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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唐初的反佛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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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初反佛思潮的背景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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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兴盛时期，也是佛教深入中国化的发展时期。随着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的一步步的渗透，不仅引起了大批儒者对社会前途、道德伦理的担忧，而且引起对儒学自身发展前途的担忧。儒者们基于儒家道统本位，纷纷起而反击，从各个角度攻击佛教“违戾正道”。隋代的统治者是扶持佛教的，学者则大多采取兼容的态度；唐代则始终遵循开国君主所制定的以儒为主，三教并存的政策。以儒为主，使得中国原有文化传统得以全面保存并发扬光大。三教并存的政策，使得三教文化及其学理，得到进一步融合，对佛道两教的既支持而又抑制的政策，以及朝臣与学者不时的激烈抨击，则使佛教不得不沿着中国化的道路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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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隋唐儒、佛、道三教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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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隋唐时代，已经进入大一统帝国的强盛时期。隋朝初年在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宽以待民的经济、法律政策的同时，在文化方面，亦采取一般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政策。与唐代不同的是，隋朝的两代君主，无论崇佛还是抑佛，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凭一己之好恶，任意而为罢了。完全是不计后果，不管其对国家社会所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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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北朝虽经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的两次大规模毁佛，但由于隋文帝的崇信，尤其至其晚年更是一心向佛，遂使“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况，延至北方，直至隋末仍然保留并发展起来。隋炀帝虽然跋扈而且并不十分崇信佛教，然其人毫无主见，在与僧侣争论“礼敬王者”的实质问题时，竟然屈服败下阵来。于是佛教逾加昌炽。致使隋末隐士李士谦在评价三教优劣时说：“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177)李士谦是位跳出三教外，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却又普惠乡民的世外高人。其对三教之评价，自有其标准，不必细究。但其所言却是当时三教存在状态的真实写照。彼时之佛教兴盛真是如日中天；而道教亦如朗月当空；惟有儒学如漫漫长夜天际的明星，虽然微弱，但仍然可以指引着夜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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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唐代，中国古代社会才真正进入全面鼎盛时期，经济空前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国力极为强盛，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了宽宏开放的气度。唐前期儒、释、道三教并存以及容纳西域文化的局面，就是对唐帝国开放姿态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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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统治者以开明的态度，开放的姿态，容许各家各派的发展，对于儒、释、道三教采取调和的态度，力争使三者和平相处，形成和谐的关系。如唐高祖在武德八年（625）借“幸国学”释奠之际，“堂置三坐，拟叙三宗”，“时五都才学，三教通人，星布义筵，云罗綺席，天子下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从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当尔之时，相顾无色”(178)，“相顾无色”的当然是佛教高僧，隋时的风光从此不再，然而也从此确立了唐代三教共存并行的宗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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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年，在思想领域已经形成儒、佛、道三家形成鼎立的格局，儒学仍被奉为正统，作为朝廷典章与礼乐制度制定的标准与依据，学校教育（自京师至州县，各级学校通称“儒学”，这是任何学派、宗教无法比拟的；自私塾以至于太学，所受教育，和科举考试，所学所用，莫不是儒学。即使以后受各方面影响，信仰佛、道，崇尚法、术，儒学及儒治社会的背景和底色是无法消除的。这就是儒家融会百家乃至佛道而使儒学与时俱进，而佛教终究要中国化的内在原因；朝廷的政策、士大夫的反对，则是其外在原因。如斯而已，岂有他哉）、科举考试的内容，选拔人才，任用官吏乃至法律制度的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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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策，表面上以道教为先，只是唐统治者认其为先祖而已，譬犹朝廷尊崇皇帝，但皇帝却须接受儒学的的教育与约束，不过至此老子有益于治化的思想也被大量应用而已。道教的一些祭祀仪式，也被采纳为简化儒家祭祀礼仪之用；前面已论及唐初高祖与太宗为唐代确定的基本国策是“儒学为主，三教并存”（详见本章第一节），既以儒学为主，则余学他教，实为辅翼自不待言矣。所谓“为主”，即是独尊；所谓“独尊”，亦即以其为主；若无并存局面，则亦无须“主客”“尊卑”之分矣。