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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170202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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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崔氏门风与崔寔“达权救弊”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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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符始。幽州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史书未明载其生卒年。考诸《后汉书》相关列传，可知其大约生于永初年间（107—113）或稍后的元初（114—120）早期，约卒于灵帝建宁三年（170）前后。(163)《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所附《崔寔传》说他“少沉静，好典籍”，父丧，“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当时人多讥笑他不务正业，他却仍怡然为商贩，但“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服丧期间他隐居墓侧，服满后不应三公之辟。元嘉元年（151），(164)他因郡举“至孝独行之士”，征诣公车，因生病没有对策，只做了郎官。后来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又辟，都不应。稍后，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力荐，拜为议郎，再迁大将军梁冀司马，又与边韶、延笃等文章名家著作东观。再后来，崔寔出任五原太守，其母“常训以临民之政”，结果其治民则“民得以免寒苦”，守边则“虏不敢犯，常为边最”。后因病回京师，再拜为议郎。延熹二年（159），“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其时梁冀遭诛，崔寔因是其故吏遭免官禁锢。至延熹四年，司空黄琼荐为辽东太守，(165)赴任途中因母丧求归，服丧三年后，拜尚书，崔寔“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此后的五六年，崔寔大概就在家中度过，直到“建宁中”病死。死后，“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靠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颎为其出资备棺葬具，大鸿胪袁隗为其树碑颂德。(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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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崔寔的著作，本传说“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流传至今的，可见于清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卷四五至四七三卷，第四十五卷收四篇赋、箴等残篇，第四十六卷为《政论》，第四十七卷为《四民月令》，均非完本。(167)仲长统评论其《政论》说：“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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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学与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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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的祖上多博学正直之人。以家学而言，崔寔的六世祖以下，多精通经、子之学，善为文辞。据《后汉书·崔骃传》记载，崔寔的六世祖母师氏在王莽时期，即以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而被王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169)高祖崔篆在光武初期归隐，“客居荥阳，闭门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所占验。”(170)祖父崔骃（字亭伯，？—92年）十三岁便能通《诗》、《易》、《春秋》，“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崔骃游学京都时，与班固、傅毅齐名。其性情上“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而才学文章之美，举世称颂。(171)崔寔的父亲崔瑗（77—143），“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十八岁到京师从侍中贾逵学，贾逵很器重他，崔瑗因此留京继续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172)在此期间，他与马融、张衡特相友好。崔瑗四十多岁开始为郡吏，因故入狱后，在被审讯时，也不忘向擅长《礼》学的狱吏学习《礼》说。本传说他“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艺》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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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崔寔上述家学之风，范晔在《崔骃传》“论”中评论道：“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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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门风而言，崔寔的祖上不仅多有正直品格，还有轻利重义和隐逸取向。七世祖崔朝曾在西汉昭帝时以“州从事”的卑弱身份谏劾刺史和王侯，后任侍御史。六世祖崔舒“历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175)高祖崔篆（崔舒的小儿子）不附王莽遭忌，后来不得已出任“建新大尹”，三年“称疾不视事”，属吏倪敞强谏其巡察所辖县邑，有一县狱满为患，经崔篆“平理”，以无罪释放的有两千多人。属吏认为崔篆审判过宽，怕朝廷追究责任，崔篆则豪气风发地说：“如杀一大尹赎二千人，盖所愿也。”(176)结果称疾而去。到了光武帝时期，崔篆以其兄“受莽伪宠，惭愧汉朝，遂辞归不仕”，(177)潜心为学。