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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哥王阳明 雷霆启寐,烈耀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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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在批判朱熹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捡现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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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以本心为认识的终极目标,我心就是绝对的真理。自作主宰,乾纲独断,直指本心,一了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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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脱离实际,陷入自我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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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虽然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也着重肯定主体意识(在程朱,由于心统性、情,而情分好、坏,因此心不能等同于理,只能说性即理),但心即理的三项构成要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此心在物(阳明笔下的“物”皆指“事”)则为理”缺一不可,最后一项强调了我心之理与外在之事的联系,这就使它有了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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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个问题来了,万能公式(心=性=理=良知)说心=良知,而“心即理”已经具有主体与外界联系的含义,还要“致良知”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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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其实等同于:已经有了《传习录》,还要《明朝一哥王阳明》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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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心”、“性”、“理”这些命题即使搁到明朝也是很不平易近人的,读者一看到这些字眼立马会索然无味扔书的,而王阳明在经历了那么多恶心的政治风波后,早就对“君德成就”(改造皇帝)不抱奢望,从宋儒的“得君行道”彻底转变为“得民行道”—搞心学不是为了给皇帝开经筵日讲,而是针对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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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以阳明之敏锐,不难察觉到这异于以往任何朝代的微妙变化。于是,他放弃了原儒们孜孜以求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幻想,将目光投向重建合理的人间秩序,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从而开辟出一条前无古人、通往现代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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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即理”,将普遍之理与主体意识人为黏合的痕迹还很重,而在致良知,由主体意识发挥出来的理性力量和承担精神被放到了首位—人人作独立自主的判断,人人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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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心=良知并不是那么恰当,更准确的说法是:心是体,良知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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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吧,心之本体便是性(心=性),而阳明又认为性囊括了情,因此天理不外乎人情(性=理),心也兼具道德与情感的双重含义,情感是基础,道德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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恻隐之心是情,表现出来就是仁;羞恶之心是情,表现出来就是义;辞让之心是情,表现出来就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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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孝是动物都有的东西,不敬何以别乎?在这,孝是情感,敬是“礼”,礼就是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懂不懂礼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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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就是:动物是纯感性的,而人能从感性中升华总结出理性,是感性与理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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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阳明认为这还不够,万一感性与理性发生冲突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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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如果你是《射雕英雄传》里的杨康,怎么面对杨铁心和完颜洪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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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天而降的生父,一个视如己出的养父;一个是朝廷命犯,一个能睥睨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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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行为是极其复杂多变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有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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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就是良知,就是:是、非、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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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之心还是心,所以有心=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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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仁就是区分爱谁不爱谁,义无非是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礼不过是定义孰尊孰卑。因此,一个是非之心便涵盖了前三者,涵盖了一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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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就是是非之心,就是建立在真实情感之上的价值判断,它的感情基础是好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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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之事千变万化,无非是非二字,好恶二字。你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这是一事当前你的价值判断。至于为了实现这一判断采取什么手段,是直来直往还是曲线救国,那就是术的层面,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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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由内而外的顺序就清楚了:是非之心,也就是良知,发动而为意。意识必有指向,落实处便是物(事)。由此,意(意识)将心与物(事)连成一体,知(良知)与行(致良知)一气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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