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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唐初的反佛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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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初反佛思潮的背景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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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兴盛时期,也是佛教深入中国化的发展时期。随着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的一步步的渗透,不仅引起了大批儒者对社会前途、道德伦理的担忧,而且引起对儒学自身发展前途的担忧。儒者们基于儒家道统本位,纷纷起而反击,从各个角度攻击佛教“违戾正道”。隋代的统治者是扶持佛教的,学者则大多采取兼容的态度;唐代则始终遵循开国君主所制定的以儒为主,三教并存的政策。以儒为主,使得中国原有文化传统得以全面保存并发扬光大。三教并存的政策,使得三教文化及其学理,得到进一步融合,对佛道两教的既支持而又抑制的政策,以及朝臣与学者不时的激烈抨击,则使佛教不得不沿着中国化的道路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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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隋唐儒、佛、道三教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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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隋唐时代,已经进入大一统帝国的强盛时期。隋朝初年在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宽以待民的经济、法律政策的同时,在文化方面,亦采取一般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政策。与唐代不同的是,隋朝的两代君主,无论崇佛还是抑佛,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凭一己之好恶,任意而为罢了。完全是不计后果,不管其对国家社会所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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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北朝虽经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的两次大规模毁佛,但由于隋文帝的崇信,尤其至其晚年更是一心向佛,遂使“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况,延至北方,直至隋末仍然保留并发展起来。隋炀帝虽然跋扈而且并不十分崇信佛教,然其人毫无主见,在与僧侣争论“礼敬王者”的实质问题时,竟然屈服败下阵来。于是佛教逾加昌炽。致使隋末隐士李士谦在评价三教优劣时说:“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177)李士谦是位跳出三教外,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却又普惠乡民的世外高人。其对三教之评价,自有其标准,不必细究。但其所言却是当时三教存在状态的真实写照。彼时之佛教兴盛真是如日中天;而道教亦如朗月当空;惟有儒学如漫漫长夜天际的明星,虽然微弱,但仍然可以指引着夜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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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唐代,中国古代社会才真正进入全面鼎盛时期,经济空前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国力极为强盛,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了宽宏开放的气度。唐前期儒、释、道三教并存以及容纳西域文化的局面,就是对唐帝国开放姿态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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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统治者以开明的态度,开放的姿态,容许各家各派的发展,对于儒、释、道三教采取调和的态度,力争使三者和平相处,形成和谐的关系。如唐高祖在武德八年(625)借“幸国学”释奠之际,“堂置三坐,拟叙三宗”,“时五都才学,三教通人,星布义筵,云罗綺席,天子下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从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当尔之时,相顾无色”(178),“相顾无色”的当然是佛教高僧,隋时的风光从此不再,然而也从此确立了唐代三教共存并行的宗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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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年,在思想领域已经形成儒、佛、道三家形成鼎立的格局,儒学仍被奉为正统,作为朝廷典章与礼乐制度制定的标准与依据,学校教育(自京师至州县,各级学校通称“儒学”,这是任何学派、宗教无法比拟的;自私塾以至于太学,所受教育,和科举考试,所学所用,莫不是儒学。即使以后受各方面影响,信仰佛、道,崇尚法、术,儒学及儒治社会的背景和底色是无法消除的。这就是儒家融会百家乃至佛道而使儒学与时俱进,而佛教终究要中国化的内在原因;朝廷的政策、士大夫的反对,则是其外在原因。如斯而已,岂有他哉)、科举考试的内容,选拔人才,任用官吏乃至法律制度的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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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策,表面上以道教为先,只是唐统治者认其为先祖而已,譬犹朝廷尊崇皇帝,但皇帝却须接受儒学的的教育与约束,不过至此老子有益于治化的思想也被大量应用而已。道教的一些祭祀仪式,也被采纳为简化儒家祭祀礼仪之用;前面已论及唐初高祖与太宗为唐代确定的基本国策是“儒学为主,三教并存”(详见本章第一节),既以儒学为主,则余学他教,实为辅翼自不待言矣。所谓“为主”,即是独尊;所谓“独尊”,亦即以其为主;若无并存局面,则亦无须“主客”“尊卑”之分矣。