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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170202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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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易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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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角度来说，经典解释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新意义注入旧文本的过程，这在“注”这个字中得到最好的体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个旧文本意义空间的扩展过程，与之相应的一个字则是“传”。传，传述也，其实是通过述的方式揭示原有文本可能具有的意义空间，当然这种可能的意义必须在解释者当下所面临的情形与文本的对话之中才能被赋予。无论是注还是传，从实质上来说，都是传统与当下的连接，文本与解释的合一。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连接或者合一必须是建立在断裂和分离的基础之上的。解释当然是对原有文本意义的延伸，但它同时也是改变，甚至是很粗暴的改变。这里当然有高超的技巧，很柔和的手段，也许让人误以为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它们并不能掩盖意义变化的事实。儒家对于《诗经》等的解释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有相关的讨论。以下，我们将《周易》经传为例，进一步了解经典解释在表面的连续之下所遮蔽的巨大意义置换。如我们所知道的，通过《易传》对于《周易》的解释，作为占筮之书的《周易》从由大卜所执掌的王官时代的旧经典，逐渐变成了作为德义之书的经学时代的新经典。在这个过程中，《周易》甚至于失去了其独立性，必须和《易传》一起流传。从表面上来说，是《易传》依附于《周易》，但是骨子里，却是《周易》依附于《易传》。只有在《易传》的解释方向上，《周易》才可以被阅读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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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由于《周易》原本占筮之书的性质，它在最初并没有得到注重德义的儒家学派的普遍重视，在经典系统中也不具有和《诗》、《书》同样的地位。这一方面可以从《论语》、《孟子》、《荀子》这三部先秦儒家最重要的文献中获得了解，(7)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马王堆帛书《要》篇中得到证实。(8)但这并不能说明早期儒家对于《周易》就完全没有兴趣。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以及《六德》中都清楚地提到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经典结构，其中还有“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之说，这足以说明对《周易》的儒家解释在战国时期已经展开，并且有了足够明确的解释方向。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种解释就是今传《易传》或者与其有关，但从学者对于《易传》和郭店楚墓竹简年代的估计上来看，二者却是大体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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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来说，《周易》基本是由象和辞两部分构成的。与此相关，《易传》对于《周易》的解释，基本上是围绕着象和辞两个不同的路径展开的。其对于辞的解释，极尽“想象牵连”之能事，如《乾·彖传》释卦辞“元亨利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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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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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大哉乾元”句是对“元”字的解释，“云行雨施”句是对“亨”的解释，“乾道变化”句是对“利”和“贞”的解释，“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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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总“元亨利贞”而言。就《周易》的卦辞来说，基本上属于筮辞，其主要意义为说明吉凶，所以多有“利”“不利”“吉”“凶”“悔”“吝”等字样。“元亨利贞”也该作如是观。学者一般认为，在《周易》经文之中，元的意思是大，亨指通顺，利即有利，贞基本上都是卜问之义。但在《彖传》的解释中，宇宙论和政治论的意味却异常强烈。如果我们再看一下《文言传》，“元亨利贞”更被解释为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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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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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里更注重的是《周易》与儒家最关注的“仁义礼信”等价值的连接。在这个连接之中，卦辞（文字）也许仅仅起到了话头的作用。往下面怎么说，那大抵是解释者的事情，和原文本基本上无涉了。(9)但是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并不是“辞”以及关于它的解释，本文将以“象”为中心，系统考察它在《周易》和《易传》中不同的意义内涵，以了解该观念背后所拥有的巨大解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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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卜筮世界中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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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经典相比，《周易》在内容上的一大特色在于这本书不仅有文字——卦辞和爻辞等，还包括有一些特殊的符号——卦象和爻象等。《周易》为什么会有象？如果我们要了解个中的缘由，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其卜筮之书的身份以及卜筮活动本身。(10)从本质上来说，卜筮的思想基础是对于天和鬼神等的信仰以及借助于知天而预知未来的信念，其具体内容则是以某种方式来沟通天人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有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是相信天意可以向人呈现，二是让人能够探知这个可以向人呈现的天意。而为此需要，天人之间的媒介就显得异常重要。这个媒介表现在人的方面是巫、卜、史等，而表现在物的方面，排除掉各种复杂的因素，就是所谓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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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早的线索来看，“象”观念的起源应该和天有着密切的关系。(11)《系辞传》中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以及“天垂象，见吉凶”的说法，很明确地把“象”看作是和天有关的事情。当然，《易传》的出现偏晚，也许不足以成为考察“象”观念起源方面的有力证据。