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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大唐开元礼》在礼制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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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乐的起源及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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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制度，几乎与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发展相始终，甚至可说就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标志。远古的礼制，已经踪迹渺然，春秋时代孔子已经叹息夏、商两代的礼制文献“不足征”。对于礼的起源后人只能作些合理的推测，由于礼的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人与天地自然的多重关系，所以它不可能只有一种起源。如《礼记·礼运》篇有言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抷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144)描写的是远古社会初民因饮食而感戴天地、荐享先人（鬼神）的祭祀活动，所言乃是祭祀礼的起源；《礼记·内则》云：“礼始于谨夫妇。”(145)《周易·序卦》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说的是人伦之礼的起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146)这是君臣上下之礼的起源，《礼记·乐记》又说：“礼者，天地之序也”，“序，故群物皆别”(147)。人间的秩序既然是受天地自然秩序的启发而建立起来，于是由君臣之礼的进一步规范，便产生了官制之礼；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148)这是五刑之礼的起源；《管子·心术上》：“登临揖让，贵贱有等，亲疏有体谓之礼”(149)，则是宾朋群会之礼的起源；《论衡·订鬼》引《山海经》曰：“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150)注引《庄子》佚文有“逐疫出魅，击鼓噪呼”、“沐浴斋戒”、“鸣鼓振铎”等语，说明无论驱疫还是出征，部署誓师，隆重其事，应该视为军礼的起源；《国语·郑语》载：“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151)，辨识天地间木石金革诸物不同的声响，用以制成不同乐器，加以协奏合鸣，便成音乐。所以说：“乐者，天地之和也。”(152)《荀子·乐论》亦云：“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153)这应该视为音乐制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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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礼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制度规范，区分了阶级的界限，规定了社会各个等级的尊卑贵贱，有了鲜明的阶级性。与原始社会的礼有了本质的区别，然其礼意却一直沿袭下来。阶级的出现与存在，是一个客观必然的事实，而礼的制作与产生，固然有其肯定尊卑之分、贵贱之等的一面；却也包含着对社会优势阶层在内的所有个人的限制。虽曰：“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154)要亦必有其可亲可尊者在，所谓“尊尊”之所尊者，并非专指其阶级地位之尊，实亦包含是否具有按照礼制的规定，以约束自我的自尊，能够恪尽职守并以礼对待上下人等的尊贵者，方能博得人们的尊敬。所以礼乐之设，其意主要还是在于消解阶级与人际间的恶性对立，用来协调包括同阶层在内的各阶层上下左右关系，使其互不侵凌和谐相处；避免社会纷争动乱，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由此看来，礼的实质即是为使社会秩序文明和谐发展，而在各阶级、阶层与人际间达成的协约，并以天地鬼神作为监督人和最高裁决者。这后者虽仅是个虚拟的存在，却可以真实地内化为人的自我约束，如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之属；因而其又是现实而不可或缺的存在，儒家神道设教的意义与价值也许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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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三代礼制，可以上溯到周代。周礼是在总结损益夏商两代礼制的基础上，制作而成的有系统成体系的典章制度。周礼因之成为后世礼制的渊源。传统礼制的内容一向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称作五礼，这一分类即起源于《周礼》一书。《周礼·春官·大宗伯》言及大宗伯的职责及五礼的宗旨曰：“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155)《隋书·礼乐志》则说是“周公救乱，弘制斯文，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虔，以嘉礼合姻好，谓之五礼。”(156)这五类典礼遂为后来历代礼制所沿用。五礼在行施的过程中还要配合相应的鼓乐，故而合称礼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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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礼，即祭祀的典礼。在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57)，祀为常设，故又重于戎，故而把吉礼列为五礼之首。当时祭祀的种类繁多，据《周礼》及《春秋》经传所列，计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天子宗庙、先祖陵寝、风云雨师、四季烝尝、五岳川泽、四方百物，以及天子视学、国学释奠、学生束修、郊祀、大雩、禘祫、社稷、先农、先蚕等项，均属吉礼。吉礼一般具有规格高贵规模盛大的场面，足以表现国家统驭四海的威权、帝王俯临万类的尊严，以及政权受命于天而慈育于民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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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礼，一般指丧葬典礼。