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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五章 朱熹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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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绪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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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1200）是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其儒学思想是宋代儒学发展的高峰。从儒学史的角度来看，朱熹对儒学发展所作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花费了毕生时间致力完成并不断加以修改的《四书章句集注》。朱熹对四书所作的研究，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四书的集结、章句、注释、解说，事实上，他一生的学术精力，大部分都投入在对于四书的研究之上，死而后已。【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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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四书研究是理学化的四书体系的集中代表。其研究，是在整理、编辑北宋以来儒家（主要是道学，也包括与道学亲缘接近的其他儒者）对四书的解释的基础之上，以二程道学思想为主轴，并经过对北宋以来各家四书解释的全面反思和批判继承，所建立起来的解释体系。由二程在北宋开创的注重四书的学术运动，到朱熹手中真正定型和兴起，并借助后来朱子学派的努力发扬，使四书成为宋元明清儒学思想的新的经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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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早年就对北宋和南宋初期儒学关于《论语》、《孟子》的解释做过整理和编辑，在四十多岁时写成了《四书集注》初稿，此后一直不断修改。朱熹在晚年守漳州任上把“四书”合刊为一。他对《论语》、《孟子》的注释称为“集注”，对《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所以后来统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在《四书集注》外，他还著有《四书或问》，对《四书集注》中的义理论点和素材取舍加以说明和发挥。本章以《四书集注》为主，论述朱熹儒学思想的特色；但主要不是从解经学的角度观察《四书集注》，而是力图展示朱熹是如何通过《四书集注》阐发其儒学思想的，当然，朱熹在《集注》中阐发的儒学思想体现了新儒学的思想特色，即道学话语形态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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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四书集注》首列有《读论语孟子法》，是朱熹摘录二程关于读《论语》和《孟子》的语录，也表达了朱熹关于阅读《论语》、《孟子》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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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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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曰：“……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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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曰：“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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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集注》中也引程子曰：“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933】可见，朱熹赞同二程的解释主张，读书是为了理解，不是为了诠释，理解的要点是经典所表达和蕴涵的圣人之心与意，即圣人为什么作经，圣人要达到什么目的。其次是通过经典了解圣人所达到的境界，及常人与圣人境界的差距所在。理解要“思”，而且要“味”，味就是玩味和体会。这种玩味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在熟读的基础上深切玩味，玩味要结合切身的体会。最后，玩味的目的是识得圣人的气象，涵养自己的气质。在这个意义上，对四书的阅读和理解是体验的，是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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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关于《论语》和《孟子》的《集注》的叙述特点是：先训读，次解释大意，次引程子及程门谢氏、游氏、杨氏、尹氏等说，其中引程子最多，而后以“愚谓”“愚按”补足之。与二程不同，朱熹注释以字的音读和字义为基础，这不仅继承了汉唐经学注重训诂的长处，也有助于科举时代知识人对于经典音读的统一，更便于初学。所以朱熹的《集注》可以说做到了学术性与实用性的统一，这也是它能够被作为教本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同时很明显，朱子《集注》在训读后的解释大意中，加进了自己的哲学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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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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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章句序》：知其性与全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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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子的四书著作中，对《大学》的研究和阐发，最具有代表性，也最集中地表达了朱子的儒学思想。让我们先来看《大学章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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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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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间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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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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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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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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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踰，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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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章句序》是《大学章句》的要领，也是朱子学的重要文献之一。此文写于朱子六十岁时，是在朱子整个思想成熟定型之后，也是在他《大学章句》初稿完成十几年之后，所以颇能代表其主要思想。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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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论大学作为教育制度建立的人性论根据。朱子肯定，人人都具有天所赋予的仁义礼智之性，但并不是人人都能知其性、都能全其性。所谓“知其性而全之”，知其性是指对天赋的道德本性能有自觉的了解，全其性是指能完全地保有自己的本性并把它实现出来。为什么人人都有道德本性，却不能知其性、全其性？这主要就是“气质之禀”所发生的影响，气质的驳杂使得人往往偏离了自己的本性。由于在圣人以外，大多数人都受到气质不纯的影响，从这里便产生了人的教育的必要性，以改变和去除气质的这种影响。教育在起源上就是气质纯粹的圣人主持教化教育，以使得人人能够恢复其本性，这就是“复其性”。可见，此篇序文一开始就通过“知其性”、“全其性”、“复其性”这样一些概念，说明了人性的本质内容和现实状态，说明了教育与人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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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人性论里，以“性”和“气”对举，二者都是个体人与生俱来的内在要素，也是影响人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的主要因素。性是人的本质，而气质则会造成对于本性的蒙蔽、遮蔽。人必须通过修身而去除气质的消极影响，使本性回复到不受蒙蔽和遮蔽的原初状态。这是朱子《大学》解释的基本哲学框架和出发点，其他具体的解释和发挥都是在此基点上展开的。朱子针对大学教育指出，复其性不是仅仅由个人所能决定和完成的，“君师治教”（君之治、师之教）是一般人得以复其性的重要条件。教化、引导和学校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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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指出古代学校之教，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小学的教育内容是“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的教育内容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庶人子弟皆入小学，故小学是全民教育；民之俊秀，皆入大学，故大学是精英教育。以此说明大学以小学为基础，是小学的发展和提高；小学更多是实践性的教育，大学更多是理论性的教育。西周以来的古代教育是否确如朱子所说，自然并不一定，但从这些说法可以看出朱子对于教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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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指出化民正俗的重要性。在序文中朱子明白表达出，不仅学校教育应着眼于全民，所谓“当世之人无不学”；而且即使是大学，也并非只与君子精英有关。他强调大学之教不仅与“学者修己治人”有关，也与“国家化民成俗”有关；不仅与“治隆于上”有关，也与“俗美于下”有关。因为就教育和学习内容而言，儒家的学校教育与佛教不同，对士大夫来说是“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对普通民众则是“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所以，其教育的结果为：“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受教育者经过学习，不会脱离人伦日用，而能够更加理解自己的性分和职分，在其本职位置上尽伦尽职、尽力尽心。每个人都在其社会职位上尽其力，国家自然就得化民成俗之效了。“性分”指个人命定的社会地位和活动限度，“职分”是指对所处社会地位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性分的概念本出自郭象，朱子则由此阐明儒家教育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即：使人安其性分，尽其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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