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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刘焯的生平与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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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焯生平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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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焯（生于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卒于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字士元，信都昌亭（今河北冀州）人。史传说他少有异秉，聪敏深沉，不好嬉戏，惟知读书。“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当，问《礼》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业而去。”(93)刘、郭、熊三位都是北朝的名儒，二刘从之受业，而竟“皆不卒业而去”，即未待一部经传讲完，就谢师辞别。可能是因为二人聪明颖悟，早已领会；也可能是刻苦勤奋，先期读毕。二刘的颖异苦学，自不待言。然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几位老先生所讲的名物训诂之学，已不能满足二人追求义理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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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儒林传》载其同时人徐文远读书问学事：“时耆儒沈重讲太学，授业常千人，文远从之质问，不数日辞去。或问其故，答曰：‘先生所说，纸上语耳。若奥境，彼有所未见者，尚何观？’”二刘的情况当与之相似。当时北朝的学者，大都笃守汉学，尊崇郑注，淳朴笃实，不作任何义理发挥，所以讲学往往没有新意。文远所谓“奥境”，自然是说义理的深刻含义。读书而追求经传义旨的“奥境”，不再满足于章句的训释，这是南朝的学风，说明其时北朝的年轻学者受南朝的影响已深。北齐武平末年，刘焯、刘炫得到南朝费甝《义疏》孔氏注解之《尚书》，乃留意研读；而费甝《诗》、《礼》、《春秋》诸疏，“尤为当时所尚，诸生多兼通之”(94)。此为北人习南学之始，而焯、炫实开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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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得知武强交津桥世族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与炫乃相与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遂以博通儒学而远近知名，被冀州刺史辟为州博士。入隋，复为刺史赵煚引为冀州从事，成为刺史僚佐。约在开皇二年，又被“举秀才，射策甲科”。按秀才之名，始见于汉代，至晋代始成为选拔人才的途径。秀才科举，首先要经过州郡选举，然后送京师考试。考试的科目有文赋和经义，还要作三篇引经据典针对时政的方略策论，亦即对策。难度极高，应者亦少，所以至唐代逐渐被取消。据《陔余丛考》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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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世始有秀才之举。永宁初，王接举秀才，报友人书曰：“非荣此行，实欲极陈所言，冀有觉悟耳。”此士子专称秀才之始。元帝时，所举秀才皆不能试经，尚书孔坦请展限五年，听其讲习，诏许之。则秀才有不能试经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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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亦重此科，王融、任昉俱有策秀才文载《文选》，可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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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隋时，秀才之举益重。《杜正玄传》：开皇中，海内举秀才杜正元一人。杨素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妄举如此！”素意欲试黜之，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令至未时俱就。正玄果如期并了。素大惊曰：“诚好秀才！”后其弟正藏、正伦亦举秀才。隋世，天下举秀才不十人，而杜氏一门三秀才，此其极盛也（亦见《唐书·杜正伦传》）。唐高宗永徽二年停秀才科，开元十四年以后复有此举。主司以其科废久，不欲奖拔，多黜落之，其科遂废。《封氏闻见记》：唐初秀才试方略策三道，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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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科不仅要求文采出众，熟知经义，而且要求满腹经纶，能对时局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方略对策。没有高才实学确实难以达到，所以举人多畏惮之。隋世重举秀才，天下不过十人，亦可想见其荣贵。而其中就有刘焯、王通和杜氏兄弟，俱为当时所称美，而刘焯很可能是最早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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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焯甲科擢第之后，奉命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献上其奉敕修造并自信足可“会通今古，符允经传，稽于庶类，信而有征”(96)的历法新书。因与刘孝孙联名反对张宾所修之《开皇历》，被斥为“谤毁天历”，被调直门下省，以待顾问。俄除员外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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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诸儒于秘书省考定群言。郁郁不得志，因请假还乡里，县令韦之业引为功曹。寻复入京，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国子祭酒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宗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座，论难锋起，皆不能屈，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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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等考定。洛阳《石经》是指《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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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平石经》或称《汉石经》，是东汉熹平年间用隶书一种字体写刻，故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首次将《周易》等七种儒家经典镌刻于石，立于洛阳太学，做为当时传写的正本。《正始石经》或《魏石经》，刻于三国魏正始年间，书以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故又称《三体石经》。北朝后魏初年，权臣高欢将《熹平石经》与《正始石经》迁往邺城（今河北磁县），行至河阳（今河南孟县），遇河岸崩塌，部分石经沉入黄河，运到邺城的已“不盈太半”。