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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葛洪《抱朴子外篇》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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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283—343）是东晋著名道士和道教理论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具有总结性、综合性的思想家、批评家和学者。在中国思想史上，葛洪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著述丰赡，学术视野宽厚。其笔触所及，上及天文，下及地理，旁及医药、丹术、兵略、经史、诸子、儒、墨、道、法，无所不包。可以说，他是东晋前期著述最多、思想体系庞杂的一位思想大家。其儒学思想，集中表现在《抱朴子外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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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葛洪事迹及生卒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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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晋书》本传和《抱朴子外篇·自叙》等文献记载，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祖彬（《晋书》本传“彬”作“系”，《抱朴子外篇·自叙》作“彬”，今从《自叙》），仕吴历官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庐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辅吴将军、封吴寿县侯。父悌，仕吴历官中书郎、中获军、拜会稽太守，入晋，为吴王司马晏郎中令、迁邵陵太守，卒于官。仅从以上可知，葛洪的祖、父两代皆为高官，故其出身为江南世家大族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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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葛洪的自身经历，虽《抱朴子外篇·自叙》有较详细记载，但由于史家对其生卒年说法不一，多少影响了对葛洪生平事迹的准确考察。(19)其中，造成生卒年说法不一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关于其生年，二是关于其年寿。关于其生年，杨明照先生在其《抱朴子外篇校笺》中，考订葛洪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20)而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考订葛洪生年为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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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据葛洪《自叙》有“齿近不惑”一语，推定洪之生年为晋武帝咸宁四年。其文说：“关于葛洪的生卒年岁，《自叙》及本传都无记载，但从《自叙》中，我们可以间接把近似的年岁推断出来。《自叙》说‘今齿近不惑’。又说‘今将遂本志，委桑梓，适嵩岳，以寻方平梁公之轨。先所作子书内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复撰次，以示将来云尔’。又说‘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22)该书据此认定，此时即是建武中。“计上距年二十余草创子书之时凡十余年。二十余，加上十余年，正合‘齿近不惑’”。(23)该书又接着说，两晋时期，“建武”年号有两个：一是晋惠帝于公元304年秋七月改元“建武”；另一个是东晋元帝以丞相琅琊王，晋位晋王时亦改元“建武”。两个“建武”年号，均不到一年即废。由此断定，“葛洪所指‘建武’，当为晋王之‘建武’。……由此可知，在晋王‘建武’初（317），洪‘齿近不惑’，那时封侯食邑，而子书内篇也已撰定。从这里上推四十年，为西晋武帝咸宁四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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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上述葛洪生于晋武帝咸宁四年考订，再与葛洪《抱朴子外篇》中的《吴失》、《自叙》等篇之所记对照，存在明显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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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葛洪在《外篇·吴失》篇中明确地说“余生于晋世”。也就是说，葛洪生于吴灭亡之后，他才得以《吴失》为篇，专门讨论吴的过失和错误，总结吴灭亡的教训。吴亡于末帝孙皓天纪四年（280），显然，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吴尚未亡，故不得称洪生于晋武帝咸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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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按葛洪《自叙》篇所记，洪年二十余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又言“昔欲诣京师索奇异，而正值大乱，半道而还，每至叹恨，今齿近不惑”云云。也就是说，葛洪在定稿《抱朴子》一书时，已近不惑之年。若以洪生于晋武帝咸宁四年（278）计，至东晋元帝建武中（317），时洪年整四十岁（古人不以周岁计），则正合“不惑之年”，而不应称“齿近不惑”。故称洪生于晋武帝咸宁四年，明显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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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若以葛洪生于晋武帝咸宁四年，而以洪《自叙》“年十三而慈父见背”计，其父当死于晋武帝太熙元年（290）。而《自叙》说，其父入晋，“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正色弼违，进可替不。举善弹枉，军国肃雍。