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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与自由思考的艺术 [:170186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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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与自由思考的艺术 第二章 告别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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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从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逃跑并回到了巴黎，在这之后的几年间，他的父母愈发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儿子在巴黎的自由思想者和怀疑者的圈子中越陷越深。两位老人的负罪感和失望一定令他们感到万分煎熬。他们的长子竟敢抛弃明明白白的真理，而代之以个人信念，这该多让他们忧心啊！同时，用亵渎上帝带来的短暂快乐代替信仰上帝带来的永恒喜乐又是多么地缺乏远见啊！狄德罗的母亲为自己的儿子感到无比痛心，用她的话说，狄德罗在巴黎的那几年让他“完全丧失了理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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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却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自己叛教这件事的。放弃宗教能为他带来的舒适生活完全不是欠缺考虑或自私自利的行为。相反，他经过了严肃的、足以改变他人生的思考，最终帮他做出决定的并不是盲从，而是启迪。也许他在离开索邦神学院之际得出的最具批判性意义的见解，就是理性的人有权利仔细检验包括宗教在内的所有人类传统和习俗。从这个角度来看，天主教信仰本身是可以被理性化、被优化，甚至被抛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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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容易受到这类思想影响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他的某种内在特质显然使他对权威缺乏耐心，令他经常质疑权威的思想基础。但除此之外，狄德罗之所以对天主教的质疑越来越深，还有更确切的理由。这位前神父在年轻时就曾经对他在基督教教义中发现的一系列矛盾点无法释怀，尤其是由来已久的“邪恶”这个问题。狄德罗实在想不通，基督教的神怎么可能既是他爱护着信众的仁慈天父，同时又是一位不饶人的严苛法官，怒气冲冲地将邪恶的人投入无尽的火海，罚他们忍受无尽的折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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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意图的模糊不清只是狄德罗众多疑虑中的一个。当年，狄德罗作为未来的神职人员，他所住的街区有众多宗教学校、教区教堂、大修道院，还有十几个修士院和修女院，他因而有很多机会能够观察并批判那些扮演神意阐释者的人。他对宗教厌恶开始于对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博士的反感，后来逐渐扩大成为对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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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最终创作出了他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讽刺作品——《修女》。这部言辞犀利的小说描述了道貌岸然的修士，擅长操纵他人的告解神父，游手好闲的牧师，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群与世隔绝的女性，她们通过向他人施加暴力和怪异的性行为来释放被压抑的性能量。[2]但在狄德罗的早期作品中，他有时会以更温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他最喜欢讽刺的对象之一是一群被称为“贝尔纳丹”的熙笃会的修士，这些本应是苦行僧的人无一例外地被狄德罗描绘成热衷于享乐的美食爱好者，他们比城中任何一个富有的银行家都更脑满肠肥。在更为认真严肃的场景下，狄德罗作为前神学院的学生，还对宣扬“唯一真正的信仰”的一众人竟然对教义的理解迥然不同这一点表示难以理解：多年间，他见过认为上帝是完美的因而不可能欺骗人类的笛卡尔派，也见过拒绝相信三位一体和耶稣基督之神性的苏西尼派，还见过宣称与上帝合而为一的唯一方法在于神秘主义和灵魂的被动性的寂静主义者。后来，作为《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经常用玩笑的语气编写条目，通过嘲讽天主教的不同派别为了晦涩又无法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争吵不休自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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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这类争论中，有一个极具破坏性，使狄德罗无法对其一笑了之。这个争论发生在耶稣会和詹森派之间。两者的分歧出现于17世纪40年代，当时法国天主教中的一群好斗的教士开始宣传伊普尔主教康内留斯·詹森的信条。此时的法国仍处于宗教改革的余波之中，詹森主义的兴起威胁到了法国天主教会的根基。詹森派声称当时重权在握的耶稣会风纪松散、过于世俗化，在对其严加指责的同时，宣扬了更加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认为人类处境的特点是原罪和堕落。令耶稣会人士最为震惊的是，詹森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布莱兹·帕斯卡）竟然强调只有被上帝选中的一小部分人才有资格享受恩典。相比之下，耶稣会神学家重视的是教育和人类的可完善性，他们的观点明显更加温和。耶稣会不仅在教义上与罗马教会相呼应，而且全心全意地投入在维护天主教信仰的使命中，并宣称人类作为上帝的创造物生活在世间就要接受考验，但他们可以通过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获得灵魂救赎。