如天子崩葬、公侯薨葬、东宫后妃和各品级官员的殡葬之礼。以及讣奏、临丧、致奠等仪节及守丧期间的禁乐和五服制度等；丧事以外，凶礼还用于吊慰家国忧患方面的礼仪活动。比如对灾荒、战败、寇乱等天灾人祸的哀悼吊唁仪式，也属于凶礼的范围。丧礼和丧服制度，虽然体现了贵贱、尊卑的阶级区别，主要还是表达了由血缘远近亲疏所区别的自然情感和社会责任，以及对死者的尊重及其人生的缅怀。《开元礼》将凶礼改置“五礼”之末，而将“凶年振抚、劳问疾苦”，置于凶礼之首。则体现了“事有本末，知所先后”和以生民为本的礼乐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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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礼，即有关国家军事战争方面的礼仪活动。如《周礼》所举有：大师（召集整顿军队）、大均（校正户口，调节赋征）、大田（检阅车马人众，亲行田猎）、大役（因建筑城邑征集徒役）、大封（整修疆界、道路、沟渠）；《春秋会要》所列举：校阅、搜狩、出师、乞师、致师、献捷、献俘等项。《大唐开元礼》则规约为：告太庙、命将、出师、宣露布、劳军、讲武、观射、马祭、大傩（即驱疫）等。以及因此而需动员调集的大量人力活动，如建造城邑、畋猎，即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因其依照军事程序进行，狩猎同时，亦具有检阅和训练军队的意义，因之亦属于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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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礼，指诸候对天子的朝觐，天子遣使迎劳诸侯，邦国之间的聘问、会盟等外交往来及接待宾客的礼仪活动。如《春秋会要》所记，有朝聘周王，王聘诸侯，锡命，公朝大国、大夫出聘或来聘等类事例；王公以下直至士人相见礼仪，也属宾礼。宾礼有时并非单独行施的礼仪，往往与其他典礼相伴随。据《仪礼·士相见礼》郑玄注：“士相见于五礼属宾礼。”(158)至唐代则将接待番国礼仪纳入其中。如《新唐书·礼乐志六》：“二曰宾礼，以待四夷之君长与其使者。”(159)包括蕃国主及其使者来朝，遣使迎劳、蕃国主奉见等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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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礼，即国家以及乡党、家族甚至个人，具有喜庆、纪念意义或用于联络感情，亲睦人际关系的礼仪活动。如君主登基、册立太子、策拜王侯、节日受朝贺、天子纳后、太子纳妃、公侯大夫士的婚礼、冠礼、宴飨、乡射、乡饮酒等。《周礼·大宗伯》：“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160)诸侯间的庆贺，朋友间的宾射，也都属于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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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所谓礼，不仅指社会生活中的规定和仪式，还包括国家政治制度在内。许多政制、法律方面的规定都属于礼的范围，所以自古礼法并称。诚如章太炎所说：“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161)秦汉以后，官制和法律逐渐从礼制中分出独立，礼就成为章氏所指的“仪式”，亦即礼仪了。可是章氏又说：“《传》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此非独官制、刑法、仪式云云也。阖置善人，慎固封守，一切会归于礼。其在氓俗，大者务施报，次即尊贤敬耇。是之不务，而责青黄黼黻之间，故老子云‘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162)可见礼和“仪式”还是应该是有所区别的，礼毕竟还包含着礼制和礼意两方面的内容，亦即礼首先是按照一定的礼意而制定的制度，“仪式”只是体现这种制度的形式和仪节。孔子认为礼乐的内在实质是仁德，礼乐只是仁德外在的表现形式。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63)认为礼乐应体现仁爱之情，正义之行，而其目的在于营造社会的和谐，非仅是赏心悦目的仪节和鼓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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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与礼仪，含有大量祭祀天地祖先风雨山川的内容，这与三代以来的尊天敬祖思想有关。古人认识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164)，日月星辰，风雨山川，“以为皆有功于民，故祭之也”(165)。“有益于人则祀之”(166)。感激报本之心和敬畏之情，所表现与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礼的意义侧重在规范社会秩序，和节制人的行为，使人的自然情感通过具有美感的礼仪形式，从而得到适当的表达。但其主要功用还是在于调节社会各阶层以及相同阶层之间的人际关系，消解矛盾，使之如何和谐相处。如《礼记·曲礼上》就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167)从积极的方面看，礼可以使整个社会秩然有序；从消极的方面看，礼又是防范社会动乱的堤防。《礼记·坊记》记载孔子的话说：“君子之道·辟则坊欤？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坊”是水的堤防，而礼则是限制“民”逾越的一种堤防。又说：“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诗》云：‘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故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以百乘，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168)很明显，这里所谓的“民”，是指包括诸侯公卿大夫士在内的所有人群。甚至要求富贵者对待平民也要以礼相待，不可侵侮。如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169)如此看来，礼之设，就是为了调节社会人群上下左右的关系，避免冲突造成横决的堤防，并非防民如贼一般，专为限制百姓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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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礼乐总是相须而行，隆重的典礼都须配合以相应的音乐；认为音乐是礼乐政刑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致治措施。