理的公共厕所和垃圾场。看看各大网站的评论，到处是污言秽语，臭气冲天。很多谩骂，其用语之下流、卑鄙、恶毒，是令人震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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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擅骂，骂人语言之丰富多彩、酣畅淋漓，骂人传统之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绝对是世界之最。特别是中国人骂中国人的时候，往往比骂外国人更有劲、更兴奋、更毒辣，甚至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也是中国人窝里斗光荣传统的最精彩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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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难以接受不同观点，对不同观点的批驳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政治上、道德上的攻击，以及人身的辱骂。经常看一些新闻后的评论，如果观点稍有不同，三句之内必然开骂。如果碰上地域攻击，那就会盖上一座高耸人云、口水四溅的帖子楼。经常怀疑，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讲理的泼妇？三天不骂街就嗓子干痒？而实际上，这些人相当一部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只能以国民性解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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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仅善于骂人，也很喜欢骂人，甚至骂人成癖、成瘾。一日不骂，则胸闷气短、精神委靡;恶言一出，则心情舒畅、心花怒放、精神抖擞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好骂？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善于思辨，缺乏思维的深度，不会辩论，不会讲理，只会谩骂。讲理讲不过，打又不敢打，只能动动嘴皮子。同时又缺乏理性，听不得不同观点，一听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同，就奋起反驳，而不去考虑人家的观点到底有没有道理。他们总是会忘记那句大家都会背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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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上来看，骂人无疑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骂别人是傻X、白痴，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与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乐。在语言上搞了别人的妈，那别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他在精神上便胜利了。如同那阿Q，看见王胡捉虱子，自己也捉，却没有人家捉得多，也没有人家咬得响，不由得大失所望，愤愤不平，嘴巴便痒痒了，他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骂道：“这毛虫!”阿Q本想施展平生绝学——精神胜利法，将王胡骂之为“毛虫”，精神上便可获得胜利的快乐。谁想这王胡偏不买账，不但反骂阿Q为“癞皮狗”，而且扭住阿Q的辫子，将阿Q的头在墙上连碰了五下，给了阿Q这生平第一次屈辱。可想，精神胜利法抵不过拳头。你就是再能骂，抵不过一个大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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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动不动就骂人家是汉奸、卖国贼，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从深层次的心理来看，这种人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帮助自己获得论辩的胜利。“文革”遗风，不减当年。有这种思维方式，“文革”发生在中国，并不奇怪。中国人骂人之恶毒，让人震惊，似乎什么话都骂得出来。他们的这种恨意到底从何而来？如果被骂者真有不幸，不知会快了多少人的心！摸一摸良心，想一想人性，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值得那么恶毒地去骂吗？而很多时候，中国人的骂是骂错了对象的，经常把好人当成坏人来骂，把坏人当成好人来供，因为他们的思辨力很容易对一个人的观点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们又不愿意去深思、去听解释。笔者不由得想起了袁崇焕，那个被凌迟处死、血肉被百姓分食的将军，这个爱国者的死也曾经大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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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本质不会因为谩骂而改变。骂一个人是猪是狗，他仍然是人，谩骂不能把他变成猪狗。但好骂仍然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一些出色的人来说，他的观点总是与众不同，总是别具一格，总是让人惊讶，在人们难以包容不同观点的中国，他就会总是被骂。在中国，你想要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需要强大的心脏与粗壮的神经，才能忍受住那些污秽，才能不至于在人们的口水中淹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脏与神经，没有人能够完全地不在乎别人的谩骂。他们怎么办呢？或者沉默不语，或者离开。对于骂人者来说，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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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人者自己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实质的好处，实际上还造成了他们思维的简单化、极端化、情绪化，他们变得越来越愚蠢，越来越像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骂街泼妇。很多人的骂是极端缺乏理性的，因为他们之所以大骂，往往只是因为在一些极小的事情上别人与自己观点不同，比如某部电影好不好看、某首歌曲好不好听、某个影星漂亮不漂亮、某个球星技术高超不高超等等。因为骂可以取得精神上的快乐，他们便不再有耐心去思考;因为不用思考，用骂声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胜利，何必再去思考呢，何必再去讲道理呢。结果就是他们的思维能力越来越低，能够耐心地、用理性和知识去讨论问题的人越来越少。好骂的人其实也伤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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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先生曾谈到这样一件事：“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平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做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63]对于竞选总统这么大的事情，人家的心胸都是如此开阔。