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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 第七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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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首先要感谢大家对哲学系“社会·文化·心灵”主题活动的关注和支持。“社会·文化·心灵”主题活动的前身是哲学系文化节，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从这个学期开始，每个学期都会举办一次。这个学期的主题活动，继楼宇烈教授之后，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张祥龙教授。相信大家对张祥龙教授都有一定的了解，也不用我多做介绍了，不过大家可能一般会觉得张教授在西哲方向比较“术业有专攻”，其实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中西方哲学比较、西方现代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东西方宗教哲学，真的是学贯中西。所以我们在私下都比较叫他“祥龙大师”。我想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领略大师的风采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张祥龙大师为我们带来他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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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本来是计划讲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原因，今天也还是以那个题目为主，当然最后我会再谈一点衰落之后中国文化的出路。这个题目我曾在某个地方讲过。我去年在德国讲学的时候给德国学生开过一门课，名叫“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中的危机”。这次讲座会引用那门课中的一些观点，所以内容会比较多。我尽量在限定时间内讲完，希望最后能留一点时间，大家来提问题。我知道问题会不少，这里的很多观点只是一己之见，和主流的看法很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多提尖锐意见，我也愿意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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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中间有问题可以提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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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因为要讲得比较多，所以最好不要提问；如果你觉得特别必要，也可以，但是我只能简短地回应一下，到最后再一起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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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衰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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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讲的是，中国人缺少对自身历史处境的基本认识。当然，我指的是现代的中国人。到目前为止流行的多种对人类历史处境的描述，无论是历史唯物论、社会进化论，还是乐观的全球化，总之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进步观，都是非中国的。而且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大多数情况下，是非民族文化的，也就是政治化、党派化或者意识形态化的。太多令人痛苦的东西被遗忘、被压抑了，后果是精神和思想的失神。关系国家和文化命运的讨论，往往打不到点子上。一个民族的精神，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成长不起来的。我用一个比喻，就是像精神分析学讲的：在童年期，如果受过重大创伤，造成了一些压抑性的遗忘，就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这其实也包括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思想的成长。所以真实的历史，包括文化，是一个民族赢得自己的精神健康和深邃的思想能力的前提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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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传统文化衰败和危机的表现，只能做一简单概括。首先讲我理解的“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含义。现在流行的看法，一般是比较中性的描述，比如认为一种文化是由习俗、传统、理想、价值观念组成的，是一个相关网络。我的看法则是这样的：文化是一群人长期生存的独特方式。也就是说，它是一群人借以获得生存意义的结构，还有这种结构的各种表现，这一群人通过这个生存的结构能够连续不断地获得生存意义，即便是在这个民族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样看来，文化是有生命的，是一个活体，它是会生长、上升、衰落，也会死亡的。并不是说只要中国人还在，中国文化就一定在，这是没有保证的，而且，就我们现存人类来说，文化一定是有族群个性的，也就是有多样性和地方性的。至于是不是只有人类才有文化，而其他动物就没有，还须要研究。比如，北京的一群麻雀与纽约的一群麻雀，有没有生存方式上的区别呢？或者，用离人类比较近的例子，生活于相互隔离状态的两群黑猩猩，会不会具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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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下传统文化衰败和进入危机的表现。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出衡量文化生命力的四个指标，第一个是它的传人，看还有没有传承它的“道统”的团体。历史上儒家有儒士团体来传它的道统，道家有道士或者道教徒的团体，基督教则有教士、牧师和信徒团体。第二个是看这个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在现实生活中是否还存在。第三个是看它的价值观念，即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在做重大选择的时候是否还依重于这些价值。最后就是看它的语言，也就是人们在表达最关切的问题时，是否还在用这种文化的典型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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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没有时间都讲，我就讲第一个指标——传人，也只能很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是儒家，而儒家的团体消失了，几乎是在历史的瞬间，即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消失的。一个有过两千多年传统的文化载体，对中华文化有过巨大影响，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团体，居然就在几十年内荡然无存，实在是一个历史奇观。其原因，我后边再讲，这里只指出一个现象，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体在文化传承上的集体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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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仇敌，视为一种“吃人”的文化，这是鲁迅先生的话。这方面有很多代表人，我就随便选了一个，只是觉得他说话比较爽快而已。他叫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胡适也很欣赏他。他说过很多，下面我讲新文化运动时可能会再涉及一下。他基本的意思就是，中国不如西方，根本就不只是像主张洋务运动的人所说的“器具不如人”，而是全面地不行。比如他说中国的道德尤其不如人，不如西洋，公德私德都不好，等等。他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文化亡不见得民族也随之而亡”。它表示出现代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文化与民族及国家的分离，与民族生存问题的分离。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理论是有代表性的，不只是一种极端观点。尤其是从方法和基本的路数上，它依托的是自清末以来的一个主体思潮，即一种崇拜强力的社会进化论式的思潮。