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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张说的复古思想与封禅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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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说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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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667—731年）字道济，一字说之。其先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后徙河南，故而张说更为洛阳人。其祖远祧汉丞相张良与晋司空张华，有人认为说本寒门，此系“冒族”，恐系臆说。张说“家世尚儒”，是没有问题的。这从其名字也可看出，说是傅说的说，取《论语》“说子之道”的意思，所以及冠命字“道济”，则又是《系辞》“道济天下”(78)之义。可见少年时期的张说，已有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愿。说父骘，高宗调露元年卒于洪洞丞任所。说幼年失怙，“赖（太）夫人抚养孤藐，躬加训授”(79)其母冯氏出于德望之家，故能为张说兄弟授学。说聪颖而好学，张九龄《燕国公墓铭》称颂其幼时曰：“生以宁济，幼而休祥，鹰扬虎视，英伟磊落，越在诸生之中，已有绝云霓之望矣。”(80)永昌中，武后策贤良方正，亲自临试。张说弱冠应举，“对策为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乃屈为第二等”。其《对词标文苑科策》（第二道）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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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政犹水火，刑譬阴阳。顷者三监乱常，有司既纠之以猛；于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济之以宽。明肆赦之渥恩，安万人之反侧，布深仁于罗鸟，收至察于泉鱼，岂不大哉。是故刑在必澄，不在必惨；政在必信，不在必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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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时人视为警句的对策，其警策之处，即在于针对当时“经术不闻，猛暴相夸”(81)，刑滥及于善人的严酷政风，用儒家宽猛相济的中庸思想，既准确地针砭了现实，又指明政刑的正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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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于《对词标文苑科策》（第一道）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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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古者因人以立法，乘时以设教，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夫人者，理得则气和，业安则心固。崇让则不竞，知耻则远刑。政不欲烦，烦则数改，数改无定，人怀苟免之心；网不欲密，密则深文，深文多伤，下有非辜之惧。窃见今之俗吏，或匪正人，以刻为明，以苛为察，以剥下为利，以附上为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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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国法之立，本于人情，政教之设，因时兴革的道理；并引用《书·仲虺之诰》之语：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主张运用理义处理重大事务，用礼法来征服人心。政烦法密的结果只能造成官吏“以剥下为利，以附上为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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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制举，则天亲临殿试，以其临朝既久，政权稳固，亦欲稍易弦辙，以收民望。故能以张说此策为天下第一。当时朝廷所颁诏令称：“洛州人张说，文词清典，艺能优裕。金门对策，已居高科之首；银榜效官，宜加一命之秩。”(82)“拜太子校书，仍令写策本于尚书省，颁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国得贤之美。”(83)亦以籍此宣示中朝政策将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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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迁左补阙，兼珠英学士，预修《三教珠英》。李峤为监修，而经年不成。实赖张说与徐坚“构意撰录”(84)，终以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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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通天年间，张说曾两度从军出塞，第一次为武攸宜节度管记，从讨契丹。由于后援望风先遁，陷十七万将士阵亡殆尽。张说“驰奏其事”，并作《吊国殇文》以伤悼之。第二次从军，任并州道行军大总管魏元忠判官，佐理军务。后遂出将御边，即得益于此时之经验。时张易之欲“构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称其谋反，引说令证其事。说至御前，扬言元忠实不反，此是易之诬构耳。元忠由是免诛”，张说亦因坐元忠党配流钦州。此事据传得益于朝中诸大臣的事先勉励，究为张说忠直性格所决定，虽因此贬谪岭表，九死一生，终竟因此获得朝野称美的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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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宗即位，召拜兵部员外郎，累转工部侍郎，丁母忧去职。起复授黄门侍郎，累表固辞，言甚切至，优诏许之。“是时风教紊类，多以起复为荣，而说固节恳辞，竟终其丧制，大为识者所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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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时，迁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玄宗为太子，说与褚无量侍读，尤见亲礼。鉴于高宗武后以来，“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至于博士、助教，惟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86)张说于是作《上东宫请讲学启》，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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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安国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经天地纬礼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宁辑於人和；礼俗兴焉，在刊正於儒范。顺考古道，率由旧章；故周文王之为世子也，崇礼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宫也，好古无怠。博览史籍，激扬令闻，取高前代，垂名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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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愿崇太学，简明师，重道尊儒，以养天下之士。