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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170202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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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王肃的经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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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195—256）是魏晋时期最大经学家，博通经籍，遍注群经，尤善贾逵、马融之学，与郑玄学派对立，并独成一家，世称“王学”。其经学的特点，不分今文、古文，综合吸收汉代以来的各家经义，是魏晋时期经学综合化的典型代表。其所注群经，在晋代皆列于学官。由于他对郑学持“易而夺之”的态度，以及他与司马氏集团的姻亲关系和亲附立场，再加之伪造图书，以挟学林，故其经学及其人品，亦多遭后人病诟。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说：“两汉经学极盛，而前汉末出一刘歆，后汉末生一王肃，为经学之大蠹。歆楚元王之后，其父向，极言刘氏王氏不并立。歆党王莽篡汉，于汉为不忠，于父为不孝。肃父朗，汉会稽太守，为孙策虏，复为曹操，为魏三公。肃女适司马昭，党司马氏篡魏，但早死不见篡事耳。二人党附篡逆，何足以知圣经！”(2)皮锡瑞对刘歆、王肃的批评，可谓严厉。其中“经学之大蠹”、“党附篡逆”、“何足以知圣经”三语，显然有过激之处。在今天看来，政治与学术固然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亦应有所区别，二者不能完全混为一谈。因为人的一生并非铁板一块，它总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尤其生活在汉末及魏晋嬗代之际，由于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人们对政治的选择也是一个复杂变动的过程。王肃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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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肃生平及其学术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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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字子雍，东海郯（今山东省郯城县）人，生于东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卒于魏甘露元年（256），享年61岁。综观王肃一生，其活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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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从“自肃成童，始志于学”开始，至魏明帝景初三年（239）为断。这一年，明帝曹叡崩，曹魏政权开始逐渐为司马氏所蚕食。在此之前，司马氏虽有野心，并虎视眈眈地觊觎曹魏政权，但经过曹操、曹丕、曹叡三代经营，司马氏并没有太多的空子可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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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孔子家语·序》，王肃自称从孩童时期起，就有志于学，并学从郑氏开始。18岁时，又从宋忠读《太玄》，并在宋忠《太玄》学基础上，“更为之解”，可见王肃入道之早。再加上王肃有丰厚的家学传统，因此，在他的青年时代，盖已完成了对儒家经典的传习，然后进入其经学创作阶段。可以说，王肃从18岁至44岁这二十六年间，是其从事学术活动的重要时期。其遍注群经的工作也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魏晋时期，学者早慧是普遍现象，许多大家的著述，基本上都是在40岁以前完成的。如王粲、陆绩、仲长统、嵇康、钟会、曹植、王弼等皆未活过40岁，但他们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创造出名标学术史的成绩。其中尤以王弼为最，王弼仅活了24岁，但其《周易注》、《易略例》、《周易大衍论》、《论语释疑》等经学著作已成。若再加以数年，亦可遍议群经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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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王肃一生的第一阶段，应该是以学术活动为主，其经学著述亦多在此阶段完成。其中《七录》著录《扬子太玄经注》应为最早，可能是在王肃20岁以前完成，其次如《周易注》、《周易音》、《论语注》、《论语释驳》等，也差不多与《太玄经》注同时期完成。《魏志》本传载：“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这里的“初”，不知初为何时。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把它排在魏文帝黄初五年（224），这显然过早。《高贵乡公纪》言：“帝幸太学，与博士议郑王两家《易》及《尚书》。”又《晋书·百官志》云：“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晋书·荀菘传》又说：“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可见，王肃各经相继立于学官，至魏末晋初始得完备。由注经完成，到立于学官，还有相当一段时间。也就是说，王肃经学体系完成的时间要早于其诸经立于学官的时间，完成经学体系，是其学术活动的最主要成果，而其经学立于学官，则需要更多条件。其中，尤其是政治条件，王肃当时还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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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此阶段中，曹魏政权还相对稳固。王肃在魏文帝黄初三年（222），为散骑黄门侍郎，此时王肃27岁，是他学术活动最活跃时期，也是其踏入政治仕途的开始。但这种官职，多为散官，虽可接近权力中枢，但并无实权，多为备位而已。何晏为吏部尚书时，推荐王弼为黄门侍郎，即属此类。王肃33岁时，其父王朗卒。王朗在魏，亦以学术起家，位至三公，地位显赫。其卒（太和二年），王肃袭爵。明年，拜散骑常侍，时王肃34岁。散骑常侍，已比黄门侍郎跃升一大步，职责是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顾问，往往可预闻要政，然位尊而权轻，仍属“散骑”，并无实权。王肃在政治上投靠司马氏最关键的一步是其女嫁给司马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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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晋书·文明王皇后传》，文明王皇后名元姬，“年十二，朗薨”，可推知其生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元姬“既笄，归于文帝”。古代女子成年曰笄。按《礼记·内则》：“十有五年而笄。”郑玄注：“谓应年许嫁者。女子许嫁，笄而字之，其未许嫁，二十则笄。”按此，王肃把女儿许嫁给司马昭，当在魏明帝太和五年（231），此时王肃36岁。与司马氏联姻，表明王肃的政治立场完全转向司马氏。但此时，司马氏集团在与曹魏集团的政争中，仍不占优势。王肃虽于青龙中（约235），以常侍领秘书监，并兼崇文观祭酒，但其活动仍限于规谏得失、典司图籍和掌管教育等。这些工作，皆未脱离他所擅长的学术及其经学著述与创作。直至景初末（239）魏明帝曹叡崩，齐王曹芳即位，改元正始，王肃始真正投入政治活动，此时王肃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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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叡一死，司马氏加紧了篡魏活动。王肃亦进入其生平活动的第二阶段。正始元年（240），王肃出为广平太守，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学术活动而专任地方长官。但不久，又调回中央任议郎、侍中，迁太常。短期内连迁三职，可见其政治活动的频繁。