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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170202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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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范缜《神灭论》在儒佛之争中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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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的儒佛之争，至范缜达到高潮。此后便进入全面的儒佛融合阶段。因此，范缜不仅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哲学家、理论家和无神论者，而且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儒佛之争的代表人物。他的《神灭论》一文，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特质和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同时也在理论上对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形神关系问题作了历史性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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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缜的家世及其儒学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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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450—515）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县北）人。其先祖范晷作过西晋雍州刺史。曾高祖范汪字玄平，少孤贫，年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见而奇之曰：“兴范族者，必是子也。”汪历任东晋宛陵令、鹰扬将军、安远护军、武陵内史、中书侍郎、吏部尚书、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等职。因军功赐都乡侯、武兴侯等爵。后屏居吴郡，从容讲肆，精通礼学。高祖范宁，是东晋著名经学家，封阳遂乡侯，又拜中书侍郎，曾为余杭令，临淮、豫章太守。曾祖范泰，字伯伦，历仕东晋天门太守，袭爵阳遂乡侯，迁南郡太守、东阳太守加振武将军等官。亦做过太学博士、国子博士、入为黄门郎、御史中丞，转度支尚书、徙太常、右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宋受禅，拜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范缜的祖父范璩之，亦做过中书侍郎。至范缜时，因其父范濛早卒，再加之南朝政权的更迭和仕途变幻无常，遂使范缜的家世趋于衰微。少孤贫，“恒芒屩布衣，徒行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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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范缜“少孤贫”，又曾与当时高门竟陵王萧子良及梁武帝萧衍等辩抗佛教事，故后世学者多以范缜出身寒门素族，并以此作为他激烈反佛的一条理由。其实这是对范缜家世出身的一种误解。以目前保存下来的史籍所考，范缜的家世堪称东晋南北朝时期典型的“士族”。东晋南北朝时所谓“素族”，是对宗室或家世显贵受封爵邑者而言。因此“素族”不但不能解释为寒门，而且恰恰相反，实即是对“士族”的互称。况且在范缜的家世谱系中，多数为朝廷命官，并袭封侯爵。如范汪受封都乡侯、武兴侯；范宁受封阳遂乡侯；范泰袭封阳遂乡侯；范弘之袭封武兴侯；范晔袭封武兴侯等。至范濛，因早卒或因其叔父范晔谋反坐罪，故仕途未显。但至范缜，又有复兴趋势。其从兄范云官至尚书右仆射、封霄城候。范缜官至晋安太守、尚书左丞，以中书郎、国子博士卒官。由此可知，范缜决非寒门细族。至于范缜反佛，主要原因在于其家世的儒学信仰及其自身所受的儒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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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的士族，按其政治地位、艺文特长及立身处世之事迹等，可分为不同类别。台湾学者苏绍兴在其所著《两晋南朝士族》一书中，把士族分为权倾一时类、仕途显赫类、文学艺术类、清谈玄学类及德行高洁类等五大类别，而范缜所属的陈留范氏家族显然不包括在这五类中。在两晋南北朝四十余家士族中，范氏家族是以儒学标显于世，这是我们在研究范缜的思想时所应注意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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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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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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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出身儒学世家，这在其家世谱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其先祖范汪即精通礼学，《通典》中保留了不少范汪对礼学及丧服的议论。范宁、范泰都是晋宋大儒。范宁尤以经学著称。其为豫章太守时，在郡大设庠序，敦教五经，尊儒反玄，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自中兴以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包括范氏疏族在内，范隆、范宣、范弘之均入《晋书·儒林传》。其中范宣是东晋名儒，范弘之“以儒学该明，为太学博士”。范缜的叔祖范晔是中国史学大家，自幼好学，博通经史，所著《后汉书》亦常褒儒学。以为自《春秋》以来的史书，“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退邪归正之路”。元嘉二十二年（445），有人告发他与孔熙先等密谋拥立刘义康，以谋反罪名被处死。范晔死时，范缜已在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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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有丰厚的儒学传统，他被列入《梁书·儒林传》并非偶然。同时他的师承关系亦可反映他的儒学背景。据《梁书》及《南史》本传载，范缜“年未弱冠，闻沛国刘聚众讲说，始往从之，卓越不群而勤学，奇之，亲为之冠”。刘是南朝宋齐间著名儒家学者，其舅孔熙先与范晔同时以谋反罪被杀。他看到被卷入政治漩涡的知识分子，仕途变幻无常，故“素无宦情”，专心于授徒讲学。齐高帝萧道成、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等都亲自向他问学。