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56209
中国儒学史 第七章 程颢的儒学思想【473】
1702056210
1702056211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自幼聪慧，年数岁，已有成人之度，尝赋《酌贪泉》诗：“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年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474】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第。历任京兆府等地，为官时，凡坐处皆书“视民如伤”四字，并且常说：“颢常愧此四字。”熙宁二年（1069），因御史中丞吕公著的举荐，升任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对于王安石新法，程颢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只是劝王安石要做“顺人心事”，而王安石对他也一直抱有好感，即使在斥逐旧党之时，仍称道他的忠信。程颢因屡次谏阻新法而不为神宗采纳，遂自请去职。此后长期在地方任职，晚年主要在洛阳附近为官，广收门徒，从事讲学。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司马光、吕公著等旧臣被重新起用，开始全面废除新法。程颢被升为宗正寺丞，但此时已染重病，未赴而卒。
1702056212
1702056213
程颢是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关键人物。他的思想不仅为整个道学运动的发展规定了方向，而且为道学话语的构建和展开奠定了基础。他的立身行事，更为后世的儒者树立了一个辉耀的典范。
1702056214
1702056215
第一节 辨 佛
1702056216
1702056217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开始，经数百年的浸润积累，至宋时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这在日常生活礼仪以及士大夫精神旨趣中的体现尤为明显。在日常生活层面，以“佛礼治葬者，相沿成习，乃至若有人不用佛礼，则成为可注意之特例。如《宋史·穆修传》即特别记载穆修‘母死，自负榇以葬，日诵《孝经》、《丧记》，不饭浮屠为佛事’”。【475】而士大夫精神趣味中的佛教影响，也甚为显著。《二程集》中有这样一段议论：
1702056218
1702056219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智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在某，则才卑德薄，无可奈何它。然居今日次第，便有数孟子亦无如之何。只看孟子时，杨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盖亦系时之污隆。清谈盛而晋世衰。然清谈为害，却只是闲言谈，又岂若今日之害道？【476】
1702056220
1702056221
在程颢看来，佛法之影响比杨墨之言为害尤甚。一方面，先将士大夫中才识卓异者引诱过去，而且往往才识越高明，陷溺就越深；另一方面，佛法又不是魏晋的清谈，魏晋清谈大率以“闲言谈”为主，不似佛法之近理而害道。二程曾感慨说：“今日卓然不为此学者，惟范景仁与君实尔，然其所执理，有出于禅学之下者。”【477】与二程同时代的儒者，极少有完全不受佛法浸染的；少数像司马光那样不为佛法陷溺的人，其所倚恃的义理基础又往往在佛法之下。在这种情形下，“惟当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则彼不必与争。”【478】自立吾理，才是克服佛法之影响的根本。正是这一根本方向的建立，使得北宋道学真正有了深入开展的可能。
1702056222
1702056223
在程颢看来，佛教的问题根源于立心之初：
1702056224
1702056225
佛学只是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可惧，故不论死生。佛之学为怕死生，故只管说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惧，易以利动。至如禅学者，虽自曰异此，然要之只是此个意见，皆利心也。籲曰：“此学，不知是本来以公心求之，后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来，故学者亦以利心信之。”【479】
1702056226
1702056227
李籲怀疑佛教立教的宗旨本是出于公心，其后才渐生畏怖生死之蔽，对此程颢明确指出，佛教从一开始就是从自利之心上起见的。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自利之心，是因为没有看到“万物一体”的道理：“释氏以不知此，去它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厌恶；要得去尽根尘，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释氏其实是爱身，放不得，故说许多。”【480】而如果能将“这一个身公共放在天地万物中一般看”，【481】就不会有此弊病。正因为其根本归于“自私自利之规模”，所以才会“苦根尘”，要“免死生，齐烦恼”。而实际上，“天地之间，有生便有死，有乐便有哀”，【482】如果能本着天理自然的公心去看，顺天理而行，便不会以之为苦，从而要刻意谋个免除、解脱之道。
1702056228
1702056229
对于儒佛二道心同迹异的说法，【483】程颢也提出了明确的批评：
1702056230
1702056231
禅者曰：“此迹也，何不论其心？”曰：“心迹一也，岂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两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两脚自行’。岂有此理？”【484】
1702056232
1702056233
心是迹的主脑，迹是心的外在表现，有其迹必有其心。因此，迹上出现问题，根本上还是心上已经错了。
1702056234
1702056235
从体用方面看，佛教有体而无用：
1702056236
1702056237
彼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故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肆恣，此佛之教所以为隘也。【485】
1702056238
1702056239
程颢并不认为佛教的道理全无是处，在向内养心这方面，佛教颇有其殊胜之处。“他有一个觉之理”，这个“觉之理”，用在“敬以直内”上，还是有其效用的。【486】佛教之所以无“义以方外”之用，是因为“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不可以治天下国家”。而如此佛徒知道其理不能“周遍”，只去“自私独善，枯槁山林，自适而已”，那也“不过世上少这一个人”。但佛教偏又强要“周遍”。虽然释氏之教在“敬以直内”方面有可取之处，但“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487】
1702056240
1702056241
由于释氏之教从自利上起见，故“于道体自不足”，并非真正普遍性的道理：
1702056242
1702056243
佛氏不识阴阳昼夜死生古今，安得谓形而上者与圣人同乎？【488】
1702056244
1702056245
在程颢看来，真正的道必是贯通形上形下、阴阳昼夜的，而释氏之教则终究是“有间断”的。“释氏谈道，非不上下一贯，观其用处，便作两截。”【489】佛教的道理在论说上是可以贯通周遍的，但到了用的层面，就分裂为两截。这说明它在根本上，还不是真正普遍的道理。这一在用的层面上打作两截的道理，强推其理以求“周遍”，遂至人物无别：“如释氏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如此则不可。”【490】
1702056246
1702056247
佛法并不是全无所见，“释氏之学，正似用管窥天，一直便见，道他不是不得，只是却不见全体。”【491】而正因为其不无所见，且“尽极乎高深”，【492】故比申、韩、扬、墨之学危害更大：
1702056248
1702056249
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只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493】
1702056250
1702056251
因此，学者对于释氏之教，切忌深研：“今穷其说，未必能穷得也，比至穷得，自家已化而为释氏矣。”【494】二程对佛教是有深入研究的，【495】但他们在关涉佛教的讨论中，绝少正面引述其具体思想和论说，这样的姿态显然是以上述思考为基础的。学者对于释氏之教，“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496】
1702056252
1702056253
第二节 新 法
1702056254
1702056255
与司观光等从根本上反对变法的政治主张不同，二程是支持更张北宋既有的政治格局的。在后来的回忆中，他们明确指出：“当时天下，岌岌乎殆哉！”而王安石之所以推行新政，正是要对治这样的时世。程颢《上殿札子》云：
1702056256
1702056257
惟在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先王之治为必可法，不为后世驳杂之政所牵制，不为流俗因循之论所迁惑，自知极于明，信道极于笃，任贤勿二，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497】
[
上一页 ]
[ :1.70205620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