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962344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1701959821]
1701962345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第八章 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
1701962346
1701962347
一、引言
1701962348
1701962349
我国古代辩证思维的源头深藏在《周易》和已经佚失了的更早的《连山》和《归藏》之中。《易》虽原系卜筮之书，但内中蕴藏着丰富的哲理。六十四卦“乾坤居首，其余六十二卦两两比邻，不反则对，全是按此规律排列”[1]。这部至晚成于殷、周之际的卜筮专书中暗藏着矛盾对立，而又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有待后世名卿哲士去阐析。从《左传》中可以肯定自春秋早期即有以“德刑”、“刚柔”等对立概念应用于政务人事之例。首度成系列的辩证词组出现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2）齐国名卿晏婴对齐景公的谈话：
1701962350
1701962351
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其平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
1701962352
1701962353
《左传》同年记有郑子产临终前对他理想的政治接班人子大叔（游吉）的劝诫：“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左传》立即征引事后仲尼“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是和”，对郑国两代名卿政绩的赞扬。可见吴王阖庐三年（前512）事先由孙武撰就进呈的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大批、系统、不反则对的辩证词组的出现绝不是偶然和突然的，而是春秋晚期的新思辨潮流的深刻反映。在检讨《孙子》、《老子》辩证思想的传承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正确了解古代中国辩证思维的特征。当代思想史家中，李泽厚先生对中国文化积淀往往有新颖深切的体会，而且能把深邃的道理做出精当易晓的解释。他认为先秦思想流派中最先发展和应用辩证思维的是兵家，因为战争事关生死存亡，“略不经心便可铸成大错，而毫厘之差便有千里之失”。他紧接着做了以下分析和论断：
1701962354
1701962355
也正是因为此，古兵家在战争中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就不止是单纯经验的归纳或单纯观念的演绎，而是以明确的主体活动和利害为目的，要求在周密具体、不动情感地观察、了解现实的基础上尽快舍弃许多次要的东西、避开繁琐的细节规定，突出而集中、迅速而明确地发现和抓住事物的要害所在；从而在具体注意繁杂众多现象的同时，却要求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来明确、迅速、直截了当地去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以便作出抉择。所谓概括性的二分法思维方式，就是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的特征，便于迅速掌握住事情的本质。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提出的那许许多多相反而又相成的矛盾对立项，即敌我、和战、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攻守、动静、虚实、劳逸、饥饱、众寡、勇怯……等等。把任何一种形势、情况和事物分成这样的对立项而突出地把握住它们，用以指导和谋划主体的活动（即决定作战方案或退或进、或攻或守等等）。这是一种非归纳非演绎所能替代的直观把握方式，是一种简化了的却非常有效的思维方式。……
1701962356
1701962357
正因为这种矛盾思维方式是来源于、产生于军事经验中，而不是来源或产生于论辩、语言中所发现的概念矛盾，所以它们本身也就与世俗生活一直保持着具体内容的现实联系，具有极大的经验丰富性。像《孙子兵法》里举出的那许多矛盾对立项，就是非常具体的和多样化的。与生活经验紧密相连，它们是生活斗争的经验性概括，而不是语言辩论的思辨性的抽象。[2]
1701962358
1701962359
二、《孙子》、《老子》互证
1701962360
1701962361
接受了李泽厚古代中国辩证思维源于军事经验的特征的说法的前提下，我们便可以将《孙子》、《老子》两书里的辩证词组，也就是李泽厚认为的矛盾对立项，罗列于下以备初步比较与探讨。
1701962362