且侍中、太常之官，已进入朝廷权力中枢。侍中，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太常，九卿之一，掌宗庙礼仪，兼掌选试。时大将军曹爽辅政，任用何晏、邓飏、李胜、丁谧等人为辅翼。王肃对此颇有微辞，曾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等论及时政，肃正色曰：“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爽闻之，戒何晏等曰：“当共慎之，公卿已比诸君前世恶人矣。”足见王肃在曹魏与司马氏两个政治集团的斗争中，所显露的政治立场和其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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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经过多年准备，于魏嘉平元年（249）春正月发动了高平陵政变。此时王肃54岁。史料虽未明载王肃直接参与政变，但在政变后，“诏使太常王肃册命太傅（司马懿）为丞相，增益万户，群臣奏事不得称名，如汉霍光故事。”(3)司马懿上书辞让，诏乃许之。可以说，王肃间接参与了司马氏策划的高平陵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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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平四年（252），王肃57岁，徙河南尹。嘉平六年又以河南尹兰陵侯的名义参与了由司马氏一手导演的谋废魏帝的活动，与四十五名皆为朝廷重臣的司马氏党羽共诣永宁宫，向皇太后奏陈魏主曹芳罪名，请施废黜。之后，又“持节兼太常，奉法驾，迎高贵乡公于元城”，完成了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又一次重大部署。魏正元元年（254），王肃59岁。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司马师请教王肃。肃亦为之出谋划策，引孙权袭取关羽故事，暗示司马师急袭俭、钦。景王从之，遂破俭、钦，为司马氏扫荡曹魏残余势力，尽了最后努力。正元二年（255），王肃60岁，因平俭、钦之乱策划有功，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户。明年，即魏甘露元年，王肃卒，时年61岁。死后追赠卫将军，谥曰景侯。王肃死后十年，其外孙司马炎正式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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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王肃生平的两个阶段中，可以看出，其在第一阶段中，即从18岁至45岁，主要从事学术活动，其经学著述主要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当时，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前景并不明朗，其经学活动，其中包括对郑玄经学的“易而夺之”，并非如后世所说的那样，是为司马氏篡魏服务。在其第二阶段中，即从45岁到61岁，主要从事政治活动，而且在司马氏集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在主观上，王肃力图以其经学为司马氏出力，但其经学著述已为成品，不会在中途做更多改易，因此他只能是以经学权威的身份，加重其政治活动的分量而已。由此，可以说：王肃经学的产生是时代变迁、学术转型的产物，虽然与政治有关，但不是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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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肃的经学著述及其学术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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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是中国经学史上除郑玄外，经学著述最多的经学大家之一。据《三国志·魏书》本传、《晋书·礼志》、《宋书·乐志》、《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七录》等史志所载，王肃一生的经学著作多达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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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起见，据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列出郑、王著述对照表，以便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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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王肃《玄言新记道德》二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玄言新记道德》二卷，王弼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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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郑、王著述表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王肃与郑玄的注经范围大体一致。但也有不同：第一，最大的不同是郑玄遍注纬书，而王肃经注中却不见纬书踪影。第二，郑玄对《春秋》三传皆有注议，而王肃只注《左氏》而不注《公羊》、《穀梁》。第三，王肃注《太玄》，而郑玄阙如。在这些不同中，最值得注意者是王肃不注纬书，此为王肃之学务排谶纬之证。这也是魏晋思潮在王肃经学中的反映。其次，王肃解《太玄》，亦与其务排谶纬有关。扬雄著《太玄》，以《易》为基，以儒道为辅，企图综合会通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这在儒家经纬盛行的两汉之际，确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故曾受到班固、刘歆等人的批评或讥讽。王肃为《太玄》作解，亦反映王肃学术思想的开放态度，同时亦表现出魏晋学术思潮转型的特征。因此，王肃不注纬书，郑玄不注《太玄》，正反映出二人学术倾向的不同（后面还要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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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王著述的对比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王肃《玄言新记道德》二卷”。此书早佚，后世亦不见称引，故来历有些不明。查《旧唐书·经籍志》道家类著录有《玄言新记道德》二卷，王弼注。而“王肃《玄言新记道德》二卷”，旧《唐志》却不见著录。又新《唐志》道家类除著录王肃《玄言新记道德》二卷外，同时又著录“王弼注《新记玄言道德》二卷”。两《唐志》均标王弼注，而新《唐志》只标王肃，并无“注”字。盖《玄言新记道德》二卷或《新记玄言道德》二卷，王弼为注，王肃为著，且“玄言”与“新记”颠倒，不知孰是。但两书均归道家类，且从书名看，言道德亦该归于《老子》，故对于王弼，此书盖《老子注》或《道德经注》之异称耳。但对于王肃，可能为“老子论”或“道德论”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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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情况看，盖有三种可能：一为新《唐志》著录混乱，因王肃、王弼为同代人，故“王弼”误为“王肃”。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新《唐志》在著录王肃《玄言新记道德》二卷的同时，又著录王弼《新记玄言道德》注二卷，一有“注”字，一无“注”字，且“玄言”与“新记”颠倒，似有意对二王的著录加以区分。第二种可能是二王各有自己关于《老子》的著述，书名相同是为常见，且儒家学者或经学家注释或阐说老子，在汉魏早有先例，如马融、虞翻都是著名经学家，他们皆注《老子》。此二人的《老子注》，后世亦很少有人称引。第三种可能是魏晋以后，好事者伪托王肃之名而成《玄言新记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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