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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 [:170184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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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 第十章 功利主义及其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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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一个世纪以前，谈论一下事情的另一个组成部分。随着这个世界物质环境的急剧变化，唯心主义哲学及其批判也得到了发展。源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许多变化。首先是机器的运用，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织布机的构造有了改进，纺织品的产量也随之增加了。最关键的一步，是蒸汽机的完善，它为大量涌现的工厂提供了驱动机器的无限动力。利用燃煤锅炉来产生蒸汽是最有效的方式，因此煤矿开采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尽管常常在严酷恶劣的环境下作业。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工业化的早期的确是一个可怕又可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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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的完善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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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圈地运动在18世纪达到了顶峰。数百年间，公地正逐渐被贵族圈占，作为私用。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靠公地收益过活的乡下人来说，圈地运动给他们带来的是苦难。然而在18世纪以前，对他们土地专有权的这种侵犯并没有导致大批乡下人背井离乡，流到城镇去寻求新的活路，这些人逐渐被新工厂安置下来。这些低收入的被剥削者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和郊区（19世纪大面积产业贫民窟的前身），机器的发明首先引起了手工艺人的彷徨，他们感到自己的技术日益变得多余。同样，机器性能的每一次改进，都容易受到产业工人的抵制，因为他们害怕砸了自己的饭碗。即便是今天，他们也依然存在着这种担心。就像19世纪的动力纺织机一样，电子机械的使用也使工会忧心忡忡。不过，就这个问题来说，悲观主义者总是错的。世界上工业国家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下降，相反，财富和舒适程度在各个方面都有了逐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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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承认的是，早期的英国工业无产者的苦难是十分明显的。造成一些严重罪恶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无知，因为人们从未遇到过这些新问题。以手工业和农民产权为基础的旧自由主义，在处理工业社会的新问题时显得缺乏灵活性。改革虽然迟到了，但最终还是纠正了这些早期的过失。工业化发展得越晚的地方（如大陆国家），困扰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些麻烦就越少，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问题就更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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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斯的纺织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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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早期，科学与技术之间相互影响的趋势开始明显起来。当然，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始终都是存在的。但自工业化时代以来，科学原理系统地应用于技术设备的设计制造，还是引起了物质的加速扩张。蒸汽机提供了新动力，而19世纪上半叶目睹了对相关原理的全面科学研究，新的热动力学又反过来告诉工程师们如何制造出效率更高的发动机。在这期间，蒸汽机开始在运输行业取代了所有其他动力形式。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和北美，庞大的铁路网络正在形成。同时，汽轮开始取代帆船，所有这些革新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视野。从总体上看，人似乎是一种保守的动物。就发展速度而言，人类的技术能力超过了自己的政治智慧，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从这种失衡中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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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的早期发展唤起了人们对经济问题的兴趣。近代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项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23～1790）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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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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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是一位哲学教授，也是大卫·休谟的同乡。他的伦理学著作继承了休谟传统，但总的说来不如自己的经济学著作重要。1776年发表的论文《国富论》为他赢得了声誉。该书首次对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进行了研究尝试，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劳动分工。斯密比较详尽地揭示出：假如把某件商品的制作过程细分为诸多环节，每一环节由一名专业化工人来负责，那么工业产品的产量就会增加。他特别举出了制造别针的例子，而且他的结论无疑是在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得出的。从此以后，劳动分工的原则在工业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其正确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当然，还必须考虑人的因素。因为，如果专门化操作变得过于缺乏连贯性，那么就会破坏人们对本职工作的兴趣，最终受损害的还是工人。这个在斯密时代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难题，已经成了现代工业的主要问题之一，它对那些操作机器的人产生了非人性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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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了英国特色。18世纪法国的重农主义者虽然的确对经济问题产生过兴趣，但他们的影响不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后者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圣经。这方面的第二个重大贡献就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后来该理论为马克思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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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方面，工业化的兴起导致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重视功利（主义），而功利正是浪漫主义者强烈反对的东西。但同时，和诗人及唯心主义者所煽起的浪漫激情相比，这种显得有些乏味的哲学在社会事务方面导致了更多的必要改革。它所寻求的变革是零碎而有序的，它的目标根本不是革命。而更为情绪化的马克思学说却不是这样，该学说以其独特的方式保留了大量的不妥协唯心主义（源于黑格尔），其目标在于通过暴力，对现有秩序进行全面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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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忽视了工业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人的问题，这些人并没有体会过工业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侮辱。他们起初认为，这些不愉快的事实也许是不幸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到了18世纪后期，当作家们开始提出这类问题的时候，那种有些自以为是的、缺乏同情心的漠然观点便被粉碎了。为了使这些事实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1848年的革命采取了一些行动。虽然作为一项政治策略，革命者掀起的骚乱并不怎么成功，但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们留下了对于社会环境的忧虑。英国的狄更斯和后来法国的左拉，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这些问题，从而使人们对事态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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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勒密·边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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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一切社会弊病的良药之一，就是向人们提供适当的教育。在这一点上，改革家们也许并不完全正确。仅仅教会每个人读写和计算，这本身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但同样错误的看法是，这些令人羡慕的技能对于一个工业社会的良好运作是不可或缺的。从总体上说，大量的专门化例行工作是可以让文盲来做的，而教育能够间接地有助于解决某些问题，因为它有时可以使那些被迫忍受苦难的人找到改善命运的办法。同时，非常明显的是，单纯的教育过程并不一定能产生这样的结果，相反，它却可能使人们相信现有秩序是理所当然的，这类灌输有时是非常有效的。但是，改革者们却正确地坚持了下述观点：除非能够全面理解一些至关重要的情况，否则有些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而这就的确需要某种程度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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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根据商品制造所提出的劳动分工理论，几乎达到哲学探索的高度。可以说，这种探索在19世纪的发展中同样变得工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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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使功利主义运动得名的伦理学说，追溯起来，尤其要提到哈奇逊，他早在1725年就对该学说进行了阐释。简单地说，这种理论认为善就是快乐，而恶则是痛苦，因此，我们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就是快乐最大限度地抵消痛苦的状态。这一观点为边沁所采纳，并作为功利主义逐渐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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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勒密·边沁（1748～1832）最感兴趣的是法学，在这方面，他主要是从爱尔维修和贝卡利亚那里得到了启发。边沁认为，在研究如何通过合法的方式来促进最佳事态时，伦理学主要是发挥一种基础的作用。他还是一群所谓“哲学激进分子”的领袖，这群人十分关注社会改革与教育，普遍反对教会权威和社会统治阶层的特权。边沁是一位性情孤独而谦和的人，起初，他的激进观点并不是很明显，但到了晚年，他虽然不大抛头露面，却成了一位锋芒毕露的无神论者。他很关注教育，和自己圈子里的激进派一样，他也对教育的包治百病抱有很大的信心。值得一提的是，边沁时代的英国只有两所大学，而且只有宣称自己信奉国教的人才能入学。直到19世纪后半叶，这个不正常的现象才得到纠正。边沁希望帮助那些无法满足现行体制苛刻条件的人们，向他们提供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1825年，他和别的团体一起协助创办了伦敦大学院。学院不对学生进行宗教审查，也不搞礼拜仪式，这时的边沁已经与宗教彻底决裂了。临终前，边沁要求将自己的遗体做成蜡像，并穿戴整齐，保存在学院里。该展品摆放在学院的陈列柜中，以此来永久纪念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边沁。本书中的这幅照片就摄自这一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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