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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 [:170184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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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 第十一章 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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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讨论过去七八十年的哲学时，面临着一些特殊的困难。由于我们与这一时期过于接近，以至于很难用一种恰当的距离和超然的态度来看待它。过去时代的思想家们经受住了后人批判性的考察，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淘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也有助于人们做出选择。一个很一般的哲学家长期获得某种程度的声誉，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尽管的确发生过重要人物被不公正地忽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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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困难则是对最近的思想家们做出选择。对于历史人物，我们有可能全面了解整个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而当代的人物由于离我们太近，使我们很难以同样的信心去辨识真相的各个部分。的确，实际情况只能如此。在事后才变得更明智，并且逐渐理解哲学传统的发展，要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如果以为能从当代变革的所有细节中总结出它们的意义来，这只能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幻觉。人们最多有可能看到某些与更早时期事件相关的普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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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的一些影响了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界风气的新发展，可以作为那一时期的标志。首先，工业化之前的陈旧生活方式崩溃了，技术力量的巨大发展使得生活比以前更为复杂起来，至于是好是坏，则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只是注意到了下述事实：和过去任何时候相比，我们对时代的要求变得更为多样化，对日常生活的要求也更为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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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也同样出现在知识领域。以前，个人曾经有可能掌握几门学科，而今天，即使只想彻底掌握一门，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知识探索的范围被分割得空前的狭窄，这的确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引起了语言上的混乱，这种不健康的现象是某些变革产生的恶果，而这些变革则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强行带来的。在不算遥远的过去，不仅在某个国家，而且在整个西欧的大部分地区，都有着一种共同的背景，这种背景为所有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所分享，这当然不是普遍的或平均主义的粉饰。过去的教育往往是一种特权，一种后来被废除的垄断；而今天，能否为社会所认同，惟一的标准就是能力，这是另一种特权。我们丧失了共同的理解基础，年轻人被专门化的需求和压力引入了狭窄的隧道，以至于没有时间去发展广泛的兴趣。其恶果就是，致力于不同探索分支的人们彼此交流起来往往感到极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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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还导致了另一种更为切实的语言混乱。在这个世纪，从远古时代起就为所有国家的学者所通用的语言衰落了，并最终走向了消亡。从西塞罗时代到文艺复兴，拉丁文曾是学者、思想家和科学家的语言。高斯在19世纪初期曾用拉丁文写下有关曲面的名著，但这种情况已经有些罕见了。今天，任何领域的探索者如果想深入自己的专业工作，都不得不掌握两三门其他语言，这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到今天，尽管某种现代语言看起来最终将发挥拉丁文曾经起到过的作用，但还是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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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严密性：居里夫人和丈夫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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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科学的分离，是19世纪的另一个新特征，这种退步违背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倾向。这些早期的思想家们按照一种和谐比例的原则来追求科学与艺术，而浪漫主义影响下的19世纪却强烈地抵制科学进步，仿佛它会对人造成腐蚀。科学的生活方式以及实验室与科学实验，仿佛禁锢了艺术家必不可少的自由和冒险精神。“实验方法揭示不了自然的奥秘”，这个奇怪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歌德以其浪漫主义腔调说出来的。不管怎样，实验室与艺术家工作室之间的这种对比，正好反映出了前面所说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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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科学与哲学之间也出现了某种分离。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在哲学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往往是那些在科学问题上并不外行的人。而到了19世纪，这种宽广的哲学视野在英国和德国消失了，这种状况主要归咎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如前所述，法国人之所以得以幸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语言不容易准确地翻译出这种哲学思想，因此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未能在法国造成同等程度的影响。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离从此继续发展着。当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并不是完全忽略了对方，但也许可以公平地说，他们常常不能理解对方在干些什么。当代科学家要研究哲学，并不比唯心主义哲学家研究科学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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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欧洲，在政治领域处于国别差异加剧的状态，而18世纪对政治问题并没有同样激烈的观点。那时候，当英法交战之际，英国绅士照样有可能在地中海的海滨度过冬季假期。总的说来，战争虽然残酷，却打打停停，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并不像过去一百年里的国家大战。正如许多别的现代事务一样，战争也变得更有效率了。到今天，如果试图挽救世界，使它免于彻底毁灭的话，那就得寄希望于世界的统治者们永远无能。不过，如果让公共事务的管理权落到日后的“阿基米德”（其战争武器是原子弹而不是枪炮）手中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没几天活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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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世纪后期并没有全面地预见到这些变化，相反，那个时代盛行着一种科学乐观主义，它使人们相信天国会突然降临在地球上。科学和技术的突飞猛进，似乎也让人们感到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即将被掌握，牛顿的物理学就是用来完成这个任务的工具。但是，后一辈人的各种发现对有些人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他们仍然以为只要把著名的物理学原理应用于特殊情况就行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原子结构方面的发现已经粉碎了世纪之交发展起来的自以为是的观点。不过，这种科学乐观主义的某些因素至今还保留着，用科学与技术改造世界的余地的确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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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日益增强的疑虑（甚至专家们也有），即一个“美妙的新世界”也许并不像一些过分热切的倡导者所想像的那样，完全是一件幸事。