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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今文经学的余辉——何休的公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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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范晔所论，汉末之世是“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46)何休即是于此情境中为《春秋》公羊学张目，试图以学术挽救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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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129—182），字劭公，任城樊人（今山东兖州），父豹曾为掌管皇家财政的少府（九卿之一）。古有荫仕任子之制，何休以列卿子被召拜为郎中，“非其好也，辞疾而去。”后来太傅陈蕃辟之为属，参与政事，结果因为陈蕃谋诛宦官失败，何休遭受株连，被禁锢十几年。(47)于是，他“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光和二年（179）党锢解禁之后，何休时誉日隆，“群公表休道术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悦之，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光和五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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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说何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大概不是虚辞。他还“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为了光大《公羊》学，何休承其师羊弼之学，追述白虎观会议上与贾逵激烈论难的李育之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与服虔、郑玄进行论战。可惜的是，除《春秋公羊传解诂》之外，何休其他著作都亡逸了。今有浦卫忠整理的标点本《春秋公羊传注疏》，系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十三经注疏》之一，颇便阅读，本书关于何休解诂的引文皆据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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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整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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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今文经学师法、家法已经淆乱，徐防、鲁丕等都曾上疏，以求朝廷取士注重师法与家法的纯正。(48)而范晔对今文经学传授中的混乱情形也颇有批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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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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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儒学演进过程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春秋》公羊学，其混乱情形可能更为严重。何休于其《解诂》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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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让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此世之余事，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余窃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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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休看来，今文经学的转衰，今文家自己难辞其咎。他认为，《春秋》经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传经和习经的难度。而在传习的过程中，说经者不仅会对经本身有误说和错解，还会因为引证别的经传而造成经文的混乱，更不用说传习过程中不断增加的说辞了。以此，古文家说今文家是“俗儒”。但更令何休痛心的是，《公羊》先师们的“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不但没有弘扬《公羊》学，反倒予古文家批驳的把柄。因此，他自己要接续《公羊》学之祖——胡毋生之学，重整传习《公羊》学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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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徐彦的注疏，何休有《春秋文谥例》，其中明确地说明了何休所要重整的“条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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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三科九旨”，它们既是何休《公羊》学新思想的创新理路，也是理解其《公羊》学的纲目。徐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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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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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科三旨的“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可视为何休政治哲学的核心；二科六旨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可视为其历史哲学的核心；三科九旨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可视为其文化哲学的核心。它们贯穿于何休的整个“解诂”过程中，相互联系和支持，构成何休《公羊》学理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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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五始、七等、六辅、二类”。它们是何休分类“解诂”《公羊传》的具体方法。按照《春秋文谥例》所说，这些“条例”的具体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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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国、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辅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二类者，人事与灾异是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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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览《春秋公羊解诂》，《公羊传》的传文若涉及“五始”内容，即阐发传文与“五始”中某类内容相应的史实和理义，其最著名的一段即是对“隐公元年”下“公何以不言即位”的“解诂”；(53)若涉及“七等”爵位内容，即阐发传文中与“七等”某类或某几类内容相应的史实和理义。何休对“庄公十年”中“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的传文“解诂”最能说明他为何以“七等”为条例。(54)不过，这些阐发都围绕“三科九旨”进行，即何休对“五始、七等、六辅、二类”内容的阐发，都是为了说明“三科九旨”的相应内容。经过这样有意识的分类解诂，整个《公羊传》即成为条理和层次都相对清晰的思想理论。何休申述如此“解诂”的目的是：“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以矫枉拨乱，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纪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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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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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的概念在《公羊传》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历来公羊家深信孔子作《春秋》根据时间远近和材料差异，而在写作的语辞上显现出褒贬之义，此即古人常说的“《春秋》笔法”之一。所谓“三世”，指的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其在《公羊传》中最原始的表述，出现于公羊家注“隐公元年”末《春秋》经文“公子益师卒”时说：“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56)其意是说《春秋》经文之所以没有记载“公子益师”死时的具体日子，是因为年代久远而不能明确知悉的缘故，由此推论出孔子作《春秋》有“见、闻、传闻”的时间和材料差异。对此段传文，何休“解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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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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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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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坏绝于惠、隐之际。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当隐痛之也。君敬臣则臣自重，君爱臣则臣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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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者，氏也。益师者，名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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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何休《解诂》中的较长注文之一，也是他公羊学思想的总纲性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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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何休全盘接受董仲舒把春秋时期分为三等十二世的公羊学基本思想，明确了“三世”及其所以成“三世”的素材来源问题。“三世”即“所见之世”——昭、定、哀三公时，为孔子所见，用现在的话说，孔子所用的是第一手材料。“所闻之世”——文、宣、成、襄四公时，为孔子不能亲见，却能从父祖辈那儿听说，这可以说是第二手材料。“所传闻之世”——隐、桓、庄、闵、僖五公时，孔子只能利用先人流传下来的传闻材料，而这是间接材料中的间接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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