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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八章 陈亮与叶适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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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朱熹、张栻、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相与讲明学术。朱熹为闽学大宗，张栻为湖南学派主要代表，吕祖谦之学称婺学。三贤之外，浙江尚有陈亮为首的永康之学，叶适为主要代表的永嘉之学，江西则有陆九渊心学。这些学派相互鼓荡，极一时之盛。婺学、永康之学、永嘉之学三派，【1172】大要为重史学，论事功，故后世或并列而论之。清代章学诚提出“浙东之学”、“浙西之学”之说，【1173】受其影响，晚近学者往往以婺学、永康、永嘉归入浙东学派。【1174】然在南宋似不提所谓浙东，往往直言浙江。朱熹曾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1175】江西之学指陆象山，浙学或言指陈亮，【1176】然浙学谓之浙江之学亦无不可。本章即据此以浙江儒学概称吕祖谦、陈亮、叶适三派的儒学，而具体研究中主要讨论此三人的儒学思想，暂不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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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吕祖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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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学者称东莱先生。隆兴元年（1163）进士及第，又中博学宏词科，先后差任宗学教授、严州教授，历官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秘书省正字等。有宋一代，吕氏家族位至宰辅者四人，可谓少见的显赫望族。【1177】而又世代重学，从吕公著至吕希哲、吕本中，以至吕祖谦，世代相传，有“中原文献之传”的美称。【1178】吕氏家族也重讲学，据说，吕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1179】吕希哲尝从学焦千之、胡瑗、孙复、王安石诸家，而归宗于二程。吕本中广泛从学于程门后学及元祐名宿如杨时、游酢、尹和靖、刘安世、陈瓘、王苹，继承了吕希哲转益多师，“不主一门，不师一说”的家风。【1180】这种家风也为吕祖谦所继承。吕祖谦从小至长长年随侍父侧，他的父亲吕大器尝为江东、浙东、福建提刑司干官，先后知黄州、吉州，祖谦因而沃闻北宋以来掌故。吕祖谦从幼小起还受到外祖父曾几的教导，曾几与道学之士胡安国、刘安世、王苹等游从颇密，亦尝与胡宏往复论学。十九岁，吕祖谦又从三山林之奇受《论语》，二十四岁从学胡宪、汪应辰。由于秉承了深厚的家学渊源，又广从当世宿儒问学，吕祖谦年轻时便奠定了扎实的学问基础，且声名已著。后来，又与朱熹、张栻交往密切，往来论学，甚受朱张推重。而心学创立者陆九渊则是受到吕祖谦的识拔终成进士，终身对于吕祖谦甚为敬重。吕祖谦又为浙学领袖，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吕氏的影响，并形成为以史学和事功为核心的浙东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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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的著述颇为宏富，撰有《左氏博议》二十五卷，《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续说》十二卷，《少仪外传》二卷，《古周易》一卷，《增修书说》三十五卷（时澜增修），《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另编有《圣宋文海》（亦称《皇朝文鉴》、《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吕氏家塾读书记》、《左氏类编》等，其表奏、书启、记序、墓志、祭文等编为《东莱集》十五卷，书信、答问、家范、杂记等编为《东莱别集》十六卷，另有《东莱外集》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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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的学术比较偏重于史学。他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从思想上说是继承和发展圣人之学，从社会现实来说是匡正纲纪以图恢复。乾道六年（1170）除太学博士，淳熙四年（1177）转承议郎仍兼国史院编修官，吕祖谦两次轮对，每次各作有两道轮对劄子。乾道六年轮对劄子之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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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不为俗学所汩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之所眩者，必能用真儒。圣道之兴，指日可俟。……宅心制事，祗畏兢业，顺帝之则，是圣学也。亲贤远佞，陟降废置，好恶不偏，是圣学也。规模审定，图始虑终，不躁不挠，是圣学也。【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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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面对孝宗陈说，吕祖谦侧重于从关乎帝王治世的现实需要出发来界定“圣学”的具体内容，此即敬畏顺则，好恶不偏，审定规模，以此为“实学”的本质，也是“真儒”的本质。就当时社会现实来说，所谓宅心制事，审定规模，根本的用意就在于“恢复大事”，即恢复赵宋版图。乾道六年的第二劄子便主要是针对这一点进言。淳熙四年的轮对劄子则进一步对“人主一心”关涉天下治乱安危作了陈述，批斥了所谓“独运万机之说”，也就是希望孝宗不要事无巨细，大包大揽，而是“虚心屈己以来天下之善，居尊执要以总万事之成”。【1182】这个意思，与乾道六年所谓实学、真儒之论，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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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上说，吕祖谦所谓圣学、真儒，在宋代的正统代表就是二程理学。他说：“庆历、嘉祐之间，豪杰并出，讲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横渠张氏，相与倡明正学，然后三代孔孟之教，始终条理，于是乎可考。”【1183】吕祖谦曾校刻《横渠集》、程颐《易传》等，也曾与朱熹、张栻往复讨论周敦颐、胡宏等理学家的著作，对于北宋以来的道学诸家甚为推重，而尤其倾向于程氏理学。这固然与荥阳公吕希哲曾师事二程，因而理学成为了吕氏家学世代相传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关，也是吕祖谦早年较广泛地接受了理学背景的教育使然。吕祖谦一生的讲学和著述都是在道学作为正统儒学代表的基础上来进行的。据《年谱》，乾道三年丁亥，吕祖谦葬母于婺州明招山，是年终开始在明招山讲学，撰成《左氏博议》。乾道八年壬辰，丁父忧，在明招山聚诸生讲《尚书》。从乾道四年至乾道六年，吕祖谦多次订立了会讲性质的“规约”，这些规约在思想宗旨上体现了儒学的基本观念，其作用和目的则在于规范诸生的行为，并以此为移风易俗的先导。