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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修订版） [:170187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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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修订版） 第五节 思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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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德格尔那里绎和发挥出一个“诗化哲学”或者“浪漫美学”的体系，这种做法国外有，国内前些年更盛。我在这里以“思与诗”为题作本章最后一部分的讨论，却不是想突出海德格尔思想的美学或诗学“归宿”。这不是本文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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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与诗”，这是海德格尔始终关注的课题。瓦尔特·比梅尔说，从《存在与时间》到演讲“艺术作品的本源”、对荷尔德林和特拉克尔的诗的阐释，都贯穿了“诗（Dichten）–思（Denken）–语言（Sprache）”这样一个“问题圈”。(70)这样理解犹嫌空泛，还没有实际地切中海德格尔思想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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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诗”这个课题在1930–1940年代的海德格尔那里是特别突出的，所谓“诗–思–语言”的“问题圈”那时当然已经有了。但“思”这个课题（对“思”的“思”）却主要是在1950年代公然显出的。海德格尔50年代以“思”为主题的著作就有筑·居·思”（1952年）、《什么叫思想？》（1954年）、“什么是哲学？”（1956年）、“思想的规律”（1958年）和“泰然任之”（1959年）等等。这不是偶然的、表面的，而是与我们在上面所理出的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相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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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海德格尔在道路的诸路段上，1930–1940年代着重论“无蔽”（Aletheia）和“诗”，即论作为“无蔽”的存在之真理（澄明）和作为“无蔽”的语言（“诗”）；1950年代着重论“逻各斯”（Logos）和“思”，也即论作为“逻各斯”的存在之聚集运作和作为“逻各斯”的语言（“思”）；同时，海德格尔在1950年代还展开了关于“大道之说”即作为“道说”的语言（“诗–思合一”）的论述。因此，比梅尔所谓“问题圈”实际上就是“道路”；但说“圈”也是恰到好处，因为“道路”总是“回归性”的。以上区分各个“路段”，只是就其在各个阶段“显”出的重点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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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记取“思想道路”的固有特性的前提下，我们实可以列出以下“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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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theia（解蔽）→Logos（聚集）→Ereignis（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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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hten（诗）→Denken（思）→Sage（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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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待说，这两个“线索”以其一体的对应标识出海德格尔的“存在–语言”（“大道–道说”）思想的“道路”的伸展。又考虑到“思想道路”的“回归性”，同时也联系海德格尔主要在《形而上学导论》（1935年）中借早期希腊思想所作出的对他的“道路”的“前瞻”，我们也应该把上述“线索”作“共时”的标画，庶几可以形成他的“思想道路”的“剖面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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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几乎在《形而上学导论》这个著名讲座的同时，海德格尔就在其手稿中写下了“大道”一词，基本形成了他的“大道”思想；而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是借希腊的Physis的名义来思其“大道”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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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还得对“诗–思–语言”作一些具体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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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前文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专题讨论。诗的本质已由荷尔德林道出：诗乃“存在之创建”。所谓“创建”即“命名”。诗的“命名”“令”存在者存在。通过“命名”，诗人创建了“持存”（“存在”），道说了“神圣者”。这就是诗的“解蔽性”。“命名”即“解蔽”（entbergen）。但诗的“道说”（Sagen）和“命名”（Nennen）是响应“神圣者”的召唤——“存在”意义上的语言——而来，因此，根本的“道说”乃是神圣者的“道说”，“命名”乃是语言的“命名”，是语言的“令”。诗人受“神圣者”的“暗示”才有所“道说”，按语言之“令”才有所“命名”。这里，“解蔽”（Aletheia）意义上的诗和语言的归属关系是显然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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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思”呢？我们对“思”议论得还很不够。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在“逻各斯”（Logos）意义上讨论“思”。(73)把“思”和“逻各斯”联系在一起，理所当然，后世的形而上学正是从源出于“逻各斯”而后与“逻各斯”相疏离的“逻辑”（Logik）来规定“思想”的。基于“逻各斯”与“解蔽”的合一，以及思与诗的“近邻关系”，海德格尔当然也在“解蔽”和“诗”这个主题中讨论“思”，在“逻各斯”和“思”这个主题中讨论“诗”。但总的看来，集中的对“思”的思，要与“逻各斯”相联系，故在海德格尔讨论作为“聚集”方式的“物”与“词”的同时，论“思”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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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首先要与形而上学的“思维”划界。