至此，遂又由隋文帝“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经刘焯、刘炫等考定之后，“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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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因国子释奠，刘焯与刘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所谤，除名为民。其实这次被遣回乡，还因为又一次“参议律历”，深揭张玄胄历法之非，而为其同党宠臣袁充所排挤。刘焯从此优游乡里，专心以教授著述为务，披览讲诵，孜孜不倦。对贾逵、马融、王肃、郑玄所传之今古文经典章句，论定是非，多所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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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于“《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核其根本，穷其秘奥”。著《稽极》十卷，专门考论历代天文、律历著作之是非得失；《历书》十卷，即历史上著名的《皇极历》；《五经述议》，并行于世。刘焯的著作大多成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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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焯乡居讲学期间，“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98)。说明当时学界对刘焯的学问是如何的景仰；也透露出时人追求和钻仰儒家学术的风气，是如何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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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杨勇闻其名而召之，既至京师，未及进谒，忽然诏令事蜀王杨秀。文帝此命，实欲为蜀王“选贞良有重望者为之僚佐”(99)，而饱学之士，正可担任书佐侍读之类僚属。然对刘焯而言，事出意外，故尔迟迟吾行，久之不赴。刘焯此次应召进京的目的，原本希望献上自己所著的《皇极历》书，讨论并采纳、推行其研制的历法。所以《北史》解释其“久之不不赴”的原因是“非其好也”。然而，敢于淹迟王命，岂非自取其辱？可是此一看似愚蠢的行为，又焉知不是刘焯刘炫用以自全的智慧？蜀王在藩，多行不法，残酷横暴，道路皆闻。二刘知其必将丧败，故而有意激怒之。果然，蜀王杨秀闻之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军防。其后典校书籍”(100)。及“蜀王以罪废，官属多罹其患”(101)。而刘焯刘炫竟得以安全返朝。非但未受牵连，反而继续留在朝廷“与诸儒修定礼、律”，刘焯还官“除云骑尉”，刘炫则官“授旅骑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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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炀帝即位，复开庠序”之时，刘焯与刘炫又被同时迁转太学博士。《史》云大业年间，“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缙绅咸师宗之”。可惜好景不长，好大喜功、欺世盗誉的隋炀帝，不久即破坏了这种安定的局面，“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凡有经籍，因此湮没于煨烬矣。”(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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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焯在太学博士任上，因参与历法之辨受挫，其心不平，乃托疾去职。“数年之后，复被征以待顾问。因上所著《历书》，与太史令张胄玄多不同，被驳不用。”及玄胄历法不验，朝廷意欲行用刘焯历法，而刘焯已于大业六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不久乱起，终隋之世，《皇极历》未得实行。刘焯卒后，刘炫曾为之请谥，而朝廷未予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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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传称：“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故时人称二刘焉。”(103)刘焯与刘炫，郡望相同，年龄相若，并皆聪明绝异，学术志趣即为同窗好友，仕宦取止亦皆进退相似，一生甘苦同尝，荣辱与共，亦足为学术史上的一件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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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刘焯学识如何地淹灌通博，学究天人，却始终没有超出经学章句的范围；虽然孜孜不倦地探求经传义理，却未能深入理解儒家之道的精髓。因之也就缺乏拯世济民的宏伟抱负，以及了悟终极之道的那种超脱境界；好逞口舌之辨，务以胜人，而乏宽厚之心，以德服众。一如其自述所云：“性不谐物，功不克终。”(104)故尔所至招致怨尤，伤人误己。史传不无婉惜地说他：“然怀抱不旷，又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105)隋代学者实多“困于贫贱”，刘焯亦时有“衣食不继”之患，教书养学，世或多有，刘焯自亦未能免俗。然而胸怀如此不广，毕竟有失大儒风范。可是此说亦有疑点，既然从之质疑受业者不可胜数，则岂能尽皆囊槖充盈？其间当亦有无力奉贽者；讲坛之下，听者既众，断不会独将其人摈之于门墙之外。盖或有一于彼，则外间即已风闻如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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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儒林传论》曾深刻地分析了这种一代“巨儒多鄙俗”的原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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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惟汉、魏，硕学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坠，弘之在人，岂独愚蔽于当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耳。然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必见弃于草泽。然则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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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世重视刑名之学的律令制定，而轻忽儒家之学的文教建设。国家官员多出于刀笔之吏，儒士经生几无进身之路，更遑论经邦治国，博青紫致富贵了。既不甘心于贫贱，复不能大伸其志，这是隋世儒生所遭遇的尴尬处境，于是“儒罕通人，学多鄙俗”境况也就在所难免了。然而，儒者倘不能自甘寂寞，以追求大道为终极鹄的，“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06)。而徒然龂龂于章句之辨，汲汲于富贵之求，已经失去了儒家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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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传论》还对刘焯刘炫的学术作了如下评价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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