1701962363
《孙子兵法》中的辩证词组
1701962364
1701962365
1701962366
天地、阴阳、寒暑、上下、左右、纵横、往来、先后、远近、深浅、大小、方圆、主客、敌我、广狭、顺逆、死生、胜败、治乱、安危、利害、轻重、强弱、智愚、文武、贵贱、众寡、饱饥、爱（赏）罚、虚实、形名、正奇、刚柔、动静、行止、静、劳逸、攻守、进退、诱避、迂直、屈伸、起伏、专散、险易（利）、勇怯、愠悦、取予、骄卑、离（分）合、迎背（向逆）、周隙、全破、心力、钝锐、速久、有余不足、有常无常、有形无形、崩乱严明、齐一（同欲）不合、不（无）穷可全。
1701962367
1701962368
今本《老子》中的辩证词组
1701962369
1701962370
（甲）《诸子百家大辞典·道家篇》所列：
1701962371
1701962372
阴阳、有无、刚柔、强弱、大小、高下、前后、美丑、难易、损益、生死、吉凶、祸福、荣辱、贵贱、智愚、巧拙、胜败、攻守、进退、轻重、静躁、曲直、雌雄（牝牡）。
1701962373
1701962374
（乙）本文笔者补加：
1701962375
1701962376
奇正、天地、夷颣、盈洼、辩讷、敝新、明昧、歙张、开阖、兴废、取与、寒热、厚薄、长短、善妖、德怨、文朴、有余不足。
1701962377
1701962378
显而易见，《孙子》词组大多数皆有关军事，比较详细周密，而《老子》对《孙子》词组有所损益，有关军事的比较概略，而词组涉及的思想范畴却较《孙子》为广。笔者觉得这一现象从李泽厚的宏观论断中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老子》谈兵部分确有不少处可认为是《孙子兵法》的延伸和概括，但《老子》之所以富原创性，正是因为它能把《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提升到政治和形上哲学的辩证层次[3]。可惜的是，这种论断是出自李泽厚长期对中国文化积淀个人独特的体会，而且在讨论“兵家辩证特色”的第一底注中，谦虚地声明《老子》“著者及其成书年代，本文不讨论，暂采春秋末年说”[4]。《孙》、《老》问题的澄清就有待“偏重考证的历史学家的思想史”了[5]。
1701962379
1701962380
笔者第二次退休以后，研究兴趣始转入中国古代思想、宗教和制度，虽对思想知识尚极有限，却正是“偏重考证的历史学家”。从繁琐的考据以求证成《孙》为《老》源，正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案：本文附加的参考论文（一），拙著《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的结论是：《孙子》十三篇撰就于吴王阖庐三年（前512）召见之前，其成篇早于《论语》至少两、三个世代。参考论文（二），《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说明《史记·老子列传》中的老子李耳（字聃）的后裔世系必系青年司马谈讲业齐都期间，亲获自李耳八世孙、胶西王卬太傅李解者，故李耳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左右，约当孔子卒后、墨子诞生后四十年。再则即使当代极端崇《老》学人相信孔子曾问礼于老聃者，亦不得不承认《老子》成书必晚至战国之世，故《老子》书中辩证词组及论辩方法至少部分衍生于《孙子》一事，本应系不争之论。
1701962381
1701962382
不幸的是，两千余年来，在重文轻武、儒家伦理、老庄玄学支配的思想环境之中，孙子其人其书饱受漠视、怀疑与毀谤，即使集心性大成的军事天才王阳明都认为《孙子》“炼字炼句，逼真《老子》书”[6]。当代郭沫若的看法更具有代表性：
1701962383
1701962384
《孙子兵法》是稍后于老子的一部杰出的古代军事著作，相传为孙武所作。孙武，齐人，活动于春秋晚期，做过吴国的将领。他所著的《孙子兵法》，发展了老子的军事思想，为后来兵法家的先驱。[7]
1701962385
1701962386
即使看法与郭沫若完全相反的已故钱穆先生，也充分了解从文字文句上考证《老子》“伪出”或晚出之异常不易：
1701962387
1701962388
昔清儒辨《伪古文尚书》，一一为之搜其出处，明其剽窃之所自，而《伪古文尚书》之案遂定。然《老子》非《伪古文尚书》比；《老子》五千言洁净精微，言无枝叶，本不求剽窃见信，亦何从以剽窃证伪？故欲自文字文句求之而证《老子》之伪出，其事不如证《伪古文尚书》之易。[8]
1701962389
1701962390
但是，为了学术真理和公道，我们虽对《老子》一书必须给予应有的尊敬和赞赏（因为晚出不能等同“伪出”），还是要勉为其难地从文字文句中探索《老子》吸取《孙子》的真凭实据。试先以《孙子兵法》中的《势篇》与《老子》全书中相关文句作一密集多维的比较与考诠。《势篇》全文三三八字抄录如下以备读者参考：
1701962391
1701962392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虚实是也。
1701962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