迁邵陵太守，卒于官”。(25)查《晋书·武十三王传》，“吴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杨、吴兴、并吴三邻”。这就是说，洪父卒年与皇子司马晏受封吴王在同一年。如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洪父在郎中令上，“举善弹柱，军国肃雍”，且“迁邵陵太守”？这同样存在明显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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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葛洪在《自叙》中说：“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难曰：‘昔王充年在耳顺，道穷望绝，惧身名之偕灭，故《自纪》终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运，方将解申公之束帛，登穆生之蒲轮，耀藻九五，绝声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扬，而务老生之彼务？’”(26)这里，“始立之盛”，当指葛洪“荐名琅邪王丞相府”及“庚寅诏书赐爵关中侯”等事。(27)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愍帝建兴三年（315）和元帝建武元年（317）。若以洪生于晋武帝咸宁四年计，发生上述两件事时，葛洪分别为37岁和39岁。这样的年龄只能称做“不惑之年”或“近不惑之年”，而不能称“始立之盛”。可见，侯书的考订同样与《自叙》所记有明显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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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晋文》据《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八，辑得《抱朴子外篇》一条佚文。这条佚文的发现，完全可以纠正上述《中国思想通史》等书籍及文章对葛洪生卒年考辨的差误。这条佚文说：“昔太安二年（303），京邑始乱，三国举兵，攻长沙王乂。小民张昌反于荆州，奉刘尼为汉主。乃遣石冰击定扬州，屯于建业。宋道衡说冰，求为丹阳太守，到郡发兵以攻冰，召余为将兵都尉。余年二十一，见军旅，不得已而就之。”(28)据这条材料得知，葛洪参与讨伐石冰之乱时年21岁。又据该条佚文及《晋书·惠帝纪》等文献记载，石冰之乱发生在晋惠帝太安二年（303），由此即可推出葛洪当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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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生年确定以后，其卒年即可迎刃而解。关于葛洪卒年，历史上基本有两种说法：一说卒于八十一者，以《晋书》本传、《艺文类聚》卷七十八、《御览》卷六百六十四引晋何法盛《晋中兴书》、清钱大昕《疑年录》及近人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等为代表。一说卒于六十一者，以《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引晋袁宏《罗浮记》、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之《葛洪事迹考证》及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等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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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说，虽各有所据，但主“卒于六十一”者之考辨，较为确当。如近人余季豫在《〈疑年〉录稽疑》一文中，以钱大昕考订“葛洪卒于晋咸和间年八十一”为大误。他认为，“若如钱氏所说，姑以咸和九年（334）起算，上推八十一年，是为吴大帝五凤元年（254），至吴亡时，稚川二十有七矣，尚得云‘生于晋世’乎？……姑以咸和九年卒年八十一推之，则当元帝纪元之岁，稚川已六十有四，尚得云‘齿近不惑’乎？……”(29)又陈国符《道藏源流考·葛洪事迹考证》，据《晋书·葛洪传》言葛洪后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乃止罗浮山，旋忽卒。邓岳至，已不及见云云。陈按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晋成帝咸和五年，邓岳始领广州刺史。康帝建元二年（344），岳卒，其弟逸代之。故葛洪至迟当卒于康帝建元二年。“据此，则《太平寰宇记》谓洪卒年六十一之说为是”。(30)诸如此类的考证，多有说服力。所以，关于葛洪年寿，《太平寰宇记》引袁宏《罗浮记》所载六十一，与《自叙》完全相符，故葛洪年寿可确定为六十一岁。所谓“八十一”者，盖“八”为“六”之误也。由此推算，葛洪卒于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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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确定了葛洪生卒年后，其一生事迹方可有确切着落，由此亦可断定葛洪一生所遇重大事件及这些事件对其著述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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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葛洪著述及《抱朴子外篇》的学派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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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著述十分丰富，其以博学多识名闻江左，所著书多达数百卷，近百种，数十万言。故本传称其“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四部正讹》称其“身所著书殆六百余卷，自汉以来，称撰述亡盛于洪”。其著述之多，史志及私人藏书著录各异，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至今也未能完全一致。其中可能有许多重复甚至舛误，但其大部可信。其中，犹以葛洪在其《自叙》中为自己所列的著书目录，最为可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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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表章、笺记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为《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别有目录。