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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五节 教育与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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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三代时期，教育在古代人的政治和生活中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孟子·滕文公上》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这是说三代皆有专门的教育机构，有校、庠、序等不同的名字，其主要的职责是教以人伦。孟子还具体提到圣人（舜）以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如此，契所承担的司徒之职就是负责教育的主要官员。这在《尚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尧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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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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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五教，即是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这段叙述中，同时被任命的还有伯夷和夔等，前者的职责乃是作秩宗、典三礼，后者的任务是典乐，教胄子，培养其“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德行。如我们稍后看到的，礼乐乃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因此礼官和乐官也自然地担负着教育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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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商两代及此前的教育情形，由于文献不足征，无法进行详细的讨论。目前可见的有周一代的教育，已颇具系统性，从中可以了解古代教育的一般状况。教育由官府所控制是其重要的特征，即所谓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承担主要教育职责的官员似乎是大司徒和大司乐，《周礼·地官司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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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徒之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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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春官宗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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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颂、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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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师氏、保氏、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等都参与教学的活动，如乐师掌国学之政，大胥掌学士之版等。其教学的内容，以德行为先，而寓德行于仪、艺之中。《周礼·地官司徒》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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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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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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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容似乎很符合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说法，（《论语·述而》）也可以看出后来孔门教育的渊源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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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负责教育的机构，包括着不同的层次。《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由塾而学，构成一个完整的从家到国的教育体系。就具有代表性的国学而言，基本上是由小学和大学两个部分构成。《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依此说，小学位于宫殿附近，而大学则位于郊。天子的大学谓之辟雍，诸侯的大学则称为泮宫。此外似乎还有一些名字都与大学有关，如东序、成均、瞽宗等。贵族子弟大约八到十岁始入小学，束发成年后入大学，《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内则》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小学和大学的区分与年龄和教学的内容有关，小学之所教主要在小艺和小节，大学之所教则在大艺和大节。后来的文献中一再地提到“大学之道”，如《礼记》的《学记》和《大学》等，即与古代的大学教育有关。《学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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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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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结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说法，更可以看出大学的精神。这种教育与德行和政治关系密切，其培养的目标乃是施政的人才，教化的主体。教育本身就是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学与仕之间不存在任何的距离。学习的过程就是为施政所做的准备，学士之秀者可以直接获得官职。《礼记·王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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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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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更不要说那些直接的权力继承人了。以天子或诸侯的世子为例，其教育一直备受关注。《礼记·文王世子》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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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立大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大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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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礼乐以成就道德，这和有周一代的意识形态是完全一致的，也符合此时期贵族或世子教育的实际情形。《国语·楚语上》曾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楚庄王问申叔时以傅太子之事，申叔时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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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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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当然是世子教育的重要内容，此外，教授的内容还包括春秋、世、诗、令、语、故志、训典等，它们以历史为主，不过其所重不在知识的传递，而是德性培养和政治智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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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子教育的书单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此时期经典系统的基本轮廓。故志、训典等显然略相当于书，再加上诗、礼、乐、春秋，构成了一个与我们后来在孔子、孟子和荀子那里看到的几乎相同的经典系统。(12)这个经典系统的形成一定不会太早，文献的确切出现也不过是商代的事情，礼乐经过了周公的制作，更不要说以“春秋”为名的历史记录主要出现在平王东迁以后。如此说来，这些文献初步地构成一个系统不过是春秋时代的事情。《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赵衰“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是文献中最早以整体的方式提到诗书礼乐的例子，比上述《楚语》的记载还要早几十年。如果我们离开这些一般的记载，深入到当时人们实际的生活中去，更能体会到诗书礼乐以及历史等的力量。《诗》、《书》作为精神和价值的根据体现在贵族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之中，支撑并塑造着这个时代。其最典型的表现是人们对于《诗》、《书》文字的引用，以作为其主张或看法的支持。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一段记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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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栾盈出奔楚。宣子杀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师、申书、羊舌虎、叔罴。囚伯华、叔向、籍偃。人谓叔向曰：“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叔向曰：“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乐王鲋见叔向曰：“吾为子请！”叔向弗应。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闻之，曰：“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许。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乐王鲋，从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夫子，觉者也。”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对曰：“不弃其亲，其有焉。”于是祁奚老矣，闻之，乘驲而见宣子，曰：“《诗》曰：‘惠我无疆，子孙保之。’《书》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管、蔡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宣子说，与之乘，以言诸公而免之。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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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向两引《诗》，祁奚则并引《诗》、《书》，以为其立论的根据，充分体现出它们的权威角色。值得指出的是，这不是孤立的事实，而是春秋时期的普遍情形。(13)在贵族们的言语和交往中，《诗》、《书》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被看作是“义之府”，即德义和价值的渊薮。这个说法非常能够体现经典的意义，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乃是因为它们体现并承载最根本的意义和价值，以为人们思考和生活的根据。此时期，有关经典的初步解释工作已经开始，《国语·周语下》曾经记载叔向评价单子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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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语说《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单子俭敬让咨，以应成德。单若不兴，子孙必蕃，后世不忘。《诗》曰：“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类也者，不忝前哲之谓也。壶也者，广裕民人之谓也。万年也者，令闻不忘之谓也。胤也者，子孙蕃育之谓也。单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谓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谓广裕民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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