[3]耶稣会还将詹森派定义为异端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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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既在朗格勒的耶稣会学校学习过，又曾是巴黎的詹森派阿尔古学院的学生，因而对天主教内部的神学争论以及政治争斗很熟悉。在他那个年代，这类冲突事件开始于路易十四在1709年决定取缔和彻底摧毁詹森派运动的重要据点，波尔罗亚尔修道院。这个暴力摧毁詹森派的决定在四年后得到了教宗克勉九世的支持。教宗发出了最高级别的律令——使徒律令，将詹森派运动的基本宗旨批判为虚假、可耻且鲁莽，认为其严重损害了教会的稳固。各种不同类型的王室及教会迫害在路易十五时期仍在持续，继而导致了一系列詹森派宣传小册子的不断传播。凡尔赛宫[4]对此的回应是将无数詹森派领导人监禁或流放，双方你来我往，争斗不休，形成了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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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狄德罗看来，这样的冲突没有任何反常之处。相反，它代表了宗教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运作机制。宗教并没有将人类团结在一起，而是使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将对方视为异教徒或是政治上的死敌，并认为对方必须被彻底消灭。狄德罗后来用最简单的措辞解释了这个现象：“我见过自然神论者对无神论者拿起武器；自然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又一同攻击犹太人；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和犹太人联合起来反对基督徒；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犹太人和基督徒一起对抗穆斯林；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犹太人、穆斯林和众多基督教教派共同向某一个基督教教派发起进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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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非常清楚，教义的不同导致了法国历史上一系列的流血事件。在16世纪的法国，被天主教的主教和国王驱逐、吊死、烧死、屠杀的清教徒数以千计，用狄德罗的话说，一段“国家一半的人民虔诚地沐浴在其另一半的鲜血之中”的时期由此开始了。[6]这样的迫害和偏狭并不仅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就在狄德罗出生之前不到二十年，路易十四颁布了1685年枫丹白露敕令，就此终结了1598年的南特敕令及其颁布后相对意义上的宗教宽容时期。就在敕令签发后的几天，凡尔赛宫下令同时开启两项针对法国清教徒的清除行动：一方面，法国军队踏遍全国，将胡格诺派的教堂和圣所夷为平地；另一方面，有组织的骑兵队冲入清教徒的寓所，对所谓的异端分子进行恐吓，强迫其改变信仰，甚至加以驱逐。这致使至少两百万清教徒从法国逃到英格兰、德国、荷兰和美国等地。狄德罗不禁疑惑，在这些宗教内斗和迫害中，上帝的意志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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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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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狄德罗开始积极地质疑天主教的内在矛盾和失败之处时，对于那些将反宗教的甚至是无神论的思想引进到巴黎文化中的作品，他肯定也很熟悉，或者至少是听说过。这类作品有很悠久的历史，其中最古老的出自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最著名的要数卢克莱修大约在公元前50年所写的《物性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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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莱修的这部长诗共分为六卷，唯一留存于世的抄本于1417年在一个德国修道院被发现，后于1473年首次刊印。全诗用抑扬六步格写成，这是一种风格宏大的史诗体例。该书拒绝承认非物质性的神的存在，强调灵魂的物质性和不可永生性，并用物质性的原子来解释世界、宇宙和一切生命。更重要的是，这位古罗马诗人花费了大量心思，用令人记忆深刻的警句格言着重描写了宗教和迷信带来的恶果，其中最有名的是“人做出滔天恶事是为宗教所驱使”。[8]这首著名的献给无神论的挽歌包罗万象，读之令人愉悦，在狄德罗的时代仍然是检验同类思想的标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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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以非正统信仰为主题而比《物性论》更近代的作品也有很多，只要认识对的书商或是朋友就能购得。最有影响力的论文是巴鲁赫·斯宾诺莎写于1670年的《神学政治论》。斯宾诺莎不仅对《圣经》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这位生于荷兰的葡萄牙裔犹太哲学家还认为任何神明都不可能存在于自然和哲学的界限之外。[10]就斯宾诺莎在何种程度上允许神明存在这一点来讲，他理论中的神与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完全不同。他所指的神不仅和宇宙中的一切存在处于同一层面，这个神还没有任何“心理”，没有任何目标，对人类也完全不关心。然而，18世纪的神职人员并没有费心探讨斯宾诺莎世界观的微妙之处，只是简单粗暴地斥其为“无神论者的领袖和导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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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政治论》在18世纪有众多传承者，在法国，最出色的是一位身处偏远的埃特雷皮尼教区的乡村神父。他名叫让·梅里耶，他在领导信众的同时，还撰写了一部无神论“圣约书”，该作品在1729年他去世后不久被发现。《让·梅里耶思想及观点回忆录》手稿的抄本很快在自由思想者中流传开来。梅里耶主要借鉴了斯宾诺莎，在自己的“圣约书”中坚称说，整个天主教信仰都是人为创造的；天主教信仰的基础是错误；所谓的启示、神谕以及奇迹都是编造出来的；所有讲道理的人都应该认识到世上的一切神，包括基督教的上帝在内，根本就不存在；等等。