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崔寔的曾祖父崔毅干脆就“以疾隐身不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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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崔骃因自身才学出众和章帝的褒扬，得到当时的外戚权贵窦宪的格外任用，在窦宪专权后，其掾属三十人，都是故刺史、二千石之类的重要人物，而只有崔骃“以处士年少，擢在其间”。但是，对窦宪的“擅权骄恣”，崔骃基于国情、友情对其进行毫不客气的批评。如在窦宪初握权柄时，崔骃就真诚地作书劝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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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未之有也。今宠禄初隆，百僚观行，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岂可不庶几夙夜，以永众誉，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语》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汉兴以后，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书》曰：“鉴于有殷。”可不慎哉！(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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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前半段是崔骃要求窦宪立德立功，后半段以汉代外戚的命运警告窦宪，如果不能立德立功，将有灭门之祸。后来窦宪领军攻击匈奴，崔骃为主簿，见窦宪等在进军路上多有不法事，于是“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窦宪受不了这些指责警诫，借故让他去做一个县官。崔骃知道世不可救，“遂不之官而归。”(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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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的父亲崔瑗，虽经历坎坷，但绝不向宦官献媚取巧，淡然面对可能的功勋禄位。《崔瑗传》载，安帝废太子刘保为济阴王，死后由幼小的北乡侯刘隆（殇帝）即位，其时崔瑗私下同掌权的车骑将军外戚阎显的长史陈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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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常侍江京、陈达等，得以嬖宠惑蛊先帝，遂使废黜正统，扶立疏孽。……今欲与长史君共求见，说将军白太后，收京等，废少帝，引立济阴王，必上当天心，下合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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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禅犹豫不从。后来宦官孙程等在刘隆死后迎立废太子为顺帝，阎显兄弟被诛，孙程等十九人封侯，陈禅也迁为掌管司法的司隶校尉。与此相对的是，崔瑗却被废斥不用。其门生苏祇知道老师以前有利于当今皇上的谋划，准备上书为老师辩白，被崔瑗制止。陈禅此时也私下向崔瑗保证自己可以作证，崔瑗却拒绝了陈禅的好意，说当时的谋划“譬犹儿妾屏语耳，愿使君勿复出口”。(180)此后，他归家不再应州郡辟命。过了许久，掌权的外戚梁商幕府招揽人才，以崔瑗为首辟之人，崔瑗托故不应，转而进入正常的国家察举渠道，“中举茂才，迁汲令。”(181)这大概就是他践履其父“举以公心，不私其体”的原则使然。(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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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称崔寔“明于政体，吏才有余”，(183)这其实是崔氏家族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崔氏族人几乎都具备出众的治世才干。自崔寔七世祖起，除了曾祖父崔毅隐身不仕外，其余凡从政者，都有民众认可的政绩。上文已论及其七世祖、六世祖、高祖为官皆为史家称道，而其祖父崔骃虽未能主政一方，但其针砭时世的切实之论，却是“明于政体”的明证。崔寔父亲崔瑗在河内汲县令任上，“为人开稻田数百顷。视事七年，百姓歌之。”(184)崔寔自己在五原太守任上，针对未充分开化的五原人“不知织绩”的情况，变卖政府物资，购买纺织机械，教民纺织，结果是“民得以免寒苦”，又能“整厉士马，严烽候，虏不敢犯”。崔寔的堂兄崔烈虽因出钱买司徒官而为人诟病，但之前他作为郡守、九卿却是有“重名”的。崔烈的儿子崔均以父亲司徒位有“铜臭”而遭父亲杖责，后来为西河太守，与袁绍一起起兵山东以反对董卓。(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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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氏之所以有如此家学源流和可贵门风，除了“先人有则而我弗亏，行有枉径而我弗随”这种家训式的原则外，(186)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因为东汉儒学盛行的大环境，使得崔氏之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二是崔氏浸染儒学，既能得其“经世”之学问，又能一以贯之地践履其重义轻利的德性原则，还能体味其进退有止的入仕智慧；三是相对于邓、窦、梁那样的外戚权贵和桓（荣、郁、焉、典）(187)、杨（秉、赐、彪）(188)那样的儒门显贵而言，崔氏与以史传家的班（彪、固）氏(189)、应（奉、劭）氏(190)，以法传家的郭（躬、宏）氏、陈（宠、忠）氏(191)等家族一样，作为东汉中后期在社会政治层面并不显赫的家族，他们或许意识到，只有通过形成可以传诸后世的知识与文章，确立可以为后世所能效仿的价值榜样，才能与那些在社会和政治上呼风唤雨的显贵家族相抗衡。事实也表明，只要给予这些家族之人机会，他们就能发挥其才干，让知识转化成能力，让德性体现在生活中。