汉武之“独尊儒术”,与太宗之“儒学为主”,并无二致。“儒学为主”之语虽未出自唐初两帝之口,是从整个国策言行总结而来。然而,“天下大法”,确为长孙皇后所亲言,岂能匿而不见。试问长孙皇后敢妄作法乎?所以,即使说唐代“独尊儒术”亦不为过。独尊儒学,不一定非要罢黜百家不可,尽可以“王霸道兼之”,尽可以“三教并行”,并不矛盾。(“罢黜”前已辨析,只是政治用语,“罢黜百家”是指逐出朝政。)对于佛教,共存并行政策给予扶持的同时,在实际上亦给予一定的抑制,如京师、州县立寺庙数,寺院僧众人数及人占田亩数,不仅屡见诏书,并且形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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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佛教虽然仍然受到儒、道两方面的攻击和诘难;但佛学却异常兴盛发达,法相宗的引入,以及深入中国化的佛学宗派,也建立起卓然自立的派系。道教自从与李唐皇室攀上亲缘关系,自然会受到李唐统治者的格外垂青,但终因其缺乏高道大德,学理上并无大的突破,所以其发展势头远不如儒、释两家。三教共存,非但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反而促进了唐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但也往往因为帝王对或佛或道的单方面偏袒,导致某一教异常发展,则势必引发三教混战。更多的是引致儒臣的谏诤与批评。但唐代毕竟是我国历史上高度统一、开放宽容、气度恢弘,礼法制度完善,讲武修文,四裔来朝,敦睦百邦的大帝国,其凝聚之方,治国之术,也惟有采取儒术,使用儒家的政治模式。小国寡民,清静无为;及超脱红尘,专意事佛,岂堪用作治国之道。道教之理身,佛教之治心,确适可为治政之助。而且其不断阐发出的学理,以及不时发出对儒教的批评,亦足以促进儒学的进步。所以三教在共同发展中,不断发生地摩擦和龃龉,最终还是会促进三教逐渐融合的趋势,但在唐初及中晚唐等时期,三教斗争仍然会成为主要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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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的佛教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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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开国之初,高祖在位,正值万民困疲,百废待兴之际。而社会风尚犹承隋风,无暇整治。官僚士庶相率崇佛,自隋以来的崇佛风气未见稍衰,反而乘机泛滥,日益膨胀,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这对于本来微弱的国力,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耗蠢,当时社会上禅风弥漫,无论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学林士子,还是斯隶皂徒,都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浸染。许多人为了逃避赋税、徭役而托身于寺院名下,寺院伪度、私度泛滥,造成了避役者的大量增加和官府收入的大幅减少。可见,佛教的恶性膨胀不仅严重干扰了社会生产,而且严重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政权的稳定。这自然会激起了有识之士的反佛,纷纷发表意见,建议抑制甚至废除佛教。唐高祖“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与世俗无别,于是下令“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道,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馀皆罢之”(179)。高祖这次抑佛,虽然没有达到彻底清理的目的,但其对佛道抑制的用意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还是明确和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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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初排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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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排佛特点有三:最主要的特点是三教融合中的儒道排佛;其次是儒臣的谏疏反佛;第三特点实际上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特点,是最高统治者对三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清醒明确的认识,所以反佛抑佛都控制在加以利用的范围之内。当然,具体的政策还要随着三教各自发展是否打破平衡,佛教的寺院经济发展是否严重地影响到国家的财政,以及帝王的倾向与需要而定,如武后和和宪宗两朝的狂热化崇佛,以及唐武宗的彻底毁佛,则是朝政走向极端的表现,并非唐代三教政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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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融合中的儒道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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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三家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宗旨与理论体系,都试图为自己争夺更多的思想文化阵地,所以在理论与利益上经常引起摩擦,这种摩擦在唐初三帝时期表现的较为突出与激烈。佛教来自外域,使其与儒、道之外又多了一层中外文化的冲突。另外,宗教势力与封建政权之间在政治与经济利益上也时常发生矛盾。因此,三家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时常发生。尽管如此,统治阶级出于社会统治的需要,仍然采取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文化政策,使其三家都尽力与皇权保持一致。因而隋唐帝王对儒佛道一般都采取了三教并用的政策,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佛教与儒、道的鼎足而立,也推动了佛教与儒、道在思想上的融合。