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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章 东汉后期经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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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和帝时（89—105）开始，东汉开始进入动荡的时期。和帝刘肇生母梁贵人，“为窦皇后所谮，忧卒，窦后养帝以为己子”，(1)章帝死后，继位的和帝才十岁，于是由太后（即章帝窦皇后，大司空窦融曾孙女）临朝称制，窦氏掌权。对此，范晔在《宦者列传》的序中说：“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官而已。”(2)这里所说的皇帝幼弱与外戚专权，即是指和帝以后近百年的东汉帝国的权力角斗序幕。永元四年（92），和帝依靠宦官郑众谋诛了大将军窦宪，太尉宋由随即自杀。永元十四年（102），和帝封郑众为鄛乡侯，宦官封侯自此始。和帝死于元兴元年（105）十二月，生下来才百余天的太子刘隆即位，在位不到一年就死了，太后邓绥（光武帝的得力助手太傅邓禹孙女）与兄邓骘策立清河王刘庆之子、章帝之孙刘祜，是为安帝（107—125年在位，即位时13岁）。邓太后少有慧能，入宫后深谙权术，故范晔在《安帝纪》“论”中颇有讽刺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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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安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至乃损彻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既云哲妇，亦“惟家之索”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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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议论表明，与和帝时期相比，安帝时期的东汉政权更是开始了全面的溃乱。也正因为此，后世论者多以安帝时期作为东汉社会治与乱的分水岭。本章所说的后期即自安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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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今文经学的转衰与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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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汉社会政治在和、安二帝之际发生转折的情形相似，儒学演进至东汉后期，许多迹象表明今文经学已经势衰。对此，范晔在《儒林传》的序言中所论颇为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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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构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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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如皮锡瑞所言，“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5)则其所论与范晔所论颇不相符。其实，这是二者的立足点不同而导致的差异。皮锡瑞认可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中所论，他说：“经学之盛，由于利禄，孟坚一语道破。在上者欲持一术以耸动天下，未有不导以利禄而翕然从之者。”(6)但他在《经学历史》的第四部分《经学极盛时代》所论的“经学”盛况，实际上是就习经儒学者数量上的众多而言的，而范晔立论的基点却是儒者的质量，故有“职非其人”、“倚席不讲”、“浮华相尚”、“忿争”、“私行”之类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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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文经学的转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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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所论虽然揭示出儒学转衰的大致情况，但就今文经学而言，其衰弱的原因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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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西汉与东汉的社会政治有巨大差异。在西汉，经过文景之治，加上汉武帝重儒政策的施行，帝国行政逐步由军功阶层向士人阶层过渡，民间诸多儒者那种长期被压抑的经世致用精神在此背景下得到释放和阐扬。(7)在士人那里，经学虽然成为利禄之途，但在黄老背景下长期被忽视的儒学却因此而显现出勃勃生机，此即今文经学的兴起。而与西汉武帝等抑制豪强势力的做法不同，(8)东汉的光武帝“总揽权纲”，“退功臣而进文吏”，对“云台二十八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颇为优待。(9)这样的设置对相对英明的光武帝自己而言，自可控制大局，但到了和、安、顺三帝时期，皇帝非幼即弱，以致中央有外戚和宦官擅权干政，地方上有豪强兴风作浪，有限的帝国行政资源大多被外戚和豪强所掌握，一般的儒者士人事实上难以像西汉那样通过“通经”来进入帝国的行政中心。即便有儒者能位居三公之位，但由于东汉帝国的行政是权归“台阁”，三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西汉时那种“外朝”作为行政中枢的地位。(10)也就是说，东汉后期的社会政治中，外戚和豪强作为当时社会中的强势群体，他们事实上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系统。(11)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系统中许多人也有儒学背景或渊源，却排斥儒生分享自己的权力和荣耀。他们不仅与儒生群体有着价值观的重大差异，二者之间也存在非常严重的利益冲突，以致在汉末发生了“党锢之祸”，从而给儒生以沉重的打击，使得官方儒学走上了衰颓之路。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再作详细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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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社会政治原因之外，作为统治思想的今文经学还有着自身致命的弱点：首先，汉代经学尤重师法与家法的传承，而师法和家法虽然在今文经学的传授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弊端对经学本身的发展而言，也是致命的。现举若干重要例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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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先师之业，习口说以教，无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论。邮人之过书，门者之传教也。封完书不遗，教审令不误者，则为善矣。儒者传学，不妄一言，先师古语，到今具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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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近（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二三万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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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桓）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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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第一段是范晔对经学传授中师法（家法）状况的介绍。第二、三段引文是今文经学的繁琐例证。这种繁琐的东西要用师法与家法传授下去实是十分困难的。这种繁琐的危害在王充的记述中有一个极端例子，博士弟子郭路因彻夜研习今文章句，造成了“死于烛下”的悲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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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理上讲，繁琐只是师法和家法发达以后今文经学的表现形态，而非今文经学的本质。在此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今文经学因繁琐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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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除繁琐之外，在经学演进的进程中，当恪守师法和家法的儒者们强化以章句等方式作为传经途径的同时，也削弱了儒者的传道功用。正如班固所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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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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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当习经者所学的大多为经师的个人见解时，经之“大体”就很难得到阐明。而最为致命的是，“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这样，习经者不知不觉地局限于所习章句，经典本身所具有的根本思想（“道”）则隐而不显，而作为传道载体的师者的传道之功随之弱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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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就今文经学本身而言，其所谓今文经学十四家，是因为政治因素的影响使所谓经中的“微言大义”得以确定的，并非基于儒学发展本身的要求而以“实事求是”的学理辨析而有。而随着古文经学在两汉之际的发展，作为儒学发展本身重要内容的古文经在儒者那里也逐步被重视起来，从而对今文经学原有的地位形成很大的冲击。这点在第四、六章中已经有所论述，在此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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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注意的问题是，就整个汉代儒学的演进进程来看，作为经学源头的五经，其内涵和功用也非今文一脉的学习和阐释就可穷尽，更何况今文之盛与政治和利禄之途息息相关。因此，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当东汉的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大势不能为儒者的经世致用提供足够的时空情境时，转而对儒学发展本身的“实事求是”的追溯，对五经自身源流的切实探求，成为儒者努力的趣向。而这样的努力，必须有待于“通才”、“通儒”才可能实现。从经学的角度讲，这就是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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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古文经学合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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