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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170195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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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第十三章 北魏洛阳城郭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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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古都城的规模与建置，实是人类史上相当特殊、极值得研究的问题。姑以都城所占的地理空间而论，罗马帝国极盛时代的首都罗马所占的面积是大约九方英里，约合七十方清里强。东罗马帝国千余年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内外两城所占面积也大约是九方英里[1]。罗马帝国的东西两京无疑义的是传统西方最大的城市。一般欧洲中古名城所占面积都远较上古罗马和中古君士坦丁堡为小。即以中古的伦敦而论，直至13世纪末，其王宫、教堂、官署、市廛、民居等项建筑还填不满上古罗马帝国驻军所筑的城垣，而这座城垣所占的地面不过三百三十英亩，即半方英里另十英亩[2]。而我国唐代的长安，城垣所占的面积，不包括大明宫，已经超过三十方英里，亦即二百三十五方清里；全盛时代城内的人口大约靠近一百万[3]。其规模之宏远，不特在我国历代帝都之上，且为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史上所仅见。至于这种伟大都城建置营划的渊源，陈寅恪先生曾作以下的结论：“东魏邺都及隋代大兴及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响。”[4]由此可见北魏后期首都洛阳的规划与建置，实是我国中古史甚或人类史上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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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是我国上古中古两大名都之一，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又是我国中古一部杰作，因此北魏洛阳不但引起过当代若干历史家与考古家的注意，并且近年来还成了校刊注释家的重要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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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人有关北魏洛阳的著作已经相当可观[5]。再经过大陆上1954年的实地考古勘察，北魏洛阳城垣的方位和尺度这一问题，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不过前此考古结果与文献数字互证工作，似乎还不够精到。本文第一节就进一步作此项文献与考古的互证，并对文献数字提出新的解释与纠正。第二节对北魏洛阳宫苑方位和面积提出讨论，并作推测。第三节讨论千五百年来一直不能解决的北魏洛阳城垣内外的坊里总数问题。《伽蓝记》所给的总数是二百二十，而《魏书》纪传和《资治通鉴》所给的总数是三百二十和三百二十三。这个仅从版本数字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希望从实际推算中得一解答。第四节分析北魏洛阳城郭规划的几种特征及其对后代都城建置的影响。尤注重说明北魏洛阳所创的坊里制不仅是都城土地利用的制度，更是全部京师社会经济营划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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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作，纯出偶然[6]，而且我个人历年研究的时代对象一向偏重明清。初度涉猎中古史料，原不敢望必能有所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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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垣的尺度与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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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晋、北魏的洛阳城垣的方位和尺度大致相同，都是由上古成周城原址扩大重建而成，这是古今学人所一致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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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洛阳城垣的尺度和面积，幸而在文献里有数字留传至今。《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引晋《元康地道记》：“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十二亩有三十六步。”[7]这两种数字很接近，后者的数字究竟是否全部或一部分是晋初实测而得的；究竟是根据哪个朝代的尺度；究竟是指城垣的哪两边；内中哪些数字准确，哪些可能有传抄的错误——这一些问题都应该与近年考古实勘的结果推算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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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夏秋之际，大陆上曾对汉魏隋唐的洛阳城址做了实地的考古勘查。勘查结果在1955年由郭宝钧、阎文儒分撰报告，同时发表[8]。阎氏报告较详，附图也比较清楚。本文所引用的实勘数字和附图采自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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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氏图（本文附图一）中汉魏洛城的东、北、西三边垣墙大体都是根据实测绘制的。南边城垣虽是一条推测的虚线，但是根据东城缘最南端的城垣遗址以直角向西投射而成的。东城垣最南端这个勘出的重要据点，南距今日洛水北岸仅四十八米，其余南部城垣早已都被洛水所浸沉。这充分证明在过去千五百年中，洛水确是不断的北移。《洛阳伽蓝记》所述，当时城墙以南洛水以北，有不少坊里、寺院，又有汉国子学、明堂、辟雍、灵台等建筑。而现在汉魏石经出土处及灵台遗址已距洛水南岸一公里以上。《伽蓝记》云：“出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9]《文选》潘岳《闲居赋》李善注引《河南郡县境界簿》：“城南五里，洛水浮桥。”[10]两者之间相差一里，可能都相当接近事实，因为内中有晋和北魏后期尺度的不同。李善注又引晋杨佺期《洛阳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不但晋里较短，而且可能指着弯曲的洛水距南城垣最远的地方。