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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王符融法于儒的批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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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东汉末期朝政的腐败、社会世道的混浊、官方儒学的衰败，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起来批评这些社会乱象，提出了各自的救世主张，形成了一股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其中尤以王符、崔寔、仲长统等人为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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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字节信，凉州安定郡临泾人（今甘肃镇原县）。史书未确载其生卒年，考诸《后汉书》各传，他大约生于东汉章帝建初年间（80年左右），于桓、灵之际去世（167年左右）。王符出生微贱，《后汉书》本传说他“无外家，为乡人所贱”，年轻时去洛阳游学，与马融、张衡、崔瑗相友善。王符性情耿直，不事权贵，终生未仕，以“潜夫”自居而著《潜夫论》，共三十六篇。(67)《新编诸子集成》中有彭铎《潜夫论笺校正》，校正详密，是研究王符思想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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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当今衰世”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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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一生长住西北民族杂居之地，深味战争之苦，又历经章、和、安、顺、桓五朝，切身感受到国家社会由治到乱的衰败进程，这样的人生让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把自己生活的时代称为“衰世”、“末世”。也因为此，《潜夫论》除《赞学》、《德化》、《本训》、《五德志》、《志氏姓》四篇外，其余篇章都或多或少地直接对当时社会政治进行批判，这相对于同时代其他著作而言，不仅是全面的，也是深刻的。大致说来，王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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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末不相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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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秉承儒家农本商末的基本理念，认为“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者”。(68)但现实的情形却是“举世舍农桑，趋商贾。……治本者少，浮食者众”。(69)而这种情况，在都城洛阳颇为突出。王符记述自己的见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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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巿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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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至洛阳大概在和帝永元（89—105）后期，而如前章所论，和、安二帝时期正是东汉帝国由盛转衰的时期，但这样的过程并非如堕崖坠渊那般直落而下。从社会经济生活的角度看，消耗前朝积累的财富以及生产与再生产活动趋缓，应是衰败过程的一体两面。在王符的见闻中，浮末者多为小商小贩，虚伪游闲者则只消费不生产，但不管何种情形，商品的来源和消费的对象大多来自农产品，在农业社会自是常态。而浮末和游闲者大大超过农业生产者，导致“以一奉百”，“本末”不“相供”自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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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本”弱的另一原因是战争。王符所居的凉州，与羌族的居住地相邻，也是东汉对羌战争的主战场。因此，《潜夫论》有《救边》、《边议》、《实边》三篇专论对羌战争和如何安宁边境的问题。在《救边》中，王符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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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羌叛久矣！伤害多矣！百姓急矣！忧祸深矣！上下相从，未见休时。……今数州屯兵十余万人，皆廪食县官，岁数百万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胜供。(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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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高昂代价，还不止于此。为了支持边境这无休止的战争，政府又“从民假贷，强夺财货”，以致“万民匮竭”。更为严重的是，与那种遭受寇贼劫虏，多破财不丧命的情形相比，官吏的搜索剽夺，使得百姓“或覆宗灭族，绝无种类；或孤妇女，为人奴婢，远见贩卖，至令不能自活者，不可胜数也”。王符从汉代的灾异谴告理论出发，认为这样会“感天致灾，尤逆阴阳”。(72)上文已指出东汉时期灾害自和帝末年增多，参以王符的批判，则其所言并非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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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非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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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经济衰败相应的是，政治层面也好不到哪儿去。王符通过对汉代历史的审察，认为“治世之德，衰世之恶，常与爵位自相副也”。(73)在他看来，从西汉成帝到王莽时期，“大小之官，且十万人”，而在王莽篡位时，只有安众侯刘崇、东郡太守翟义两个人能“义勇奋发”，其余的都是“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74)这样的情形，在东汉有过之而无不及，王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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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列侯，率皆袭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无功于汉，无德于民，专国南面，卧食重禄，下殚百姓，富有国家，此素餐之甚者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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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大概是指光武帝优待功臣之后，功臣子孙因“荫封”之制，既能得高位，又能敛财富的情况。比这种由祖上“荫功”得位而“素餐”的情形更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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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宠以骄士，借亢龙之势以陵贤，而欲使志义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毁颜谄谀以求亲，然后乃保持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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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批评所指应该是窦宪妹为章帝皇后，邓骘妹为和帝皇后，梁冀二妹为顺帝和桓帝皇后，以及和帝时期窦宪兄弟以外戚擅权，顺、桓时期梁冀以外戚跋扈的情形。这些在位的外戚，不仅要凌辱控制“志义之士”，还会让“贞士采薇冻馁，伏死岩穴之中”。这样的情形，王符当然不肯“践其阙而交其人”，(77)其终生不仕，原因恐怕主要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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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王符从国家行政和选官的角度展开更深入的批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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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则不然，……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让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侍中、博士、谏议之官，或处位历年，终无进贤嫉恶拾遗补阙之语，而贬黜之忧。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嚚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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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的分析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秩序紊乱，从三公到邑里，整个国家的行政官员没有责任意识，而多以奸猾相敷衍；二是知识精英的不作为，他们只顾自己是否能保持住禄位，没有发挥其应有的顾问和谏诤职责；三是行政官员的选拔过程名不副实，以致选拔的都是“群邪”而非贤士；四是行政风气的溃坏，富人以财得位，贵者以权谋私。最终，政治伦理和行政功能被双重败坏，结果是“正士”遭闭塞，群邪以“党进”。(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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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赦恶劝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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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紊乱的另一层面体现在法律的效用适得其反。在王符看来，“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劝其德而乐其政，邪人痛其祸而悔其行。”(80)法律的精神本是惩恶扬善，但王符看到的情形却正相反。按照《汉旧仪》所载，“践祚，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81)但以东汉早期几个皇帝看，“赦天下”的次数并不多。和帝之前，皇帝颁布赦令是颇为慎重的，一般是皇帝即位时和其他极为重要的时刻各大赦一次，其余减罪情形都是民情有异的时候。但自和帝开始，大赦变得经常起来。王符敏锐地觉察出其中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举例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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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又重馈部吏，吏与通奸，利入深重，幡党盘牙，请至贵戚宠臣，说听于上，谒行于下。是故虽严令尹，终不能破攘断绝。何者？凡敢为大奸者，材必有过于众，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财，奉以谄谀之辞，以转相驱，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能不为顾？今案洛阳主杀人者，高至数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则杀不止，皆以数赦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大恶之资，终不可化，虽岁赦之，适劝奸耳。(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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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那些杀人几十的大恶，之所以能“身不死则杀不止”，一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材质为善，故其才愈出众，为恶越多。二是这些人有能力聚敛财富，当其为恶遭狱时，便散财行贿，既与奸吏结党，又能邀宠于权贵。三是权贵操纵皇帝，一赦再赦，即便是杀人重罪，也能因赦而免。逃避惩罚后，继续为恶。这样，“赦”本劝善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反倒帮助恶人继续为恶，鼓励奸人继续结党营私。王符这种对“材”与“赦”之悖论的反思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如何避免法为恶所用，至今还是政治家和法学家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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