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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170202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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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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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论古学中有闭关自守之人相应，景帝后那些冉冉升起的今文博士中，外强中干之徒也不少，其心胸之狭隘更属不伦。如武帝之初，以贤良征拜已经九十多岁的《齐诗》鼻祖辕固，“诸儒多嫉毁曰固老，罢归之。”辕固之所以被嫉毁，“老”只是谗毁者的借口，其实他们心虚的是自己已经失去了儒者情怀，而辕固对此却逾老弥坚。对没有多少宰辅之才，却善于逢迎周旋的公孙弘，辕固在与其同“征”的时候，毫不客气对他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而那些“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的五经博士们，(81)当元帝让他们与受宠的奸猾少府五鹿充宗进行《易》学辩论时，面对五鹿充宗的“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82)元、成之际是皮锡瑞所说的“经学极盛”时段之一，但五经博士的如此表现，却正好说明那种经由官方儒学笼络的五经博士们，看起来阵容强大，实际上不少人从学问到精神都已虚弱不堪。在刘歆“移书太常博士”，非常正式地对五经博士进行责难，并要求辩论时，“诸儒莫肯置对”的窘况，把这种“极盛”下的外强中干，表露得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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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理的角度讲，凡事一体有两面，有显必有微，有微亦必有显。在西汉中后期今文经及其博士们的尊显背后，潜隐的是那些致力于古文经传解读的博通之士。在古文经传的校理和定型的过程中，这些博通之士发觉今文家们越来偏离儒家之道，越来越混乱儒学经义，为经学和自身进行双重正名，对古文家而言，便显得必要而迫切了。于是，由刘向父子开始，拉开了今古文之争的序幕。为简易直观，先列《今古文经学立官表》（表十一）和《两汉经今古文纷争简表》（表十二），再分而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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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今古文经学立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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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表源自周予同《经今古文学》，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表见该书第2—3页。备注栏内容有改动，改动内容据《汉书》之《艺文志》、《儒林传》及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文多不具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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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经今古文纷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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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表中时间据徐兴无《刘向评传》、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王利器《郑康成年谱》，择善而从，其余据《汉书》、《后汉书》相关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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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次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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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论，刘向、歆父子对古文经传的校理，居功至伟。刘向在宣帝年间精研“穀梁学”十多年，但他也好《左传》，王充说他“玩弄《左传》，童仆妻子皆呻吟之”。(83)据《汉书·刘歆传》所载，刘歆对《左传》也特别喜好，“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故他向精熟“穀梁学”的父亲问难，结果是“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这实际上是好古学的儿子与精通今学的父亲之间的学理论难，以刘向不能反驳儿子之难的结果看，从经学的意义上讲，它预示出古学在学理上是胜于今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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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刘歆向父亲的论难加深了他对今文经学弊端的认知，同时也激发了他光大古文经传的雄心。又由于古文经传都已基本定型，尤其《左传》，经由他的整理，更是“章句义理备焉”，故在父亲死后不到一年的哀帝建平元年（前7），他便提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列于学官，引发第一次今古学争论。而当“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后，刘歆曾“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84)于是刘歆等人便“移书太常博士”进行责难，此即后世常称的《让太常博士书》。(85)此“书”可谓第一篇较为完整地述说汉代经学的文献，以史实与学理立论，辞锋理足，颇为重要。