“恣状纤小，儒业冠于当时，都下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当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郑”。著有《周易乾坤义》、《周易系辞义疏》、《周易四德例》、《毛诗序义疏》、《毛诗篇次义》及《丧服经传义疏》等。范缜“在门下积年”，学业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其子范胥“传父学，起家太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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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范缜所以能在佛教盛行之时，异军突起，以儒家的人文思想和入世精神为武器，写出中国思想史上难得的《神灭论》一文，是有其深厚的儒学背景和思想渊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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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灭论》的儒学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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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的著作，据《梁书》本传载，有文集十卷。《南史》本传载有文集十五卷。《隋书·经籍志》著录《范缜集》十一卷。以上三书，记载各有不同。可见范缜的著作，在陈隋间即开始散佚。至新、旧《唐书》已不见著录。《神灭论》一文因在当时影响较大，曾引起“朝野喧哗”，故得以保留在《梁书》本传及《弘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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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范缜“博通经术，尤精三礼”和其子范胥“传父学”的情况看来，范缜无疑是一位儒家学者。由于他的著作佚失，其儒学思想的全貌不可详知。但仅就《神灭论》一文看，亦可反映其儒学宗旨和儒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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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范缜在《神灭论》中，明确表示他主张“神灭”的理由，乃是出于对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的关心。特别是佛教在政治、经济、风俗、道德等各方面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使范缜深感不安，故促使他“思拯其溺”。这种注重现世人生的精神正是儒家的一贯传统。他在《神灭论》中设问说：“知此神灭，有何利用邪？”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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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卹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于贫友，吝情动于颜色；千钟委于富僧，欢意畅于容发。岂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务施阙于周急，归德必于在己！又惑于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缾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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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范缜指出，由于佛教的流行，使许多人不顾倾家荡产，竭尽钱财去敬僧拜佛，而不肯帮助和照顾亲戚邻里，不同情和救济贫困之人，这都是出于自私自利的考虑。因为在信奉佛教的人看来，“僧有多稌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即把钱财捐给佛僧，可以得到好的报应。范缜认为，有了这种求报的思想，自然会产生“济物之意浅”、“务施阙于周急”的功利观念，此即慧琳在《白黑论》中所说的“施一以侥百倍”，“热望来生之利”。这种图报的思想，正是与儒家“正其义不谋其利”的思想相矛盾。同时，范缜认为，报应说是一种“茫昧之言”，佛教正是以这种虚诞不实的言论，对人们“惧以阿鼻之苦”或“欣以兜率之乐”。“阿鼻”，梵语音译，佛教所谓八大地狱之一，是最苦处。“阿鼻之苦”，意谓受苦无间断。“兜率”也是梵语音译，佛教所谓六重天中第四重。“兜率之乐”，意谓极乐世界。这就是说，佛教诱惑人们相信天堂、地狱之说，遂使人们“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缾钵”。这里，范缜明显地把儒佛对立起来。“逢掖”泛指儒家的服饰。“俎豆”，泛指儒家的礼乐制度。在他看来，抛弃儒家学说的结果：①“家家弃其亲受，人人绝其嗣续”；②“致使兵挫于行间；”③“吏空于宫府”；④“粟罄于惰游”；⑤“货殚于土木；”⑥“奸宄不胜，颂声尚拥”。即从人伦、道德、军事、行政、经济、政治等方面揭示了背弃儒学、崇尚佛教所带来的危害。这表明范缜有浓厚的经世思想及对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的强烈关怀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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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范缜以“神道设教”解释祭祀鬼神，实际上即是主张无鬼论，以此反对佛教的神不灭论和人死为鬼的说法。这是儒家人文思想的典型表现。在范缜与佛教辩论中，佛教方面常常引证儒家的经典，证明神不灭和人死为鬼，企图以此驳难范缜。范缜在《神灭论》中自设问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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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问“经云‘为之宗庙，以鬼飨之’，何谓也？”答曰：“圣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厉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谓矣。”(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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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易》称‘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而不违’，又曰‘载鬼一车’，其义云何？”答曰：“有禽焉，有兽焉，飞走之别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人灭而为鬼，鬼灭而为人，则未之知也。”(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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