总之，洛水不断的北移以致淹没冲毀北魏洛城的南垣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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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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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自阎文儒：“洛阳汉魏随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第九册，一九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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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皆本文作者所加，以表明宫苑垣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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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亦本文作者所加，以表明宫城无法确定之垣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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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文献数字与考古结果的比较，阎氏结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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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汉书·郡国志》卷十九洛阳注引晋《元康地道记》云：“洛阳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若用最近洛阳晋墓出土的骨尺折算，每晋尺等于0.24米。则南北长9里7〔本文作者按：阎氏误，应为70〕步，折合3972米〔按：误，应为3988.8米〕；东西长6里10步，折合2604米〔按：阎氏误以晋步五尺，晋步应为六尺，应共折为2606.4米〕。东城垣实测数为3862.7米，较上述记载短少109.3米〔按：误，应为126.1米〕；西城垣实测为3811米，较记载短161米〔按：误，应为177.8米〕。所短的尺数，可能就是被洛水冲刷了的长度。北城垣实测数为2600米，较记载短4米〔按：误，应为6.4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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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阎氏以上的论断，看来文献上的数字与他实测的数字大体上还吻合。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但因以下四个理由，我们必须再进一步核算互证。（一）阎氏等实勘工作之中，最重要的关键是确定东城垣的最南端。他对此重要据点，曾做详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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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垣最南端，今天能看到的在龙虎寨（龙虎摊村东的一个小土堡）东小湾村西，洛水北岸，距河堤48米处，有城垣遗址。遗址高5.5米，夯土曾有7、9、10、12厘米等不同的厚度。由于夯土的崩圮，可以看出直径10厘米以上的夹棍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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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东城垣最南端的勘定是很审慎的。最应注意的就是这一据点距今日洛水北岸48米，以南并无被洛水侵蚀的痕迹。（二）言事实测所得尺数与晋《元康地道记》的尺数的差异，事实上是相当的大。照我所改正的数字来看，实测东西城垣要较文献上南北的长度少了126.1或177.8米之多。而且阎氏折算晋前尺仅取整数，一般都认为晋前尺应作24.12厘米或24.188厘米[13]。如此折算起来，差别还要更大。东城垣是较长的一边，而且自南到北据他报告都相当完整，竟会较文献数字短少了四五百华尺之多，是令人不能无疑的。（三）如果按照阎氏的解释，东西两垣所欠之尺数是被洛水冲刷的部分，这不是等于否定东垣南端据点的确定（事实上据点已难直接至洛水北岸并无冲刷痕迹），汉魏洛城面积便要增大不少，益发和文献上数字不合（此点详下）。（四）应用文献数字的先决条件，是应该把《帝王世纪》与晋《元康地道记》的两种时代对象不同的数字之间，先作一番互证工作。这步工作前人都未曾作过，都以为二者间很接近就随意选择后者。从考证原理来讲，这两整数字应具有同样的重要，不应任意取舍。两书所给的洛城南北长度相差三十步或一百八十尺，东西的长度相差仅一步或六尺。两书所给的南北长度可能都指对同一边由南到北的城垣，也可能指对不同的东城垣和西城垣。此点以下再行讨论。至于两书所给的东西的长度，相差仅仅一步或六尺之少，不但必是指对同一边由东到西的城垣，而且必是用同一种尺度。这两部书虽然编纂的时代略同，而两书的对象是不同的朝代。《隋书·经籍志》，二：“《帝王世纪》十卷，皇甫谥撰，起三皇，尽汉魏。”则其尺度必非晋尺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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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审慎计，我们先不要武断晋《元康地道记》中的数字是汉尺或是晋尺。我们不妨将《帝王世纪》数字以汉尺折成米，将晋《元康地道记》数字以汉晋两种尺度折成米，与阎氏实测数字作一比较。两种文献都未明言南北里步数是指东城垣或西城垣，东西里步数是指北城垣或南城垣。这点要比较以后才能决定。再阎氏仅实测东、北、西三边城垣，南城垣因除最东端外皆系推测，故无实测数。但依阎图量洽为二厘米，当合2500米。下表中两书数字折成米后，括弧中米数表示与阎氏实测数字的差别。汉尺以23.1厘米计，晋前尺以24.12厘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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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汉至北魏的洛阳城最后在6世纪前半遭到严重的破坏，至今已千四百余年。除非汉晋政府丈量过于荒谬，万无折成米之数反较今日实测之数为少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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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帝王世纪》中南北的长度应系指东城垣而言，晋《元康地道记》中南北的长度应系汉尺之数，指西城垣而言。其与西城垣实测相差之数应该还不到28.2米，因为阎氏等西城垣仅测到今日洛水北岸，最南端有一小段是推测的，并不包在实测尺数之中。《帝王世纪》和晋《元康地道记》中东西长度应系皆指南城垣而言。《地道记》中表度数字如照晋尺算与实测数字相差过大，如以汉尺算，一切可以解释相当圆满。所以我认为《地道记》中的里步数是从汉代文献中摘录的。两书中的数字反映出汉代洛城的丈量是相当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