今《礼经》残缺，学校凌迟，历代经史，率多纰缪，实殿下阐扬之日，刊定之秋。伏愿博采文士，旌求硕学，表正九经，刊考三史，则圣贤遗范，粲然可观。幸以问安之暇，应务之馀，引进文儒，详观古典，商略前载，讨论得失，降温颜，闻谠议，则政途理体，日以增益，继业承祧，永垂德美。(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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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于是下达《将行释奠礼令》并两度亲临太学释奠，后又降《崇太学诏》云：“化人成俗，必务于学。”“朕志于求理，尤重儒术。先王设教，敢不底行。顷以戎狄多虞，急于经略，太学空设，诸生益寡。”“子弟欲得习学者，自今以后，并令补国子学生。”(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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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次年，玄宗即位，献策诛除权倾朝野图谋篡政的太平公主，召为中书令，封燕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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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与姚崇政见不和，罢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迁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开元七年，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仍赍史本随军修撰。八年秋，朔方大使王晙诛降虏阿布思，致使河曲九姓皆怀疑惧。张说持旌节从轻骑，直诣其部，宿帐下，召见酋豪慰抚之。副使李宪驰状谏以“夷虏难信，不宜轻涉不测”。说回书曰：“士当见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时党项羌连兵攻掠银城，张说将步骑万人出合河关，掩击破之。乃招纳党项奔溃余众，使复故处。面对副使提出的斩尽杀绝之议，张说以为“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尽诛之，是逆天道也”。因奏置麟州以安羌众。对边地民族一贯主张实行文治武备怀柔绥远的安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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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九年，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十年，即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朔方军节度大使的任命巡视朔方。“亲行五城，督士马”，总戎临边。率军平定庆州康待宾余党发动的叛乱，将散居河套地区的游牧边民迁徙内地安置，消除了河朔一带隐患。平叛之后，边镇兵赢六十万，说以时平无所事，请罢二十万还农。天子以为疑，说曰：“边兵虽广，诸将自卫营私尔，所以制敌，不在众也”，“不虑减兵而招寇。”玄宗采纳了张说裁军和改府兵为募兵的建议，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还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数年期间，出将入相，任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时，“入朝以戎服见，帝大喜”。兼天兵军大使期间，仍兼“修国史，敕赍稿即军中论譔”(89)。《旧唐书》传论谓：“张燕公解逢掖而登将坛，驱貔虎之师，断獯戎之臂，暨居衡轴，克致隆平，可谓武纬文经，惟申与甫而已。”以文儒临边，于军帐修史，集儒雅伟烈于一身，可谓古今罕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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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七年，复拜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问疾，并手写药方赐之。十二月薨，时年六十四。上惨恻久之，遽于光顺门举哀，因罢十九年元正朝会，诏曰：“弘济艰难，参其功者时杰；经纬礼乐，赞其道者人师。”称赞张说道德文章，则曰“精义探系表之微，英辞鼓天下之动”。感念其功业政绩，则曰“授命兴国，则天衢以通；济用和民，则朝政惟允”(90)。玄宗于震悼之余，撤乐停觞。敕赠太师，议谥曰文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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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评价张说曰：“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喜延纳后进，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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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亦谓：“说敦气节，立然诺，喜推藉后进，于君臣朋友大义甚笃。帝在东宫，所与秘谋密计甚众，后卒为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辞，有所为必使视草。善用人之长，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泽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经术，开馆置学士，修太宗之政，皆说倡之。”(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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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有两个概念须要略加辨析：“文学”的概念古今不尽相同，作为孔门四科之一的文学，宽泛言之即人文学术，具体地讲是指经典之文或诗书礼乐的学问。《谥法》谓：“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92)没有一条涉及文笔诗词，后来才泛指文才或文艺之学。唐宋时代之“文学”，尚未完全丧失古义，虽已包含辞章述作在内，但仍然以经典之道的内涵为主。“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即指掌管诗书礼乐典章述作之任，含有把握其发展导向的意味，非仅指诗歌文章之属。玄宗称赞张说即将其学术列于文章之前：“精义探系表之微”，指其对经典义理辨析毫芒，精微处能够出乎系辞之外；“英辞鼓天下之动”，则是说其所铸造的宏词伟句，亦即文章有足以感动鼓舞天下的功效。在古代，经典之道一直是现实政治之上的指导思想，但并不等同于政治。古人视“文学”为载道之具，为文可以脱离政治，但不可以不言道，道是文学的核心内容。完全为粉饰政治服务，或完全与政治无关的文学观念，都不是古之所谓“文学”。而“粉饰”一词，今天只是修饰掩盖意，古则兼有修正、彰明意。所以《旧唐书》谓“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则有使文学与“承平”相称，足以彰显“盛时”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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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九龄在《燕国公墓志铭》中已对张说之文学，作有详细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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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夫先圣微旨，稽古未传，缺文必补，坠礼咸甄，与经籍为笙簧，於朝廷为粉泽，固不可详而载也。始公之从事，实以懿文，而风雅陵夷，已数百年矣。时多吏议，摈落文人，庸引雕虫，沮我胜气，邱明有耻，子云不为，乃未知宗匠所作，王霸尽在。及公大用，激昂後来，天将以公为木铎矣，斯文岂丧？而今也则亡。(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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