而我们很多人，却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毒地谩骂攻击。如果我们找一下中国人好骂的社会原因，可以总结为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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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缺乏信仰。中国人多数是无神论者，没有精神上的寄托，也就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骂人是缺乏教养的、粗鲁的行为，但为什么还会骂，特别是在网上骂呢？在网上骂是匿名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便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而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上帝或者是佛或者是安拉始终与他同在，并且在看着他的行为，所以当他想要骂的时候，他就会有所顾忌，担心神的惩罚。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讲“慎独”？正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精神上的制约，他一个人的时候，在精神上完全自由。而有信仰的人则不存在“慎独”的问题，因为神始终与他同在，在精神上他没有“独”的时候，他会觉得神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他时刻都需要言行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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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缺乏教养。正如华人科学家朱棣文所言：中国人有教育，没有教养。笔者深以为然。对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的精神便容易倾向于肆无忌惮。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后天的教育，以及精神道德上的修炼。但遗憾的是，中国人的教养同样不够。中国的教育表面上重视德育，而实际上是分数至上，学生精神道德上的教养长期受到忽视，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水平出现了整体的滑坡。学生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不懂得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言行，使之不伤害别人及社会，而表现为言行无所顾忌，其实可以称之为“有知识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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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神圣化与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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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容易把人神圣化或者妖魔化。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还有书圣、诗圣、画圣等艺术上的圣人。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又把开国领袖当成神来膜拜。而古代的一些帝王如唐太宗、康熙帝直到今天仍被许多国人神圣化、完美化。一个人一旦被上升到“圣”的高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就成了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容质疑的神，他们不能接受“圣”会有缺点，不能接受“圣”的不完美。如果有人批评这些圣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反驳与咒骂。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有那么多被妖魔化的人，他们似乎是坏得不能再坏，坏得没有一点好，永远被人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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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这种“圣”的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起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被“圣”所钳制、禁锢，不敢批评“圣”，不敢越雷池一步。“圣”总是对的，总是最好的。还谈什么突破？谈什么友展呢？就思想来说，我们几千年都一直生活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的影子之下，不敢去探索影子之外的光明，反而以为影子里面的就是最光辉的。直到近代，中国人才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但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艺术上的圣人还可以接受，对思想上的釜人，我们必须除去他们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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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些人打着儒家或国学的名号，将中国的某些古代人物和传统文化神圣化，他们乱解经典，把错的也解释成对的，把黑的也解释成白的，千方百计地涂抹经典，让经典笼罩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总之一句话，“圣人”总是对的。笔者以为，这绝对是一个不好的苗头，这是思想的退步，更是对我们伟大祖先的污辱与亵渎，如果他们地下有知，只会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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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域攻击中，中国人容易把自己神圣化，把别人妖魔化。某些城市人常认为自己聪明、勤劳、素质高、能力强，而乡下人是愚蠢、懒惰、肮脏、素质低下的；某个省或市的人认为自己这个地方的人正直、诚实、奉献，而某省的人则虚伪、懒惰等等。对于各个地域的人，中国人很容易形成脸谱化的印象，某地人高大强壮但愚笨，某地人都是小偷骗子，某地人小气，某地人暴躁，某地人大男子主义等，其实这些都是以偏赅全，是片面的、极不准确的。许多南方人认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而笔者作为山东人，却发现同学亲友当中绝大多数都不是这样，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怕老婆，做饭洗衣什么家务活都要干，还是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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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之所以形成这种“神圣化”、“妖魔化”的思维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人的思辨力不足，这造成了中国人在评价人的问题上的缺憾。