(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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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书目中可以看出，葛洪著述，有撰有抄。所谓撰，乃亲自撰著者；所谓抄，有时亦称“修撰”，意谓照抄原书之外，又间己意者。如《仪礼·丧服》，是《礼经》中最要篇目。晋儒都很重视并多加研究，葛洪即是如此。《隋书·经籍志一·经部礼类》载《丧服变除》一卷，晋散骑常侍葛洪撰。《经典释文·仪礼音义·丧服经传》第十一“一搤”《释文》：“王肃、刘逵、袁準、孔伦、葛洪皆云‘满手曰搤’”等等，均引有葛洪说。(32)可见，葛洪书目中所谓“抄”，非完全照抄，乃是间加己意的修撰，其对经书文献的研究均有意义。可惜，三百多卷的五经、七史、诸子等书抄均未能传世。上述目录所列，除《抱朴子》内、外篇及《神仙传》等保存下来外，其余撰著皆亡佚。故《抱朴子》内、外篇是研究葛洪思想最直接、最重要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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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抱朴子外篇》的学派归属问题，葛洪在其《自叙》中曾有明确说明。他说，《抱朴子》“《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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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隋至清，一千四百余年来，《外篇》的思想一直被看做是杂家。对《抱朴子》内、外篇，自葛洪《自叙》最早著录外，《晋书》本传、《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通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一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历代史志及私家藏书目录均有著录。虽著录卷数互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均把《内篇》归于道家，而把《外篇》入于杂家。也有极少数史志目录把《外篇》归于道家者，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内篇》论神仙、吐纳、符箓、尅治之术，纯为道家之言；《外篇》则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词旨辨博，饶有名理。而究其大旨，亦以黄老为宗。故今并入之道家，不复区分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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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自认《外篇》属儒家，而千百年来，儒林之士不但抑之不许，且通过对《内篇》的批评而否定《外篇》的价值。如宋高似孙在评论《抱朴子》内、外篇时说：“予自少惑于方外之说，凡丹经卦义，秘籍幽篇，以至吐纳之旨，餐炼之粹，沈潜启策，几数百家。靡不竭其精而赜其隐，破其鋋而造乎中，犹未以为得也。于是弃去，日攻《易》，日读《系辞》，所谓天地之几，阴阳之妙，相与橐籥之，甄冶之，而吾之道，尽在是矣。……及间观稚川、弘景诸人所录及内、外篇，则往往皆糟粕而筌蹄矣。”(35)此即通过对《内篇》的批评，而又全盘否定了《外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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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来，儒者对葛洪的批评盖皆如此。如明代大儒宋濂亦批评说：葛洪“著《内篇》二十卷，言神仙黄白变化之事；《外篇》十卷，驳难通释。洪深溺方技家言，谓神仙决可学，学之无难；合丹砂、黄金为药而服之，即令人寿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其他杂引黄帝御女及三皇内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诞亵不可训。……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为文虽不近古，纡徐蔚茂，旁引而曲证，必达己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学《六艺》，夫孰御之哉？惜也”。(36)高似孙、宋濂皆当时大儒，他们对葛洪的批评，皆有以偏概全之弊，皆因葛洪《内篇》的道家或道教信仰，而否定《外篇》的儒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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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唯清代吴德旋在其《初月楼文钞》中，对《抱朴子外篇》作了充分肯定。他在文中说：“葛洪生于衰晋之世，闵时俗之流荡，疾贪邪之竞进，故所著书辞，贱禄利，尚高节，匡世谬，贵绳检，其说美矣，顾乃列之《外篇》。而《内篇》专论黄白变化之术，内其所当外，外其所当内，何若斯之舛也！”(37)在此，吴氏并未因批评《内篇》而否定《外篇》，而且极力推崇《外篇》为“其说美矣”。不仅如此，他还引用桐城派学者姚文然的话，认为“《抱朴子外篇》依于儒家，言多足取；其《内篇》，绝鄙诞可笑。以洪之为人核之，言不宜有是。殆后世黄冠师伪为之，托名洪耶”？(38)姚氏的这些看法，虽仍以“绝鄙诞可笑”一语全盘否定了《内篇》的价值，并怀疑《内篇》为伪托之作。但对于《外篇》却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打破了一千多年来把《外篇》归于杂家的传统说法，这是历史上对葛洪《抱朴子外篇》的学派归属确定为儒家的首次评价。但由于姚氏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不大，其“《外篇》依于儒家”的说法虽颇有见地，但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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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一直到现代方有改观。上世纪四十年代，史家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简编》总结东晋的玄学和道教的发展时，提到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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