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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08 中国儒学史 [:1702022448]
1702056209 中国儒学史 第七章 程颢的儒学思想【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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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11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自幼聪慧,年数岁,已有成人之度,尝赋《酌贪泉》诗:“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年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474】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第。历任京兆府等地,为官时,凡坐处皆书“视民如伤”四字,并且常说:“颢常愧此四字。”熙宁二年(1069),因御史中丞吕公著的举荐,升任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对于王安石新法,程颢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只是劝王安石要做“顺人心事”,而王安石对他也一直抱有好感,即使在斥逐旧党之时,仍称道他的忠信。程颢因屡次谏阻新法而不为神宗采纳,遂自请去职。此后长期在地方任职,晚年主要在洛阳附近为官,广收门徒,从事讲学。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司马光、吕公著等旧臣被重新起用,开始全面废除新法。程颢被升为宗正寺丞,但此时已染重病,未赴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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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13 程颢是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关键人物。他的思想不仅为整个道学运动的发展规定了方向,而且为道学话语的构建和展开奠定了基础。他的立身行事,更为后世的儒者树立了一个辉耀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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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15 第一节 辨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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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17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开始,经数百年的浸润积累,至宋时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这在日常生活礼仪以及士大夫精神旨趣中的体现尤为明显。在日常生活层面,以“佛礼治葬者,相沿成习,乃至若有人不用佛礼,则成为可注意之特例。如《宋史·穆修传》即特别记载穆修‘母死,自负榇以葬,日诵《孝经》、《丧记》,不饭浮屠为佛事’”。【475】而士大夫精神趣味中的佛教影响,也甚为显著。《二程集》中有这样一段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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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19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智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在某,则才卑德薄,无可奈何它。然居今日次第,便有数孟子亦无如之何。只看孟子时,杨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盖亦系时之污隆。清谈盛而晋世衰。然清谈为害,却只是闲言谈,又岂若今日之害道?【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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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21 在程颢看来,佛法之影响比杨墨之言为害尤甚。一方面,先将士大夫中才识卓异者引诱过去,而且往往才识越高明,陷溺就越深;另一方面,佛法又不是魏晋的清谈,魏晋清谈大率以“闲言谈”为主,不似佛法之近理而害道。二程曾感慨说:“今日卓然不为此学者,惟范景仁与君实尔,然其所执理,有出于禅学之下者。”【477】与二程同时代的儒者,极少有完全不受佛法浸染的;少数像司马光那样不为佛法陷溺的人,其所倚恃的义理基础又往往在佛法之下。在这种情形下,“惟当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则彼不必与争。”【478】自立吾理,才是克服佛法之影响的根本。正是这一根本方向的建立,使得北宋道学真正有了深入开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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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23 在程颢看来,佛教的问题根源于立心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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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25 佛学只是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可惧,故不论死生。佛之学为怕死生,故只管说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惧,易以利动。至如禅学者,虽自曰异此,然要之只是此个意见,皆利心也。籲曰:“此学,不知是本来以公心求之,后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来,故学者亦以利心信之。”【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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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27 李籲怀疑佛教立教的宗旨本是出于公心,其后才渐生畏怖生死之蔽,对此程颢明确指出,佛教从一开始就是从自利之心上起见的。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自利之心,是因为没有看到“万物一体”的道理:“释氏以不知此,去它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厌恶;要得去尽根尘,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释氏其实是爱身,放不得,故说许多。”【480】而如果能将“这一个身公共放在天地万物中一般看”,【481】就不会有此弊病。正因为其根本归于“自私自利之规模”,所以才会“苦根尘”,要“免死生,齐烦恼”。而实际上,“天地之间,有生便有死,有乐便有哀”,【482】如果能本着天理自然的公心去看,顺天理而行,便不会以之为苦,从而要刻意谋个免除、解脱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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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29 对于儒佛二道心同迹异的说法,【483】程颢也提出了明确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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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31 禅者曰:“此迹也,何不论其心?”曰:“心迹一也,岂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两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两脚自行’。岂有此理?”【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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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33 心是迹的主脑,迹是心的外在表现,有其迹必有其心。因此,迹上出现问题,根本上还是心上已经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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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35 从体用方面看,佛教有体而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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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37 彼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故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肆恣,此佛之教所以为隘也。【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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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39 程颢并不认为佛教的道理全无是处,在向内养心这方面,佛教颇有其殊胜之处。“他有一个觉之理”,这个“觉之理”,用在“敬以直内”上,还是有其效用的。【486】佛教之所以无“义以方外”之用,是因为“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不可以治天下国家”。而如此佛徒知道其理不能“周遍”,只去“自私独善,枯槁山林,自适而已”,那也“不过世上少这一个人”。但佛教偏又强要“周遍”。虽然释氏之教在“敬以直内”方面有可取之处,但“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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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41 由于释氏之教从自利上起见,故“于道体自不足”,并非真正普遍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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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43 佛氏不识阴阳昼夜死生古今,安得谓形而上者与圣人同乎?【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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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45 在程颢看来,真正的道必是贯通形上形下、阴阳昼夜的,而释氏之教则终究是“有间断”的。“释氏谈道,非不上下一贯,观其用处,便作两截。”【489】佛教的道理在论说上是可以贯通周遍的,但到了用的层面,就分裂为两截。这说明它在根本上,还不是真正普遍的道理。这一在用的层面上打作两截的道理,强推其理以求“周遍”,遂至人物无别:“如释氏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如此则不可。”【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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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47 佛法并不是全无所见,“释氏之学,正似用管窥天,一直便见,道他不是不得,只是却不见全体。”【491】而正因为其不无所见,且“尽极乎高深”,【492】故比申、韩、扬、墨之学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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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49 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只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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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51 因此,学者对于释氏之教,切忌深研:“今穷其说,未必能穷得也,比至穷得,自家已化而为释氏矣。”【494】二程对佛教是有深入研究的,【495】但他们在关涉佛教的讨论中,绝少正面引述其具体思想和论说,这样的姿态显然是以上述思考为基础的。学者对于释氏之教,“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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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53 第二节 新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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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55 与司观光等从根本上反对变法的政治主张不同,二程是支持更张北宋既有的政治格局的。在后来的回忆中,他们明确指出:“当时天下,岌岌乎殆哉!”而王安石之所以推行新政,正是要对治这样的时世。程颢《上殿札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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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6257 惟在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先王之治为必可法,不为后世驳杂之政所牵制,不为流俗因循之论所迁惑,自知极于明,信道极于笃,任贤勿二,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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