《礼记·乐记》篇开宗明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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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先王之制礼乐”，“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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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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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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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并称，不仅仅是两者原初即具有的自然关联，或者后来所刻意追求相互配合的视听效果，而且还因为两者对社会秩序和人生素养，具备各有侧重而又相互补充的引导功用。如所周知，音乐与其他艺术一样，既可以抒发个人的情感，也可以唤起人群的共鸣，具有无形的感染力量。故尔音乐又常为时代盛衰风俗良窳的表征，常随着时代的风习而转移。诚如《诗序》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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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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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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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通典·乐序》也曾揭示音乐与政教的关系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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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因乐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风俗。将欲闲其邪，正其颓，唯乐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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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种配合不同的礼乐场合属于雅乐的音乐，也具有闲邪正颓的教化作用，非仅一味地取消人际的界限，只是强调人间的“和同”而已。所谓“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过制则乱，过作则暴”。在这里，礼乐同样有着建立秩序化民成俗的功效。但是对礼乐的过度追求，也会使之走向反面。《乐记》因之又说：“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极味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172)。礼乐的制作，并非为了以壮观瞻，极视听口腹之欲，而是要通过礼乐的陶冶，去恶扬善，效法天地自然阴阳和谐的法则，使社会和人生走向更加符合人性发展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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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唐开元礼》的制作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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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的制定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正如《礼记·乐记》所云：“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173)唐高祖入关时“方天下乱，礼典湮缺”，以窦威熟谙朝章国典，乃令其裁定制度。高祖“语裴寂曰：‘威，今之叔孙通也’”(174)。这是每个朝代兴起，功成治定，都要发发生的事情，即使礼典并未湮缺，也必须重新制礼作乐。因为《礼记·乐记》又说：“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175)但这并不等于说古代的礼乐经典失去权威和恒定性，可以任意而为，各行其是。而是重在强调礼乐因时制宜的特点。孔颖达《正义》对此语疏解曰：“若论礼乐之情，则圣王同用也。”“此论礼乐之迹，损益有殊，随时而改，故云不相袭也。”即是说夏商周三代圣王制礼的意图是相同的，但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却应该随着时代的改变，而进行因时制宜的损益和改作。尤其是当一个王朝走向没落时，其礼乐的形态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季札有观礼闻乐而知兴衰之说。例如东汉隆礼，其后期便出现虚伪的礼教，加之魏晋司马氏肆意践踏礼教的最基本准则，遂激起魏晋时代玄学弃礼的反动。又如南朝政权更迭频仍，世族朝不虑夕，及时行乐思想的驱使，便产生哀感靡丽的乐声，被指为靡靡的亡国之音。失去了先王制礼作乐的精神，所以非重新改作不可，非仅以示区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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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各时代都不乏潜心研究礼乐经典，追求礼乐精神，企图补偏救时的学者。所以在南北朝及隋时，礼学研究，因衰世颓风所激，反而呈上升趋势。据南北史《儒林传》所载，南朝“通三礼”、“善三礼”或“尤精三礼”、“尤长三礼”的学者举不胜数。北朝则因周文帝以《周礼》为立国大法。“公卿以下，多习其业。”(176)并直接影响到隋唐的政治制度与学风。所以赵翼《廿二史札记》曰：“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并在历述唐代礼学名家之后说：“此可见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而非徒以炫博也。”(177)但是，社会礼乐文明的状况，不在其有多少人研究这门学问，而在于是否由当政者以政府的权威在提倡和推行。所以朝廷审礼正乐重订具有国家法律效力的礼典，其意义就显得尤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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