在很大程度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可能会消除，这是我们在有生之年就能看到的一种令人不快的普遍现象，这很可能会使人类社会成为一部更有效率、更稳定的机器，但它肯定会使一切思想上的努力到此结束，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别的任何领域，这种梦想实际上都是黑格尔式的幻觉。它幻想存在着可以达到的终极目标，以为探索是一个走向终极的过程。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相反，似乎很显然，探索是没有止境的，也许这将最终使我们远离乌托邦的臆造者们所梦想的那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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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基里科的作品《伟大的形而上学家》，内涵探索的象征。（收藏于纽约现在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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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科学控制，导致了新的具有伦理学特征的社会问题。科学家的发明和发现，就其本身而言，在伦理学上是中性的，但它们给予我们的力量却能够转化成好的或坏的行为。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使今天的科学更具危险性的，正是现有破坏方式的可怕效能。另一个问题似乎是现代科学对破坏对象不加区别的特征。从希腊时代以来，我们确实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一个希腊人在战时可能犯下的最大的罪行，也不过是砍倒橄榄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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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提出所有这些警告之后，我们也许应该记住，要正确地透视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非常困难的。另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当一切似乎濒临灭亡之际，总会有一些具有远见与魄力的人站出来正本清源。尽管如此，还是完全可以说，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全新的局面。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西方经历了一次空前的物质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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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哲学的对立，究其原因，是孔德实证主义的一个结果。我们在提及这一点时可以看到，孔德坚决否定了假设的建立。自然的进程可以被描述，但不能被解释。从某些方面看，这种观点和当时盛行的科学乐观主义有关。只有当人们感到科学事业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完备，并感到目标即将实现时，才可能出现这样的理论。值得关注的是，提到这个话题时，人们总是喜欢断章取义地引用牛顿的一段话，从而使他的本意遭到了曲解。在谈到光的传播方式时，牛顿慎重地说自己没有提出假设，他无意去做出某种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法解释。不过，我们也许能意识到，一种有力的理论（如牛顿的）一旦创立，就会在一个时期内得到充分的应用，而不需要提出这样的假设。只要科学家们仍然认为牛顿的物理学将会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么他们就会很自然地坚持描述而不去解释。唯心主义哲学家喜欢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把探索的一切分支纳入某个包容一切的巨大体系，而科学家正相反，他们感到自己的研究不应该陷入某种一元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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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实证主义者要求把探索维持在经验的范围内，这是在有意识地求助于康德及其追随者。为现象寻找理由，并声称提供了解释，这无异于闯进了解释范畴并不适用的本体之中，因此，这必定是一项不切实际的工作。所有对探索的哲学意义感兴趣的科学家，都以这种态度看待科学理论。当康德的名字在这里被引用时，必须记住的是，这些思想家所得出的观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康德学说。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康德的认识论把解释范畴的架构看做经验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在现在这种背景下，这些思想家声称解释是非科学的，因为他们设想它超出了经验范围，所以我们不认为这些科学实证主义者已经透彻地理解了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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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马赫（1838～1916）就是这些科学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其《力学》一书为力学提供了一种实证主义解释，并在解释过程中有意避免了使用牛顿物理学中曾经出现过的经院派术语。像“力”这样的术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力”并不是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只能说，物体以某种方式运动，因此马赫废除了“力”的术语，而用纯粹运动学的加速度概念来定义它。的确，马赫并不是在宣称建立一门将会更加有效的力学。事实上，实证主义者所做的就是运用“奥卡姆剃刀”剃掉空洞的科学概念中明显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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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无法详细地审验这种删减具有多大的合理性，但是，坚持普遍性科学方法的观点却具有某些重要意义。排斥假设，是误会了解释在科学中的作用，只要假设能够说明现象和预测未来，那么它就起到了解释的作用。如果不把假设本身当作探索的对象，那么它就可以继续解释下去，只要不违背事实。但是，假设之所以能起解释的作用，仅仅是因为它本身仍然没有被解释。当轮到它需要有说明时，它也就不再起解释的作用了，不过我们必须利用尚未得到解释的其他假设来解释它。这一点也不难理解，你不可能同时解释一切。而实证主义者却错误地认为你根本不能解释任何事物。如果你真的要抛弃所有的假设，那么又怎么来从事科学研究呢？剩下的全部方法似乎就只有培根的分类法。正如我们所知，这种方法并不能把我们引向深入。因此，恰恰是科学需要继续发展这一事实，证明了马赫之类的实证主义者的虚妄。迈耶松（1859～1933）的著作对实证主义学说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他的认识论的确是康德式的，虽然细节上并不一致，但在原则上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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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家们在试图用科学观点来取代他们所蔑视的“形而上学”时，常常陷入自己的形而上学困境。从某种角度看，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虽然有一些正当理由来否定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思辨，但却忘了科学探索本身就是在某些预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康德至少在这个程度上是正确的。因此，像因果关系这样的普遍性概念就是科学工作的前提，它不是研究的结果，而是一种预想，即使只是一种人们心照不宣的预想，没有它，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问题，那么后来出现在科学家著作中的那些新奇的哲学观，就不像猛一看上去那么令人鼓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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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学家们赞成某种数学的仪式，就把科学陈述及程序的意义有意地抛开了。科学研究的结果已经推翻了僵化、封闭的牛顿世界观，但总的说来，科学家们并不打算扩大这种观点，而是满足于利用数学理论来应付他们的问题，一旦有了恰当的解释，这些理论就会产生充分的结果。他们不再理会计算与转换的中间阶段，后者不过是起到了一套规则的作用。尽管这种态度并不普遍，却流传甚广；令人惊讶的是，它竟使人想起了文艺复兴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及其信徒的数字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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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普遍性趋势，使哲学领域产生了一场脱离科学的运动。不仅欧洲大陆唯心主义的复苏如此，而且不列颠的语言哲学也多半如此。至于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任务确实不是去发现，而是去评价被各方接受的各种说法的价值。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哲学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但是，不同的哲学观却能在不同的程度上，推动或妨碍科学探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