形而上学的“思维”是“表象性思维”。“表象”是把一切都立为“对象”。因此要形而上学去“思”非对象性的存在，实无可能。形而上学只可能把存在也立为一个对象，一个存在者。这种“表象性思维”并不是“思”。海德格尔也称这种“表象性思维”为“计算思维”（das rechnendeDenken）。(74)表象的、逻辑的、理性的、计算的思维不是“思”。科学并不“思”。形而上学、哲学并不“思”。因为“思”乃思存在。“思”不是对象性的，而是应合性的、是期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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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遗忘存在的历史已经久而久之。科学和技术工业日益肆意扩张。于是，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哲学和科学不但不“思”，不能“思”，而且还对“思”大加危害。在趋迫着“思”的“三大危险”中，海德格尔认为“哲学方式”（Philosophieren）乃是其中“恶劣而糟糕的危险”。(75)“思”隐匿，哲学兴。这是“存在历史”的命运。现时代正是形而上学达乎“终结”的时代，是“计算性思维”最猖獗的时代；而物极必反，这时代同时也就是最激发“思”的时代了。在这个时代里，“有待思的东西”从人那里扭身而去，我们还没有学会“思”。没学会“思”也并非全然是恶果。海德格尔不无机智地说：“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时代里最激发思的事情乃是我们尚未学会思。”(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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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必然触及对现代技术之本质的思考。海德格尔把技术的本质规定为“集置”（Ge-stell）。(77)从字面上看，海德格尔显然是要借“集置”一词来突出技术与“表象”（Vorstellen）、“订造”（Bestellen）和“制造”（Herstellen）等的联系。技术作为“集置”是一种控制、摆弄人类的奇异的力量。海德格尔说：“集置的作用就在于：人被坐落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这种力量把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了。他说当他看过从月球向地球拍摄的照片之后，他是惊慌失措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原子弹，现在人已经被连根拔起。我们现在只还有纯粹的技术关系。”(78)人类对地球的征服实际上是人类自身的沦丧，技术对物的“制造”实际上是消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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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在此表达的惊惶和忧虑当然不是杞人忧天。在此我们也不必多提当今世界的环境、生态困境和人们越来越自觉的环境忧患意识了。技术是人类的不可抑制的膨胀。人类恐怕有重蹈白垩纪的膨大恐龙们之覆辙的危险。当海德格尔晚年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时，他明显是含着一丝绝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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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海德格尔终究还是要问：如何可能重获人类的“根基持存性”（Bodeständigkeit），让人类重返本真的“栖居”？在海德格尔看来，道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思”的道路。“审慎的思要求我们，不是片面地系执于一种表象，不是一味地追逐于一种表象取向中。”(79)这是一种“态度”的转变，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让技术对象入于我们日常世界而同时又让它们出于我们的日常世界，也即让它们作为物栖息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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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技术世界的态度，海德格尔名之为“向着物的泰然任之（das Gelassenheit zu den Dingen）”。技术世界的意义遮蔽着自身，这种意义根本上就在于那种隐而不显的但又关涉着我们的领域中，此领域即“神秘”之域。因此，为了洞悉技术世界的隐蔽的意义，同样也需要一种态度，就是“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die Offenheit für das Geheimnis）。这样两种态度——向着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或能允诺我们一种可能性，让我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栖居在这个世界中，也就是给予我们以一线希望，让我们获得一种新的“根基持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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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意思并不难解，即是提倡非对象性的诗意看护和非知性逻辑的神秘启悟。那么，这两种态度与“思”有何关系呢？海德格尔说：“两者只不过是从一种持续不断的热烈的思中成长起来的。”(80)也就是说，“泰然任之”和“虚怀敞开”乃是“思”所要求的两种基本的生存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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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理解，这里的“泰然任之”和“虚怀敞开”也就是从“逻各斯”的聚集运作（物与词）方面来说的人之于“大道”的归属和顺应。对“逻各斯”意义上的物，人需得“泰然任之”；对“逻各斯”意义上的词语（“道说”），人需得“虚怀敞开”。因此，关于“思”的根本规定，还要着眼于“大道”的神秘“道说”、着眼于“逻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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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是自行隐匿的。在技术时代里，“大道”更是从人那里扭身而去。但海德格尔说，“扭身而去”并不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相反，它总是以一种确实很神秘的方式关涉着人。“隐匿，走向思的东西的自行隐匿，如今作为大道比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更在当前。”(81)自行隐匿的“大道”乃“走向思的东西”（das zu-Denkende），是召唤思的东西。“思”本身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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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大道”的“隐匿”，“思”就是与“逻各斯”相应的“聚集”。海德格尔以“思即回忆”一说来暗示“思”的“聚集性”。“思”就是“回忆”（Gedächtnis），是响应自行隐匿的“大道”来思念“大道”。海德格尔有一段描述，说的是“思即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