[12]如果说罗马天主教会被当作“母亲和导师”的话，那么梅里耶的“圣约书”可以说是犯了弑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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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狄德罗逐渐成年，有越来越多类似的手稿和书籍开始在巴黎传播，但学者们并不能确定狄德罗在离开索邦神学院之后的几年间是否读过斯宾诺莎或梅里耶的作品。但无可争论的是，即便狄德罗读过这些作品，他也没有因此而轻率地选择成为无神论者。他的改变发生得非常缓慢，起步于一些看起来并无威胁的书籍，而这些书大多是用英语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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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与他同时代的擅长哲学思考的思想家一样，狄德罗知道英格兰在思想界的贡献和他们日益增强的海上霸权并驾齐驱。如果说大多数欧洲人都认为（无论其理由是对是错）18世纪30年代的法国在戏剧、绘画和诗歌等方面几乎占有绝对的话语权，他们也承认，英国贡献的很多思想和方法都与后来被称为启蒙运动的思潮密切相关。[13]狄德罗与英格兰思想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他放弃在索邦神学院继续进修神学的几个月后（这也许并非巧合）。这是在1734年，当时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出现在了巴黎的书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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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德·拉·图尔试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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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真名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年长狄德罗近二十岁，作为一位天才的戏剧作家，他非常喜欢在写作中采用戏剧化的手法，包括在自己的哲学作品中。[14]《哲学通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部短短的作品由二十四封[15]散文式书信组成，为从根本上重整法国思想绘制了蓝图。他在话题之间迅速转换，对英格兰（相对的）宗教宽容加以褒扬，并且称赞了英国那些看起来很讲道理的贵格会教徒。他赞扬了英格兰有远见的重商主义、货物交换，以及新的疫苗计划。对于英国的宪法和政治状况他也颇为欣赏，因为与法国相比，英国给予了其公民更多的政治自由。《哲学通信》最具说服力和影响力的部分则是伏尔泰对几位著名学者和哲学家的介绍，包括弗兰西斯·培根、约翰·洛克和艾萨克·牛顿。伏尔泰在书中表明，这些人通过重新定义哲学、科学以及宗教之间亘古未变的关系而改变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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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对萌发于英格兰的“新哲学”的歌颂并没有得到法国政府的欢迎。《哲学通信》因为指责法国在科学试验上落后、在宗教信仰上迷信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欧洲的大火。巴黎最高法院下令烧毁这部作品，定性其“可耻且反宗教”，[16]但估计有2.5万册副本还是流入了法国及欧洲的图书馆。[17]这是启蒙运动思想史上的分水岭。伏尔泰不仅呼吁自己的国人走出思想上的幼儿期，还凭一己之力为坦诚的宗教和科学探讨创造了一个新的公众平台。从本质上讲，他重新定义了哲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他还将这一理念传给了包括狄德罗在内的年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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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8世纪30年代末，狄德罗自学了英语，之后便开始跟随伏尔泰的脚步，阅读培根、洛克和牛顿的作品。[18]这三位学者分别为这位成长中的哲学家提供了不同的基础课程。从培根那里，狄德罗学到了科学无须对以《圣经》为中心的世界观卑躬屈膝，而应建立在归纳和实验之上，并且在理想情况下，还应当促进人类对大自然的掌控。洛克主要向狄德罗传达了两个互相关联的概念。第一，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头脑的理论，否认人类具有“先天观念”（这就意味着人类不可能生来就能理解神的用意）。第二，洛克认为，人的头脑生来如一块白板，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完全来自感官体验和思考。这一完全非精神性的认知论架构起了第二个极为重要的教训。根据洛克的理论，人只能通过感官来获得真正的知识，既然如此，那么任何人若是想要解开自然界的奥秘，就必须依靠观察和实验这类所谓的经验主义方法，以避免将知识体系建立在幻想之上。和前辈培根一样，洛克呼吁人们与科学真理和哲学真理建立一个全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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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伏尔泰提到的这三位专家中，对18世纪40年代的狄德罗影响最大的可能还要数艾萨克·牛顿。首先，牛顿推翻了关于宇宙和行星体运动的理论，这一理论由勒内·笛卡尔于1633年提出后长期统治思想界。笛卡尔认为，血细胞和行星都在一个巨大的宇宙旋涡中翻滚，这个离谱的推测性论断暴露出其理论的致命问题；相对地，牛顿用包括微积分在内的多种数学工具，有力地论证了普遍的运动定律和重力（法国人称之为吸引力）法则。当读到牛顿于1687年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9]中的宣言时，读者仍然会为之激动：“由天体的现象，我推导出使物体趋向太阳和每一个行星的重力。然后，通过由数学方法得出的命题，从这些力中推导出行星、彗星、月球和海洋的运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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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和牛顿的科学发现同样重要的是牛顿在这些发现最后给出的总结性提议，这个提议开启了千百个科学实验：“我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同样的思考方式，从机械运动原理中，得出对其他自然现象的阐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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