这正是我们在此追溯其家学和门风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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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达权救弊”的批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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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符在《潜夫论》中大量征引历史事实说明道理不同，崔寔很明确地论说了古今制度及其效用的不同。在他看来，历史与制度中都有其变与不变的两面，而这与时势以及君主本身有莫大关系。历史的发展表明，有“创制”的“受命”之主，有“继体”“守文”的“中兴之君”，还有不知“旧章”可变的“凡君”，其区别在于是否能明晓“达权救弊之理”，是否能与世推移，兴革除弊。崔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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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彫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期于补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取时君所能行，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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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汉代自其创立时起（前206）到崔寔自己所处的桓帝时代（桓帝147年即位），已经有三百五十多年。但当时的汉帝国很是不妙，其“政令垢玩”、“风俗彫敝”的情形，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衰乱时代类似，都像一辆破旧的“弊车”，艰难负载。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也大致相同，是由于“世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而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应该像武丁任用傅说、宣王任用申甫那般，中兴之主用“巧工”，对帝国这辆大破车进行修理，“折则接之，缓则楔之”，这样破车会被修理得像新车一样，结果则是“新新不已，用之无穷”。历史经验中的道理如此，但“济时拯世”的关键何在呢？崔寔认为，不必墨守陈规，非得如尧舜那样，而是要针对现实中的情形，“随形裁割”，“遭时定制”。也就是说，“变”是应对不同时期出现不同问题的关键，这个“变”是历史经验中的“不变”之理。但这个以变应变的“不变”道理，对“变”本身有一种内在要求，它要求施行“变”的路径和方法是“时君所能行”，而“变”的目的是“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这就是“达权救弊”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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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崔寔对当时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掌权者展开批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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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策不见珍，计不见信。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又将不知不善之为不善，乌足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颇合圣听者，或下群臣，令集议之，虽有可采，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殆不知乐成，况可与虑始乎？心闪意舛，不知所云，则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嫉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吊屈子以摅其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贾生之贤，绛、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余哉！况其余哉！(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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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在此批判的是两类人及其危害。一是指那些上书只称道三代圣主之制，却提不出任何可以切实施行的救世良方的腐儒，这是“拘文牵古，不达权制”；二是指那些好灾异而不察民情的俗儒，这是“奇伟所闻，简忽所见”。崔寔认为他们并没有明白圣王之可以为善，是因为有“明哲之佐，博物之臣”的辅助，才能善行天下的道理。同样地，他们也没有明白“不善”之事在现实中如此之多，是因为主政者“习乱安危，逸不自睹”的缘故。既然这些人正反两面都没弄明白，当然也就不明白如何应时而变，“达权救弊”。如此，又怎么能让他们来讨论决定国家大事呢！更坏的情况是，这些人不仅排斥打击异己，还对现实中的真正危害熟视无睹，他们一旦占据权位，不用说其不思进取地“率由旧章”，还嫉贤妒能以保禄位。也正因为此，崔寔对贾谊遭遇的慨叹才那么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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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崔寔虽然说“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认为随世变化可以化解当世困境，但当他在强调必有所变，不拘前世空言的同时，却又把“变”的蓝图引向古代圣王之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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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所变，何独拘前。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使人主师五帝而式三王，荡亡秦之俗，遵先圣之风，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踪，复五等之舜，立井田之制。然后选稷、契为佐，伊、吕为辅，乐作而凤皇仪，击石而百兽舞。若不然，则多为累而已。(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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