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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杜佑《通典》的史学及“礼法刑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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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佑的生平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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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735—812年），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父希望，重然诺，交游皆一时俊杰。为安陵令时，德州都督奏表称其政绩优异。曾为和亲使，出使突厥。历鸿胪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赠右仆射。杜佑以父廕入仕，补济南郡参军、剡县丞。润州刺史韦元甫有疑狱不能决，试讯于佑；佑口对响应，区处皆得其要。元甫目为奇士，乃奏为司法参军。元甫后徙浙西、淮南节度史，皆表佑入幕府。入朝为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迁容管经略使。杨炎辅政时，历金部郎中，水陆转运使，改度支兼和籴使。于是军兴以来之馈漕，佑得专决。以户部侍郎判度支。由于唐中期财务行政渐趋繁杂，乃特简大臣分判户部、度支及充盐铁转运使，分别管理租赋、财政收支和盐铁专卖事务。执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以近及远，无不调度适宜，是为度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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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代宗、德宗、宪宗三朝宰相，善于理财，政绩显赫；精通史籍，著作丰厚。虽身居高位，仍勤奋不辍，公余之暇，研究史典，笔耕不息，常常秉烛达旦。“先是，刘秩摭拾百家，侔拟《周礼》六官法，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称才过刘向。杜佑以为尚未能将历代官制搜罗殆尽，因广其阙，参益新礼，为二百篇，自号《通典》，在淮南节度史任上奏进之，优诏嘉美，儒者服其书简约而详明。”(134)这大概是杜佑传世的惟一著作。是我国史籍中有系统、有门类、专载历代制度最早的一部政书，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杜佑因之成为唐代著名的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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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建中初，河朔战乱不息，民生困迫，赋无所出。杜佑以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则须省官，认为“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因而“欲求理要，实在简省”(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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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上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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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初省内官六百员。设官之本，以治众庶，故古者计人置吏，不肯虚设。自汉至唐，因征战艰难以省吏员，诚救弊之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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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天子有六军，汉前后左右将军四人，今十二卫、神策八军，凡将军六十员。旧名不废，新资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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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名职务，直迁易不同尔，讵有事实哉？诚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龙中，官纪荡然，有司大集选者，既无阙员，则置员外官二千人，自是以为常。当开元、天宝中，四方无虞，编户九百余万，帑藏丰溢，虽有浮费，不足为忧。今黎苗凋瘵，天下户百三十万，陛下诏使者按比，才得三百万，比天宝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赋者已耗，而食之者如旧，安可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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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罢者，有行义，在所以闻；不如状，举者当坐；不为人举者，任参常调。亦何患哉？(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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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指出，天宝之后，国家户口才及天宝三分之一，交纳赋税者大大减少，而官属吏员有增无减，使国家财政无力负担。因此必须彻底地改变这现象，“随时立制，遇弊则变，何必因循惮改作”。不要顾前瞻后，大刀阔斧地裁剪冗员，惟有如此，官员冗滥的局面才会得到彻底改变。朝廷也许是考虑到这样将会触动很多权势者的利益吧，议疏奏入，竟未予理睬。及卢杞为相当国，深恶正论之士，贬杜佑为苏州刺史，改饶州。不久迁任岭南观察使，杜佑在驻地广州开辟大衢，疏析民居，以息绝火灾。硃厓黎民三世据险不宾，为佑讨平之。召拜尚书右丞。不久又出为淮南节度使，“初公之至也，岁丁骄阳，人有菜色，於是息浮费以悦之，蠲杂征以利之。夫家之税有冒没者，免其罪以购之；废居之豪有委积者，盈其直以出之。濒海弃地，茭刍填淤，一夫之勤，百亩可获。终古遗利，沛然嘉生，成於指顾，得以蕃殖”(137)。为当地百姓、官吏爱戴，从而被立碑刻石图形。德宗崩，诏摄冢宰。进检校司徒，兼度支盐铁使。宪宗居丧期间，让出度支盐铁于李巽。在度支任上时，由于度支“署吏权摄百司，繁而不纲；佑以营缮还将作，木炭归司农，湅染还少府，职务简修”(138)。由此可见杜佑的确精于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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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元年，河西党项羌潜导吐蕃入寇，边将邀功，亟请击之。杜佑上疏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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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伏见党项与西戎潜通，屡有降人指陈事迹，而公卿廷议，以为诚当谨兵戎，备侵轶，益发甲卒，邀其寇暴。此盖未达事机，匹夫之常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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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因文、景之富，命将兴师，遂至户口减半，竟下哀痛之诏罢田轮台。前史书之，尚嘉其先迷而后复。盖圣王之理天下也，唯务绥静烝人，西至流沙，东渐于海，在南与北，亦存声教。不以远物为珍，匪求遐方之贡，岂疲内而事外，终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纳忠之臣，并有匡君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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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默啜寇害中国），开元初，边将郝灵佺亲捕斩之，传首阙下，自以为功，代莫与二，坐望荣宠。宋璟为相，虑武臣邀功，为国生事，止授以郎将。由是讫开元之盛，无人复议开边，中国遂宁，外夷亦静。此皆成败可征，鉴戒非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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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党项小蕃，杂处中国，本怀我德，当示抚绥。间者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或与北狄通使，或与西戎寇边，有为使然，固当惩革。《传》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管子》曰：“国家无使勇猛者为边境。”此诚圣哲识微知著之远略也。