譬如，《乾道四年九月规约》凡十一条，其精要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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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预此集者以孝悌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预集而或犯，……告于众而共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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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讲之容端而肃，群居之容和而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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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毋亵，毋谀，毋妄，毋杂。【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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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儒家的孝悌忠信作为聚会的根本宗旨，具体的行为规范则包括顺于父母，友于兄弟，睦于宗族，诚于朋友，言行一致等儒家伦理原则。违背这些伦理原则和规范者，则无资格进入聚会讲学。如果进入之后而有所违犯，则由同志之士加以规劝和责戒，以至公告全体与会者，共同勉励。如果最终仍不能改正，则开除出聚会。此规约对于参与会讲者的容貌辞气也作了明确规定，此即“端而肃”，“和而庄”，不得出猥亵之言，阿谀之言，虚妄之言，杂碎无益之言。这些也是程氏理学的主敬说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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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讲学的目的是讲求“经旨”，对此，《乾道五年规约》也提出了具体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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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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肄业当有常，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一岁无过百日，过百日者，同志共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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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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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惰苟且，虽漫应课程而全疏略无叙者，同志共摈之。不修士检，乡论不齿者，同志共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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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迁居，移书相报。【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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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条，对于诸生相聚讲学的目的和功课法式皆作了明确规定，其中“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一说，可谓二程研讨经籍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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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讲学是道学的一个传统。吕祖谦也受到这个传统的熏染，虽然他讲学偏重史学，但仍有其中心和纲领。上面所述会讲规约，可以看做吕祖谦去俗学，求实学，做真儒的基本行为规范。而贯穿其讲学和著述始终的，则是对于“大纲”的领会和把握。吕祖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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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为学，须先识得大纲模样，使志趣常在这里。到做工夫，却随节次做去，渐渐行得一节，又问一节，方能见众理所聚。今学者病多在闲边问人路头，尚不知大率问人，须是就实做工夫处商量方是。【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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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的“大纲模样”便是恒常地持有为学的志趣，而不是如闲人的随意问话。有了恒常的志趣，逐渐做工夫，行得一节，又问一节，这样才能认识和掌握众多的理。可见，吕祖谦所谓为学大纲，是以“见理”为旨归的。吕祖谦还具体说道：“《周》《召》乃《诗》之纲领，《乾》《坤》其《易》之门。”又说：“读书其辞虽多，要处亦少。如《论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孟子》说‘明于庶物’，《尚书》‘惟学逊志，务时敏’，此处最要。”【1187】这些说法，可以看做吕祖谦关于为学读书的具体“大纲”，也可以视作对于读书之“理”的具体论说。吕祖谦偏重史学，认为史学也有其大纲，这个大纲便是历史的“统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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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纪纲、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复须识一君之统体，如文帝之宽，宣帝之严之类。统体盖谓大纲。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两君稍严，不害其为宽。一君统体在严，虽有一两事稍宽，不害其为严。读史自以意会之可也。至于战国三分之时，既有天下之统体，复有一国之统体，观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识天下统体，然后就其中看一国之统体。先识一代统体，然后就其中看一君之统体。二者常相关也。既识统体，须看机括。之所以兴，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败，人之所以邪，所以正，于几微萌芽时察其所以然，是谓机括。【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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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先要把握“统体”，统体即是“大纲”。吕祖谦认为，一代有其统体，一国有其统体，一君也有其统体，对此应当加以识别和把握。在把握统体也即大纲的同时，要认识历史发展的“机括”，也就是国之兴衰、事之成败、人之邪正的几微萌芽时的所以然。吕祖谦的这个读史法，也就是先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再具体辨析其中国运人事几微变化的“所以然”，也即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和原因。这也体现出吕祖谦为学特重“大纲”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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