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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章 三国魏晋之际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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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及魏晋之际，是指从曹操独揽东汉朝廷大权的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起，至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280）灭吴止，其间所经历的大约72年的历史，一般史籍称其为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因东吴政权比魏、蜀政权灭亡都晚，其间与西晋政权有近15年的历史交叉，故此时期的儒家学者，所经历的历史时期，不仅仅是“三国”时期，还有一个司马炎于泰始元年（265）称帝的西晋初期。故此章的章名所涵盖的历史时期应称作“三国魏晋之际”才比较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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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史或文化史上，三国及魏晋之际是一个非常复杂、特殊和重要的历史时期。从儒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在这段历史中所发生的最突出的思想文化变故，便是魏晋玄学的酝酿与产生及道教与佛教的发轫。这种文化思想新格局、新态势的出现，对儒学的生存、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使儒学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玄学化儒学的产生，我们可称之为魏晋“新儒学”；二是正统儒学或传统儒学的延续和发展。本章所述，即是以该历史时期的正统儒学为核心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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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三国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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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魏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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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崛起北方，于汉献帝建安元年（196）迎汉献帝于许昌后，曹操便挟天子以令诸侯，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便大败袁术、袁绍，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北方的政权。历史上虽然对曹操褒贬不一，但基本上认为其所遵循的思想和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不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如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1)顾炎武把魏晋以降士风日下的责任全部推到曹操一人身上，有欠公允。因为汉末儒学权威的下降实是时代使然，早在曹操占有冀州之前就已明显；其次，就是曹操本人也未完全否认儒学的作用，往往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他曾有“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的遗令。这就是说，他认为得天下不仅需要武力和军事，更需要权谋和法术；而治天下则需要礼义与文德。当时兵革未休，经术之治不足以得天下，故他在《孙子兵法序》中说：“操闻上古有弧矢之利，《论语》曰足食足兵，《尚书》八政曰师，《易》曰师丈人吉，《诗》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黄帝汤武咸用干戚以降世也……圣贤之于兵也，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也。”(2)但一旦政权稳定，社会转过头来鼓吹儒学，这似乎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共通的规律。建安八年，当曹操击败袁绍占领邺城，自领冀州牧后，北方局势稍平，曹操便下令修学。他在《修学令》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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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者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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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曹操承认“仁义礼让”与“先王之道”有益于天下，这就是承认儒学对巩固其政权的作用。曹操《修学令》一下，侍中鲍衡便提出具体步署，并得到曹操的赞同。鲍衡在其奏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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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王制立大学小学，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诗》、《书》，而升之司马，谓之贤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学博士，并设表章而无所教授。兵戎未戢，人并在公，而学者少。可听公卿一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将校子弟见为郎舍人，皆可听诣博士受业。其高才秀达，学通一艺，太常为作品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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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鲍衡的奏议中可以看到，当时由于战祸连绵，兵戎未息，“人并在公而学者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公卿大夫、将校子弟的儒学教育问题，可见曹操及当时士大夫对儒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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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统一北方政权，当然主要靠的是名法之治，但对儒学也不是一概排斥。上述《修学令》决非如一些史学家所说，乃曹操的自我粉饰之言，而是出于安定既得政权的需要。这一点在曹操的许多表令中都可反映出来。如《军谯令》、《整齐风俗令》、《求贤令》、《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让县自明本志令》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儒学的心态和精神。另一方面，从曹操所任用的人材来看，也并非如其《求贤令》中所说的那种“不仁不孝”之徒，而多是具有儒学精神的人。如王郎、华歆、王肃、乐祥、杜畿、刘劭、高堂隆、蒋济、袁涣、卫觊、王粲、王象、隗喜、邯郸淳、贾洪、苏林等，都是曹操当时所提拔的人物，他们当中有的累世儒学，有的雅好经术，有的以儒学名世。他们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曹魏政权的核心和主张以经术治国的儒林之士。如“举动必以礼”的袁涣曾向曹操进言，主张以仁义道德治国，据《三国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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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诛，涣得归太祖。涣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兼抚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与之死而可与之生。……若夫兼爱天下而反之于正，虽以武平乱而济之以德，诚百王不易之道也。”……太祖深纳焉。……魏国初建，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涣言于太祖曰：“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太祖善其言。……官数年卒，太祖为之流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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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涣不仅以道德仁义进言，他迁为梁相时，每敕诸县：“务存鳏寡高年，表异孝子贞妇。常谈曰‘世治则礼详，世乱则礼简’，全在斟酌之间耳。方今虽扰攘，难以礼化，然在吾所以为之。”(6)为政崇教训德治，百姓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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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早期，不仅以名法为治，而且参酌今古，采纳儒学，任用儒吏，故能较快地统一北方，建立起曹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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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死后，魏文帝曹丕登帝位，开始尊儒祀孔，并以仁义忠信为标榜，吏部尚书陈群立九品官人法，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中德充才盛者为之，以道义言行为准则，选其优异者以进。“始除旧汉限年之制，令郡国贡举，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则皆试用”。(7)又令“时称儒宗”的王象和“敦崇教化，百姓称之”的刘劭等，“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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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称帝第二年，即黄初二年（221），下诏修复孔庙，诏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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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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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修复孔庙，封孔子后裔为侯，并在孔庙之外，广为屋室以居学者，这说明曹魏政权开始儒家化。不久，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说：“从初年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五经课试法，《三国志》不载，唐杜佑《通典》略有所记。《通典》卷五十三说：“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经者，听须后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掌故满二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太学始开，便有弟子数百人，后达千数。这种“五经课试法”，完全采取了以儒学经典取仕的办法，虽然因“中外多事，人怀避就”，志学之士遂复凌迟，效果不佳，但它却是曹魏政权企图恢复儒学的最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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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五年，文帝崩，曹叡继位，是为明帝。魏明帝更尊崇儒学，在他继位的第二年（太和二年，228），便下诏郡国以经学贡士。其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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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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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明确提出儒学是“王教之本”，“贡士以经学为先”，标志魏晋政权从名法之治向以经术治国的转化。太和四年，明帝又下诏课试郎吏，策试罢退浮华，企图用儒学抑黜已经出现的浮虚不实的学风，其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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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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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又下诏制礼作乐，议定“庙乐及舞”，改“太予乐”为“太乐”；置崇文观，从王肃议“禘祫之礼”；改正朔服色，改太和历为景初历，“以明受命之运”；宽简刑狱，议定科令；使刘劭作《都官考课法》考核百官；继绝兴嗣，举郑玄之孙郑小同为侍中，等等。在曹魏诸帝中，魏明帝崇奖儒学是最突出的，他唯恐儒术不彰，六经绝续，故在他驾崩的前一年，还下诏科郎吏从当时硕儒受经。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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