如汉代佛教就曾借助于道家的术语来翻译佛经,用“无为”来表示涅槃之义:“安般守意,名为御意至得无为也”(180),以至于当时人们认为“佛与老子,无为志也”,即认为佛教与老子道家一样,追求的都是“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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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在佛教与儒、道相融合的总趋势下,佛教与儒、道的争论和冲突也有新的发展,佛道之间为了政治地位的高低,经常就排列的先后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并随着争论的深入而涉及了许多教理方面的相互诘难,而儒家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也经常站在道教一边,从国家经济收入或封建伦理纲常的角度对佛教进行批判。儒、道对佛教的批评攻击,一方面对佛教的发展产生某种阻碍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从反面推动着佛教的发展,例如儒、道以华夷之辨来排斥外来的佛教,佛、道在形上学方面的争辩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对儒、道等传统思想文化的进一步融合。佛教与儒、道既冲突又融合,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隋唐佛教在三教关系中发展的基本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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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臣的谏疏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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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的儒士(多为朝庭重臣)通过上谏疏的方式,对佛教进行持续不断的驳斥和抨击。这一时期儒臣力主排佛的谏表疏文,有傅奕的《请废佛法表》、《请除释教疏》;狄仁杰的《谏造大像疏》;姚崇的《谏造寺度僧奏》及其《遗令诫子孙文》,还有吕才的《叙卜宅》、《叙葬书》、《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等文章,也是针对包括佛教在内的迷信行为而发。儒士们对于佛教的排击,主要针对因为对佛教的信仰所造成的修寺、度僧、佞佛等以及因此而衍生的对民族文化、政治利害、国家社会产生影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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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佛教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归因于佛,就难免和儒家的敬天尊王思想发生矛盾,从而影响或阻碍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强有力统治,因此在唐朝建国之初,统治者就感到了统一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历史上帝王提倡佛教所带来的惨痛教训进行了总结,如唐太宗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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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已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於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衣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絷。庾信亦叹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赋》,乃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此事亦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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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不可暂无”。正是由于认识到了佛教的危害,所以唐初统治者排佛崇儒,并曾对佛教进行了打击,如唐高祖李渊就认为僧尼“苟避征徭,不守戒律”(182),曾下诏书裁汰僧尼道士;太宗即位后,支持太史令傅奕反佛,对反对傅奕的佛教徒法琳等人进行流放惩罚,使佛教遭受了初次打击,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阻碍佛教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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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初主要儒者排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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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来,佛教盛极一时,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数与日俱增。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引起了儒者们的忧虑,傅弈是唐初儒士反佛最得力者;狄仁杰和姚崇身为相宰,既是坚定排佛之儒者代表,又是位高权重之相宰,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得他们对佛教的批判更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隋代刘焯的入室弟子张士衡,从“焯受《礼记》,皆精究大义。此后遍讲《五经》,尤攻《三礼》”。仕隋任余杭令,后解职回乡里。入唐为燕王礼聘,北面师之。引荐于朝,“太宗延之升殿,擢授朝散大夫、崇贤馆学士”。太子承乾曾“问以齐氏灭亡之由绪”,对曰:“齐后主悖虐无度,昵近小人”。“诛害忠良,疏忌骨肉。穷极奢靡,剥丧黎元。所以周师临郊,人莫为用,以至覆灭,实此之由。”承乾又问曰:“布施营功德,有果报不?”对曰:“事佛在于清净无欲,仁恕为心。如其贪婪无厌,骄虐是务,虽复倾财事佛,无救目前之祸。且善恶之报,若影随形,此是儒书之言,岂徒佛经所说。是为人君父,当须仁慈;为人臣子,宜尽忠孝。仁慈忠孝,则福祚攸永;如或反此,则殃祸斯及。此理昭然,愿殿下勿为忧虑。”(183)将儒佛之不同,分梳得十分简捷明快,深具理性色彩。唐初还有吕才,也是当时著名的无神论学者,曾与当时的佛教徒展开理论上的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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