全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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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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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明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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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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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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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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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刘歆从经之源头、流变，今文的兴盛与古文经传的发现，今文学者的学理缺陷和古文经传的合理性，以及经与政治关系等多层面，来说明古文经传应立于学官。其要义如下：一是从源头上讲，经是“圣帝明王”之道的载体，它们统一地源自孔门，但由于时势与政治的影响，道术隐没，奇术兴起。也就是说，诸经本身没有高低之分，但因为秦政有“是古之罪”，使得源自先秦的道术隐灭。二是因为道术在秦时已经隐没，故自文帝到武帝时期兴起的儒学，已非“全经”。三是不仅今文学者所传的已非“全经”，在传授过程中，除贾谊之外，他们中的任一人也“不能独尽其经”，以致看到一篇后出的《泰誓》，今文博士还要“集而读之”。这种情况连武帝也不得不发出慨叹。四是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作为先秦“全经”的组成部分，古文经传的发现和整理，不仅有益于补全经传，更有益于经传的传授和“道术”的施行。五是西汉先朝诸帝出于“广学”的考虑，因时变易，不断地增设不同的经传博士，即便“义虽相反”，也能并立不误。其原因即在于经传之义和“文武之道”，都是靠有志于道的贤者们才得以流传和光大的。基于以上五点，刘歆进而于通篇中都说明更为关键的另三点，即，六是与今文经传以“信口说而背传记”的流传方式相较，发藏的古文经传“皆有征验，外内相应”，更具真实性，这也是“先帝所亲论”的事。以此，从经传作为典礼制度的载体而言，古文经传所传的显然更有“往古”的渊源和内涵，在政治应用上也会使“法度”有所“因袭”。七是与今文经传的尊显相对，古文经传处于“野”和“微”的地位，它们却“兼包大小之义”，具有“通”的品质。根据“礼失求诸野”的通则，因为其在“野”，故应求其弥补在朝“官学”之失的功用；因其处“微”，故应扶持和光大它们。八是不像今学诸儒那样没有“从善服义之公心”，古文经传的传人“比意同力”，期望通过“试”的公平方式，看《左氏》等是否可以立于学官，以便能起兴被“废遗”的经传。其方法应如宣帝时石渠阁会议争论《穀梁》、《公羊》优劣那样，通过辩论的方式来说明古文经传的优劣，而不应“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以文法吏的态度，“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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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刘歆的用语虽饱含义愤，但论说本身却既据史实，又明学理，尤其是他提出如石渠阁会议那般论难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既显现出他对古文经传“微”而不“显”的焦虑，又显现出他的强烈自信。对此，即便是对刘歆持强烈批评立场的皮锡瑞，也不得不说刘歆的“让书”是“可见汉初传经之苦心”。(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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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之后，“诸儒皆怨恨”。(88)用惯辞职伎俩的光禄大夫龚胜，再次以退为进，以“乞骸骨”胁迫哀帝和刘歆，(89)而长居三公位的哀帝老师师丹在逼迫王莽暂时退隐后，(90)也“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至此，虽然哀帝以“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为刘歆回护，(91)但诸儒多讪谤刘歆等人，刘歆自己也惧怕遭致不测，请求出京补吏，终而与支持他的王龚和房凤都离京出任地方太守（“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就这样，经今古文的第一次正式纷争，因今文诸儒不肯从学理上应刘歆之难，而以政治打压的方式击败刘歆等人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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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王莽主政时期，古学得到相当程度的扶持，平帝时还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刘歆在新莽时被封为“国师”、嘉新公，诸多名儒也不避莽新之篡而为莽所用，其中即有在东汉声名显赫的杜林（侍中）、伏湛（绣衣执法，即御史）、侯霸（大尹，即刺史）等等。而第二次经今古文争论的古文方主角陈元的父亲陈钦曾授王莽《左传》，任厌难将军（后自杀），陈元以父任为郎，今文方主角范升为大司空王邑的议曹史。(92)另有张敞孙张竦作章颂扬王莽。(93)也就是说，古学传人于新莽之时开始显贵起来。到了东汉初期，光武帝在迷信谶纬的同时，对经今古文也并举不偏废，以致有第二次经今古文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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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经今古文的纷争本身来看，第一次纷争只能说是刘歆唱独角戏，第二次纷争则不同，今古双方就各自的观点展开了真正的论战。建武二年（26），尚书令韩歆上书光武帝，“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94)不知何故，竟没有多大反响，但议论应该还是不少。同年，光武征通梁丘《易》、《老子》的范升为议郎，(95)后迁博士。到了建武四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朝会于南宫云台，光武帝令范升平说此前的议论，范升对以“《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96)韩歆与太中大夫许淑起而与之辩难，“日中乃罢”。大概廷辩没有结果，于是范升上书进一步辩论。全引其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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