汉武之“独尊儒术”，与太宗之“儒学为主”，并无二致。“儒学为主”之语虽未出自唐初两帝之口，是从整个国策言行总结而来。然而，“天下大法”，确为长孙皇后所亲言，岂能匿而不见。试问长孙皇后敢妄作法乎？所以，即使说唐代“独尊儒术”亦不为过。独尊儒学，不一定非要罢黜百家不可，尽可以“王霸道兼之”，尽可以“三教并行”，并不矛盾。（“罢黜”前已辨析，只是政治用语，“罢黜百家”是指逐出朝政。）对于佛教，共存并行政策给予扶持的同时，在实际上亦给予一定的抑制，如京师、州县立寺庙数，寺院僧众人数及人占田亩数，不仅屡见诏书，并且形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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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佛教虽然仍然受到儒、道两方面的攻击和诘难；但佛学却异常兴盛发达，法相宗的引入，以及深入中国化的佛学宗派，也建立起卓然自立的派系。道教自从与李唐皇室攀上亲缘关系，自然会受到李唐统治者的格外垂青，但终因其缺乏高道大德，学理上并无大的突破，所以其发展势头远不如儒、释两家。三教共存，非但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反而促进了唐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但也往往因为帝王对或佛或道的单方面偏袒，导致某一教异常发展，则势必引发三教混战。更多的是引致儒臣的谏诤与批评。但唐代毕竟是我国历史上高度统一、开放宽容、气度恢弘，礼法制度完善，讲武修文，四裔来朝，敦睦百邦的大帝国，其凝聚之方，治国之术，也惟有采取儒术，使用儒家的政治模式。小国寡民，清静无为；及超脱红尘，专意事佛，岂堪用作治国之道。道教之理身，佛教之治心，确适可为治政之助。而且其不断阐发出的学理，以及不时发出对儒教的批评，亦足以促进儒学的进步。所以三教在共同发展中，不断发生地摩擦和龃龉，最终还是会促进三教逐渐融合的趋势，但在唐初及中晚唐等时期，三教斗争仍然会成为主要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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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的佛教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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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开国之初，高祖在位，正值万民困疲，百废待兴之际。而社会风尚犹承隋风，无暇整治。官僚士庶相率崇佛，自隋以来的崇佛风气未见稍衰，反而乘机泛滥，日益膨胀，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这对于本来微弱的国力，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耗蠢，当时社会上禅风弥漫，无论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学林士子，还是斯隶皂徒，都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浸染。许多人为了逃避赋税、徭役而托身于寺院名下，寺院伪度、私度泛滥，造成了避役者的大量增加和官府收入的大幅减少。可见，佛教的恶性膨胀不仅严重干扰了社会生产，而且严重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政权的稳定。这自然会激起了有识之士的反佛，纷纷发表意见，建议抑制甚至废除佛教。唐高祖“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与世俗无别，于是下令“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道，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馀皆罢之”(179)。高祖这次抑佛，虽然没有达到彻底清理的目的，但其对佛道抑制的用意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还是明确和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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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初排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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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排佛特点有三：最主要的特点是三教融合中的儒道排佛；其次是儒臣的谏疏反佛；第三特点实际上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特点，是最高统治者对三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清醒明确的认识，所以反佛抑佛都控制在加以利用的范围之内。当然，具体的政策还要随着三教各自发展是否打破平衡，佛教的寺院经济发展是否严重地影响到国家的财政，以及帝王的倾向与需要而定，如武后和和宪宗两朝的狂热化崇佛，以及唐武宗的彻底毁佛，则是朝政走向极端的表现，并非唐代三教政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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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融合中的儒道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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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三家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宗旨与理论体系，都试图为自己争夺更多的思想文化阵地，所以在理论与利益上经常引起摩擦，这种摩擦在唐初三帝时期表现的较为突出与激烈。佛教来自外域，使其与儒、道之外又多了一层中外文化的冲突。另外，宗教势力与封建政权之间在政治与经济利益上也时常发生矛盾。因此，三家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时常发生。尽管如此，统治阶级出于社会统治的需要，仍然采取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文化政策，使其三家都尽力与皇权保持一致。因而隋唐帝王对儒佛道一般都采取了三教并用的政策，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佛教与儒、道的鼎足而立，也推动了佛教与儒、道在思想上的融合。