但是如果向前追溯的话，更早的材料似乎也都指向这一点，先来看看《尚书·尧典》中的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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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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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历象日月星辰”，明显指后文提到的“日中，星鸟”等日月星辰在天空中的位置而言。它们和“象”字发生关联，值得注意。对于羲和，学者并不陌生，他们乃是古代著名的传天数者。在后人的历史叙述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12)这里说到“敬授民时”，并不仅仅是农时的含义，同时也包含着某种神秘的气息。或者可以这样说，羲和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家，他们的身份更接近于占星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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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关于占星术的起源等还没有确切的看法，但春秋时代的文献如《左传》和《国语》中对此已经有很多的记载，(13)它往往成为当时很多人行为的根据。而且我们可以了解的，在星占的领域，一如在《尧典》中可以看到的，象或者天象的观念特别突出而重要。占星家们正是通过对天象的观察，来探知天意，预测人事。在长期的实践基础上，春秋时期的占星术士申须提出了著名的“天事恒象”(14)的命题，《左传·昭公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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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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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事恒象”，杜预注云：“天道恒以象类告示人。”即天的意志总是通过“象”得到传递的。与此相配合，也应该有可以通过象来了解天意的手段，占星术就正属于此类。因此，占星的机制其实就是以天象为媒介，来沟通天人。不同的天象被看作是天向人做的不同的提示，因此会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与“天事恒象”接近的还有“天事必象”之说，语出《国语·晋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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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乃行，过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举块以与之，公子怒，将鞭之。子犯曰：“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二三子志之。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复于寿星，必获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载之。遂适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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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仍然是一个和占星术有关的记载，其中“象”的作用和意义被特别强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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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占星转移到龟卜之上的话，同样可以发现“象”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龟卜在古代的卜筮体系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这从《周礼·春官·大卜》、《尚书》、《诗经》等文献以及甲骨文中都可以获得了解。其要点是根据在龟骨上呈现的兆象来决定吉凶。《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晋国的韩简曾经说过“龟，象也”的话，无疑等于宣示龟卜的核心就在于象。在我们对龟卜的思考中，有几个问题是应该面对的。其一是为什么会选择乌龟作为材料，并且使得它成为古代中国神秘的动物之一？其二是兆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就前一个问题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乌龟长寿的特点，《洪范五行传》云“龟之言久也，千岁而灵，此禽兽之知吉凶者也”，《史记·龟策列传》对此也有特别的强调。长寿与经验、智慧等是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点，乌龟的形状与古人对于宇宙的理解接近，《洛书》云其“上隆法天，下平法地”，非常类似于“天圆地方”的宇宙图式。既然如此，如龟卜般在乌龟之上所进行的工作也就可以视为和天地有关。这就可以联系到前面提出的后一个问题，兆象也许不单纯是乌龟身上呈现的形状，在卜筮的世界里，它就是天象的模拟。这当然是个大胆的推测，如果它能够成立的话，龟卜其实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星占。我们看一段《尚书·洪范》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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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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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七种和卜筮有关的内容，其中贞和悔属于占筮，前人说是指易的内卦和外卦。雨、霁、蒙、驿、克等属于龟卜，该是对兆象的分类，卜人依此来区分兆象，推断吉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兆象的名字基本上都属于天象，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然的现象。雨和霁相对，蒙和驿意义相反，克则代表一种相持不下的状态。这种对于兆象的命名也许给我们一个启示，龟卜也许和星占分享着共同的预测机制，兆象实际上是天象的缩微的形态，或者说，天象的具体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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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以上的基础，我们再来看《周易》中的卦象，其作用和意义就比较容易理解。易之有卦象，正如占星之有天象，龟卜之有兆象，乃是出自判断吉凶的需要。虽然春秋时人有“龟，象也；筮，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的说法，让人觉得占筮似乎更看重数。但我们应该留意的是，这是在和龟卜比较意义上的说法，而且数和象之间并非排斥的关系，相反，在占筮活动中，数正是象的基础。根据目前的了解，用《周易》占筮的过程大约包括两个主要的阶段，其一是所谓揲蓍成卦，即通过一定数目的蓍草的变化来求得卦象，《系辞》所记“大衍之数”段讲的正是这个内容。其二是求得吉凶，这需要依据求得的卦象（本卦和之卦），根据数字确定的所谓变爻和不变爻的情形来做出判断。在任何一个阶段中，数字都是很重要的。数字正是通往象同时也是理解象的桥梁，《系辞》的“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以及《说卦》所说“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表达的正是类似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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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周易》来占筮的具体情形，由于有《左传》和《国语》中的大量记载，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无论如何，在占断的过程里面，卦象和其所象征的物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正是做出结论的最主要理由。我们且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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