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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桓谭对儒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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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字君山，生卒年限尚无定论，目前考证多认可卒于36年，而生年在前35—前41之间。(69)他生年稍晚于扬雄，曾与扬雄交游，也同扬雄一样仕途坎坷。《后汉书》对此记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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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喜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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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汉书》的记载来看，桓谭身处世家，精于音律鼓琴。但同时他博学多通，熟习五经。他对经学的理解并不拘泥于章句训诂，而是取其大义；同时他对当时流行的谶纬儒学又多所批评。因此可以说他是游离于今古文之间的学者，结果是多被排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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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即位之时，“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71)王莽好谶纬符命，士夫纷纷伪造以迎合，而桓谭默然不作，自然无上进之阶。后光武即位，也笃信谶纬，桓谭上疏反对，光武帝颇为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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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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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明确提出要以谶纬决定政务，桓谭当面批驳谶纬离经叛道使皇帝大怒，他本人几乎因此丧命。在这种勉强保命的情况下，桓谭仕途不问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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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桓谭反对谶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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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如此固执反对谶纬的原因有两点：首先他认为谶纬之说不合先秦儒学的传统，其次则是谶纬之说在实际中并无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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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给光武帝的上疏中讲道：“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73)他反对当时所盛行的谶纬之说，第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合于先秦儒学的传统。所谓“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的确是儒家从最初便持有的宗教人文化立场。但先秦儒学的人文化立场与桓谭不同之处在于，先秦儒学倡导仁义之说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原始的宗教元素，只不过是予以忽略而已。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固然是先秦儒家的人文化的特征，但“祭如在”则是先秦儒学与传统信仰结合的另外一面。汉代盛行的谶纬信仰，已经不属于先秦官方所尊奉的信仰系统，而是来自民间，因此它缺少来自传统权威的支持。尽管个别的帝王对此信奉有加，也不妨桓谭等人将其排斥为绝对的异端。所谓“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关键之处在于“增益图书”，桓谭认为谶纬术士所言之所以虚妄，是因为他们缺少来自经典的支持。他指出，光武帝一方面排斥黄白之术，一方面又采纳谶纬之言，本身自相矛盾。桓谭的言外之意便是，谶纬同黄白术一样，都缺乏来自传统思想的合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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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实角度看，桓谭认为历史上信奉鬼神而忽略治道者下场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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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伤。(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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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治国，崇礼让，显仁义，以尊贤爱民为务。是为卜筮维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时日，而笃于事鬼神，多作庙兆，洁斋祀祭。牺牲淆膳之费，吏卒办治之苦，不可称道。为政不善，见叛天下。及难作兵起，无权策以自救解，乃驰之南郊告祷，抟心言冤，号兴流涕，叩头请命，幸天哀助之也。当兵入宫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渐台下，尚抱其符命书，及所作威斗，可谓蔽惑至甚矣！(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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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以楚灵王和王莽为例说明神鬼谶纬之说不足以作为治国的依托。敌人兵临城下，楚灵王依然歌舞祭祀，而王莽抱符命及所作威斗，最后两者都不免于兵败身死。以此为例，桓谭认为政治的关键依然取决于传统的仁义、礼法、明君、贤臣等因素，而不在于鬼神谶纬。至于谶纬偶然言中，桓谭认为不过是巧合：“天下有鹳鸟，郡国皆食之，而三辅俗独不敢取，取或雷电霹雳起。原夫天不独左彼而右此，杀鸟适与雷遇耳。”(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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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桓谭的感应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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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虽然反对淫祠和谶纬，但并没有完全否认天人感应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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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逢明主贤臣智士仁人，则修德善政，省职慎行以应之，故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焉。……《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骄失政，士庶多邪心恶行，是以数有灾异变怪。又不能内自省视，畏天戒。遏绝其端，其命在天也。而反外考谤议，求问厥故，惑于佞愚，而以自诖误，而令患祸得就，皆违天逆道者也。(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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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不同在于：首先，灾异乃是天下常有，未必是上天谴告，只是衰世更为多见；其次，桓谭认为不应仅由天子一人为谴告负责，而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庶共同修身立德以转祸为福。他对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细节性修改，表现出他试图寻求人文教化同神道设教相贯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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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桓谭对于明堂的解说集中体现了他关于天人感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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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天称明，故命曰明堂，为四面堂，各从其色，以仿四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王者作圆池，如璧形，实水其中，以环壅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转王道，周而复始。(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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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桓谭对传统多有继承，但对现实则不乏批判。他批判性的思考方式，使得桓谭在很多方面同汉代盛行的观念产生歧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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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致雨，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备设。谭问：“求雨所以为土龙，何也？”曰：“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缘其象类而为之。”难以“顿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针取芥”？子骏穷，无以应。(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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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以土龙、音律和诸多方术祈雨，他认为以土龙模拟真龙可以感应降雨。桓谭对此驳难道：“以假磁石尚且不能吸附细针，何况用土龙祈求降雨呢？”刘歆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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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关于感应的观念并不彻底，一方面他认可传统道德意义上天道和人事的关联，另外一方面他又反对以方术的形式来进行天人之间的沟通。基本上看来，他还是偏向于从仁义道德的角度来对待自然和社会中的灾异，而不认可通过纯粹的祭祀巫术等方术来解决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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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桓谭思想的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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