如汉代佛教就曾借助于道家的术语来翻译佛经，用“无为”来表示涅槃之义：“安般守意，名为御意至得无为也”(180)，以至于当时人们认为“佛与老子，无为志也”，即认为佛教与老子道家一样，追求的都是“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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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在佛教与儒、道相融合的总趋势下，佛教与儒、道的争论和冲突也有新的发展，佛道之间为了政治地位的高低，经常就排列的先后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并随着争论的深入而涉及了许多教理方面的相互诘难，而儒家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也经常站在道教一边，从国家经济收入或封建伦理纲常的角度对佛教进行批判。儒、道对佛教的批评攻击，一方面对佛教的发展产生某种阻碍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从反面推动着佛教的发展，例如儒、道以华夷之辨来排斥外来的佛教，佛、道在形上学方面的争辩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对儒、道等传统思想文化的进一步融合。佛教与儒、道既冲突又融合，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隋唐佛教在三教关系中发展的基本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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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臣的谏疏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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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的儒士（多为朝庭重臣）通过上谏疏的方式，对佛教进行持续不断的驳斥和抨击。这一时期儒臣力主排佛的谏表疏文，有傅奕的《请废佛法表》、《请除释教疏》；狄仁杰的《谏造大像疏》；姚崇的《谏造寺度僧奏》及其《遗令诫子孙文》，还有吕才的《叙卜宅》、《叙葬书》、《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等文章，也是针对包括佛教在内的迷信行为而发。儒士们对于佛教的排击，主要针对因为对佛教的信仰所造成的修寺、度僧、佞佛等以及因此而衍生的对民族文化、政治利害、国家社会产生影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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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佛教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归因于佛，就难免和儒家的敬天尊王思想发生矛盾，从而影响或阻碍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强有力统治，因此在唐朝建国之初，统治者就感到了统一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历史上帝王提倡佛教所带来的惨痛教训进行了总结，如唐太宗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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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已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於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衣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絷。庾信亦叹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赋》，乃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此事亦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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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不可暂无”。正是由于认识到了佛教的危害，所以唐初统治者排佛崇儒，并曾对佛教进行了打击，如唐高祖李渊就认为僧尼“苟避征徭，不守戒律”(182)，曾下诏书裁汰僧尼道士；太宗即位后，支持太史令傅奕反佛，对反对傅奕的佛教徒法琳等人进行流放惩罚，使佛教遭受了初次打击，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阻碍佛教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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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初主要儒者排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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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来，佛教盛极一时，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数与日俱增。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引起了儒者们的忧虑，傅弈是唐初儒士反佛最得力者；狄仁杰和姚崇身为相宰，既是坚定排佛之儒者代表，又是位高权重之相宰，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得他们对佛教的批判更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隋代刘焯的入室弟子张士衡，从“焯受《礼记》，皆精究大义。此后遍讲《五经》，尤攻《三礼》”。仕隋任余杭令，后解职回乡里。入唐为燕王礼聘，北面师之。引荐于朝，“太宗延之升殿，擢授朝散大夫、崇贤馆学士”。太子承乾曾“问以齐氏灭亡之由绪”，对曰：“齐后主悖虐无度，昵近小人”。“诛害忠良，疏忌骨肉。穷极奢靡，剥丧黎元。所以周师临郊，人莫为用，以至覆灭，实此之由。”承乾又问曰：“布施营功德，有果报不？”对曰：“事佛在于清净无欲，仁恕为心。如其贪婪无厌，骄虐是务，虽复倾财事佛，无救目前之祸。且善恶之报，若影随形，此是儒书之言，岂徒佛经所说。是为人君父，当须仁慈；为人臣子，宜尽忠孝。仁慈忠孝，则福祚攸永；如或反此，则殃祸斯及。此理昭然，愿殿下勿为忧虑。”(183)将儒佛之不同，分梳得十分简捷明快，深具理性色彩。唐初还有吕才，也是当时著名的无神论学者，曾与当时的佛教徒展开理论上的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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