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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五章 朱熹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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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绪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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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1200)是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其儒学思想是宋代儒学发展的高峰。从儒学史的角度来看,朱熹对儒学发展所作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花费了毕生时间致力完成并不断加以修改的《四书章句集注》。朱熹对四书所作的研究,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四书的集结、章句、注释、解说,事实上,他一生的学术精力,大部分都投入在对于四书的研究之上,死而后已。【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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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四书研究是理学化的四书体系的集中代表。其研究,是在整理、编辑北宋以来儒家(主要是道学,也包括与道学亲缘接近的其他儒者)对四书的解释的基础之上,以二程道学思想为主轴,并经过对北宋以来各家四书解释的全面反思和批判继承,所建立起来的解释体系。由二程在北宋开创的注重四书的学术运动,到朱熹手中真正定型和兴起,并借助后来朱子学派的努力发扬,使四书成为宋元明清儒学思想的新的经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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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早年就对北宋和南宋初期儒学关于《论语》、《孟子》的解释做过整理和编辑,在四十多岁时写成了《四书集注》初稿,此后一直不断修改。朱熹在晚年守漳州任上把“四书”合刊为一。他对《论语》、《孟子》的注释称为“集注”,对《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所以后来统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在《四书集注》外,他还著有《四书或问》,对《四书集注》中的义理论点和素材取舍加以说明和发挥。本章以《四书集注》为主,论述朱熹儒学思想的特色;但主要不是从解经学的角度观察《四书集注》,而是力图展示朱熹是如何通过《四书集注》阐发其儒学思想的,当然,朱熹在《集注》中阐发的儒学思想体现了新儒学的思想特色,即道学话语形态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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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四书集注》首列有《读论语孟子法》,是朱熹摘录二程关于读《论语》和《孟子》的语录,也表达了朱熹关于阅读《论语》、《孟子》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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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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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曰:“……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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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曰:“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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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集注》中也引程子曰:“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933】可见,朱熹赞同二程的解释主张,读书是为了理解,不是为了诠释,理解的要点是经典所表达和蕴涵的圣人之心与意,即圣人为什么作经,圣人要达到什么目的。其次是通过经典了解圣人所达到的境界,及常人与圣人境界的差距所在。理解要“思”,而且要“味”,味就是玩味和体会。这种玩味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在熟读的基础上深切玩味,玩味要结合切身的体会。最后,玩味的目的是识得圣人的气象,涵养自己的气质。在这个意义上,对四书的阅读和理解是体验的,是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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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关于《论语》和《孟子》的《集注》的叙述特点是:先训读,次解释大意,次引程子及程门谢氏、游氏、杨氏、尹氏等说,其中引程子最多,而后以“愚谓”“愚按”补足之。与二程不同,朱熹注释以字的音读和字义为基础,这不仅继承了汉唐经学注重训诂的长处,也有助于科举时代知识人对于经典音读的统一,更便于初学。所以朱熹的《集注》可以说做到了学术性与实用性的统一,这也是它能够被作为教本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同时很明显,朱子《集注》在训读后的解释大意中,加进了自己的哲学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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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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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章句序》:知其性与全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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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子的四书著作中,对《大学》的研究和阐发,最具有代表性,也最集中地表达了朱子的儒学思想。让我们先来看《大学章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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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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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间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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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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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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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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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踰,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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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章句序》是《大学章句》的要领,也是朱子学的重要文献之一。此文写于朱子六十岁时,是在朱子整个思想成熟定型之后,也是在他《大学章句》初稿完成十几年之后,所以颇能代表其主要思想。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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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论大学作为教育制度建立的人性论根据。朱子肯定,人人都具有天所赋予的仁义礼智之性,但并不是人人都能知其性、都能全其性。所谓“知其性而全之”,知其性是指对天赋的道德本性能有自觉的了解,全其性是指能完全地保有自己的本性并把它实现出来。为什么人人都有道德本性,却不能知其性、全其性?这主要就是“气质之禀”所发生的影响,气质的驳杂使得人往往偏离了自己的本性。由于在圣人以外,大多数人都受到气质不纯的影响,从这里便产生了人的教育的必要性,以改变和去除气质的这种影响。教育在起源上就是气质纯粹的圣人主持教化教育,以使得人人能够恢复其本性,这就是“复其性”。可见,此篇序文一开始就通过“知其性”、“全其性”、“复其性”这样一些概念,说明了人性的本质内容和现实状态,说明了教育与人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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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人性论里,以“性”和“气”对举,二者都是个体人与生俱来的内在要素,也是影响人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的主要因素。性是人的本质,而气质则会造成对于本性的蒙蔽、遮蔽。人必须通过修身而去除气质的消极影响,使本性回复到不受蒙蔽和遮蔽的原初状态。这是朱子《大学》解释的基本哲学框架和出发点,其他具体的解释和发挥都是在此基点上展开的。朱子针对大学教育指出,复其性不是仅仅由个人所能决定和完成的,“君师治教”(君之治、师之教)是一般人得以复其性的重要条件。教化、引导和学校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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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指出古代学校之教,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小学的教育内容是“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的教育内容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庶人子弟皆入小学,故小学是全民教育;民之俊秀,皆入大学,故大学是精英教育。以此说明大学以小学为基础,是小学的发展和提高;小学更多是实践性的教育,大学更多是理论性的教育。西周以来的古代教育是否确如朱子所说,自然并不一定,但从这些说法可以看出朱子对于教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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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指出化民正俗的重要性。在序文中朱子明白表达出,不仅学校教育应着眼于全民,所谓“当世之人无不学”;而且即使是大学,也并非只与君子精英有关。他强调大学之教不仅与“学者修己治人”有关,也与“国家化民成俗”有关;不仅与“治隆于上”有关,也与“俗美于下”有关。因为就教育和学习内容而言,儒家的学校教育与佛教不同,对士大夫来说是“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对普通民众则是“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所以,其教育的结果为:“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受教育者经过学习,不会脱离人伦日用,而能够更加理解自己的性分和职分,在其本职位置上尽伦尽职、尽力尽心。每个人都在其社会职位上尽其力,国家自然就得化民成俗之效了。“性分”指个人命定的社会地位和活动限度,“职分”是指对所处社会地位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性分的概念本出自郭象,朱子则由此阐明儒家教育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即:使人安其性分,尽其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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