今戎丑方强，边备未实，诚宜慎择良将，诫之完葺，使保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自然怀柔，革其奸谋，何必遽图兴师，坐致劳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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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深嘉纳。(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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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所载这篇奏疏经过删改，不如《旧唐书》所录文完而意足。这是一篇唐朝君相论定四裔边境政策的重要文献，不可等闲视之。杜佑作为当国宰相，故当力排众议，继续贯彻唐朝自开国以来，一贯坚持的“协和万邦”（包括藩邦属国，党项羌即属属国）的外交与民族政策。杜佑首先提出了“圣王之理天下也，唯务绥静烝人”的儒家治国理念，征引《中庸》传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和《管子》“无使勇猛者为边境”（以及好大喜功及贪渎者）的圣哲经典论述，明确地表示了以文德绥靖，以诚信感化的对外政策和严整武备，慎择良将，“使保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自然怀柔”的安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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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治武备，是唐朝保持强盛，使四境安宁，万国来朝的基本保障。王维诗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140)说得就是开元全盛时，和谐万邦，万国来宾的盛况。绥靖、怀柔的目的在于协和，对于尚缺乏信义文化，崇尚侵掠的夷狄而言，一方面固然要诉之以武力，另一方面才可以示之以礼义，还要加以引导，使之能以正当的途径获得财富，比如在边境建立互通有无的“互市”。此外，唐朝一向贯彻的“和藩”亦即“和亲”政策。对待四裔少数民族，李唐政权颇有“四海一家”的博大胸怀。李渊就曾说过：“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141)唐太宗也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42)自太宗许与土蕃和亲，遣文成公主入藏以后，和亲政策遂成为唐朝的基本国策。和亲政策是从汉代应对匈奴开始的，“白登之围”后，汉高祖刘邦采纳刘敬提出的“和亲”建议，从此“和亲”政策就成为我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后世历朝历代边疆民族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西汉的“和亲”初期并未取得显著的效果，未能阻止匈奴的不断侵扰，最后还是以武力解决问题。所以对这一政策，历来褒贬不一。唐朝诗人戎昱就曾有《和藩》诗叹曰：“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143)但是唐朝的和亲政策，是整个“和藩”政策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招收藩国贵族子弟来京师太学学习礼义和经书，以及在边境设立互市，通过等价交换教以礼仪规范等，所以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对于党项这样小蕃的安绥，同样采取这一政策，一直对大唐怀德宾服，这次是因为边将的勒索，逼迫其走向反叛，勾结土蕃，进犯唐境。杜佑及时发现这一弊端，力排众议，一方面要求整备边防，一方面继续贯彻招抚政策，选用良将替换了那批平时勒索，激起动乱则要求镇压，趁机邀功的边将。结果避免了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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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一方面主张“和藩”，另一方面，也是十分重视军事建设，他曾说：“夫戎事，有国之大者。”(144)“天生五材，人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历代以来，祸乱之作，非武不定，是以君子习之。”(145)认识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必须靠军队来支撑。就国家的军事布局而言，应该呈内重外轻、弱枝强干之势，唯其如此，才能号令海内，指纵自如，因而建议效法西汉和唐初的军事布防：“缅寻制度可采，惟有汉氏足征，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夭下豪族揍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正是这种军事布部署的合理性，西汉和唐初军力特别强盛，能够不为外来势力入侵所累。但是开元后期，功利思想在一些边将中蔓延，“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剪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宠锡云极，骄矜遂增”。天宝之末，唐初军事布防的格局被破坏了。好战的风气导致了在边境上囤积粮草、驻防军队，而朝廷又无足够的军力来控制局势：“于是晓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觎，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146)由此可见，政府重兵在握，军权不下移边将，必能防止国内祸乱的出现。针对安史乱后唐朝数遭回纥、吐蕃的侵扰，以及朝臣们提出的“应谨兵戎，备侵轶，益发甲卒，邀其寇暴”的论调，杜佑提出了“来则御之，去则备之”的应对总方针，主张以和亲安抚为主，但又必须在军事上严加防备。因而奏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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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静思远图，久计莫若存信，施惠以愧其心，岁通玉帛，待以客礼。昭宣圣德，择奉谊之臣；恢拓皇威，选谨边之将，积粟塞下，坐甲关中，以逸待劳，以高御下。重其金玉之赠，结以舅甥之欢。小来则慰安，大至则严备。明其斥侯，不挠不侵，则戎狄为可封之人，沙场无战死之骨。若天下无事，人安岁稔，然后训兵，命将破虏，摧衡原州，营田灵武。尽复旧地，通使安西，国家长算，悉在于此。(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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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军事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对西戎各国实行和藩安抚政策，等待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农业丰收，再逐步收复失地。杜佑反对轻易地大动干戈，认为必须“计熟事定”，然后才能收“举必有功”之效。与贞元朝勇于用兵的大臣相比，杜佑温和的军事理论，无疑是当时唐朝摆脱困境的长远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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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年事已高，杜佑屡请致仕，宪宗不许，仍诏三五日一入中书，参议平章政事。“佑每进见，天子尊礼之，官而不名。后数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许之。仍拜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锡予备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册赠太傅，谥曰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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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为人平易逊顺，与物不违忤，人皆爱重之。唐宪宗评价杜佑为：“岩廊上才，邦国茂器；蕴经通之识，履温厚之姿，宽裕本乎性情，谋猷彰乎事业。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累历籓方，出总戎麾，入和鼎实，聿膺重寄，历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诏册，登之上公，肃恭在廷，华发承弁。兹可谓国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148)《新唐书》则说杜佑“天性精于吏职，为治不皦察，数斡计赋，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议者称佑治行无缺”。认为他是“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庙堂，道古今，处成务，可也；以大节责之，盖碈中而玉表欤！”(149)形容杜佑的学养和风度特出如玉石中的玉表，足为朝臣中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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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政治家和史学家的杜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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