中国人很难客观地、全面地评价一个人，甚至当他们为一个“坏”的形象翻案时，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把“坏”完全又变成了“圣”；或者当他们发现某个“圣”的错误时，又会把这个“圣”打入地狱，把他当成十足的“魔鬼”。中国人评价人很容易陷入片面化、扁平化、脸谱化的怪圈，很难接受一个人往往是美与丑、善与恶、稳定与变化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看不到并难以接受人的个性的多面性、立体性、复杂性。中国人评价人的这种特点正是由于其思维的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中国文艺作品中对人物的表现也存在神圣化和妖魔化的倾向，形象经常会脸谱化、扁平化，不够丰满、立体、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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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力不足就会形成“二元”思维，在评价人的时候，往往简单地评价为“好人”、“坏人”，如同小孩子看电影，思维简单。实际上，大部分或者应该说是所有人，都难以用“好”或者“坏”来评价，再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再好的人也有缺点。或者他在某个方面很坏，在另一个方面却很好；或者他今天很坏，但明天却很好；或者是以前很好，现在却变坏了。笔者绝不相信世上有没有缺点的人，或者是坏得没有一点好的人。人就是这么复杂，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好人”或“坏人”，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就对其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就过度地美化与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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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鲁迅在多篇文章中曾提到的杨荫榆女士，给我们的印象是封建卫道士，压制进步学生，但她最后却因保护女学生、斥责日军暴行而被日军杀害。其实这之间没有丝毫的矛盾，一个思想保守的人同样可以是一个为救同胞而牺牲的大无畏的爱国者，杨荫榆先生就是这多种性格统一的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人因此指责鲁迅，则更无必要，我们常说“对事不对人”，鲁迅的文章是针对当时事件而发，他并不是要全面去评价某个人。鲁迅说的是事实，杨荫榆最后的壮烈同样也是事实，二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非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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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复杂性，我们从一些演员身上就可以看到，周星驰在电影中这么搞怪，而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人。梁朝伟也很内向。演《武林外传》的阎妮，接受采访都会脸红，不善言谈。这就是矛盾的统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个性会统一到一个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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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多数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他们很少会去过度地神圣化一个人。丘吉尔在二战中领导英国人英勇地与德国法西斯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无疑是功勋卓著的国家英雄。但在战后的首相选举中，他却败给了艾德礼。在中国人看来，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丘吉尔是中国人，在中国建立了那样的功勋，他会被神化成一个高大全的形象，会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绝对不会在选举中败北。但在英国人看来，丘吉尔在二战中做的事情，是他作为首相应该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是一个人，一个做着与众不同的工作的凡人。工党领袖艾德礼用“实现全民医疗保障”这个最贴近普通人的施政纲领，说服了选民选择他。英国人民懂得，一个现代政府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向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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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说华盛顿是多么伟大，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却没有。笔者从来不否认他的伟大，但笔者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他想做独裁者也很难做到，因为美国人不会去神圣化一个人，并将之置于人民之上。在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民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圣人的手中。他们敬仰华盛顿，却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并通过各种方式避免国家陷入集权统治，使美国没有独裁的土壤。美国人也很少去妖魔化别人，在南北战争中，失败的南方军队也受到了尊重，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并没有对北方军队给予比南方军队更加正面的评价。南方的将军在战后也没有受到审判，甚至还受到了尊重，南方军队的阵亡者纪念碑同样受到保护。反观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及其军队，我们长时间以来抹杀了其在抗日中的贡献，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公平的。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一样都是来自于老百姓。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受到社会各界及国内外媒体的高度评价。随后几年，中国影视界出现了多部反映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影视作品如《我的团长我的团》、《大刀》等，歌颂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英勇表现。而即使在表现内战的作品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形象也大为改观，更为客观真实。这些说明我们是在不断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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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非常欣赏诗人艾青的那句名言：上帝和魔鬼都是人的化身。一个人，首先是人，拥有全体人类共有的特点，然后才是自己的个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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