到新文化运动时以“打倒孔家店”一类的口号出现，再到此后的中国先后进行了两次文化革命，搞完全的现代化或西方化，等等，下面会逐次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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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原因的方式，主要是历史的回顾，但同时也是某种哲学的回顾。上面提到，这个衰落是在全世界有过悠久文化的民族中，非常罕见的、几乎是唯一的文化自戕，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民族精神的分裂症，抑郁和躁狂的交替，很值得研究。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流对自己的文化最势利、最冷漠、最残忍。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些朴素感情的，大多只是一些所谓落后地区的落后人民，真实的农民、一些草根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而那些实用化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既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士”，也不是真正的文化人，而是意识形态的人，科技人，高级工匠。所以中国自近现代以来，就没有出现过像泰戈尔、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作家、思想家，也缺少像甘地这样伟大的有重大文化意义的政治家，而且也提不出像“甘地主义”、“东方主义”这样的东西。当然我觉得港台“新儒家”还是很不错的，有一些本土文化意识，但它毕竟是在重大方面被西方文化驯化了的，完全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也就是把政体上的和知识上的权力完全交给西方，儒家只留一块“心性”或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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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北大讲一次这个问题。我们北大产生于民族危亡之际，1898年作为京师大学堂成立，是在庚子赔款之前，废除科举制之前，所以它当时还带有最后那么一些要挽救自己文化的意味。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学子，你们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天下”这个词在我们中国古代思想中更重要的是其生存文化意义，而不是政权意义，甚至也不限于国际政治。一家一姓、一党一派的政权朝代可以换，但是天下的士子还是要担当天下的生命文化重责。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应该以文化中国和她在世界历史中的命运为己任，因此必须反思自己的文化遭受过的灾难性的命运，正视它，不然不就跟专科大学一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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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衰危的原因（一）：西方文化的强力化和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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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这个文化衰败的主要原因。其一就是西方的全球化。什么是全球化？它仅仅是这几十年，或者这半个世纪、这几百年才出现的吗？我觉得不是。它是西方从古希腊就开始的一个文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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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语言、文化是一种形式突出的“文”。大家学过外语，知道西方语言（它比较典型的形态是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和我们汉语的区别。它的语法和文字都有形式突出的特质，即语言上有意义的特点大都有形式上的指标。例如动词有依人称、数量、时态、语态的形式上的变化，名词有单复数和性的形式指标，构句要有主语和谓语的形式搭配要求，依靠“是”或系词来形成判断句，等等。这都是古汉语没有的。这种形式突出的语言，让使用者体会到语法、也就是变化的语言现象下面的不变者的重要，相信这些可以被形式对象化的语法代表着语言中最本质性东西。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刺激一种思想，它寻求世界变化现象背后的不变本质，而且通过一种形式对象化的方式来把握，比如说通过数、理念、概念、判断、推理、逻辑等。古希腊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语法这种普遍化的东西，相信它普适于古希腊语的所有语言现象，所以这样一种寻求普遍化的真理的思想就从古希腊开始，先在数学中发端，然后在哲学、科学、政治学、伦理学中不断得到展示。这种思想方法，还有西方的宗教，一种有强烈普遍主义追求的宗教，都感到自己抓住的是可以普遍化、形式对象化的绝对真理，要向全世界推广。当然后来还有共产国际，也是这样一个大脉络上出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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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和倾向，通过工业革命、现代科技，以及与它们匹配的交流、组织、商业、金融等方式，就变成了物质力量和现实力量。尤其到了现代，它的对象化和形式化能通过符号化实现，比如资本流动都可以表现为名字和数字的传送，用电脑就可以划账，靠这种方式来取得一种当代的力量形式。谁都看得到，因特网正在伸向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这种强力化的“缘起性空”会加速度地突进，超出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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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全球化发源于古希腊、犹太基督教，实质化于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实现于工业革命，通过信息化而加速。它的方法上的特点就是标准化、充分对象化、自动机械化、信息化、人工智能化，还有力量的符号化、高效化、无限化、扩张化、加速化（成瘾化）、脱自然化，没有尽头。它生产的东西总是供大于求，没有自己对自己的限制，所以一定要扩张。“知识（首先是科学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的这句话不是白说的。它的技术形态一定要能转化成力量，而且能普遍化和排他化，削平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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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它就造成了一种向全球扩张的需要和趋势。从殖民时代起，全球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交流。而我从来就认为，交流是有危险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弱势的本土文化，带有巨大的危险。交流只有在很罕见的情况下，即在不带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益。像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像丝一样细的路，不带有生存压力，而且很缓慢，很自然，它能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中不断地产生有益的文化交流。而如果带有生存压力——你不学我，你就落后，你就要死，就会造成文化多样性的减少，弱势文化的消失。所以用“洪水猛兽”不足以形容西方化、全球化的这种去多样性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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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代人，对于这种全球化的力量有奇特的印象。当时似乎是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专政强大无比，不管你怎么想，中国好像也就只能这么下去了。可怎么七十年代前期就要和美国建立关系了呢？那是死敌呀！从我上小学时，满耳朵都是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声音，“文化大革命”时更是喊翻了天。可居然就在毛泽东生前就有了变化。我觉得背后也还是经济、资本和科技全球化的压力，尽管无产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全球化，可它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竞争不过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当然具体讲也有很多因素，比如中苏争端、中越争端，等等，但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与科技的全球化。我们觉得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那一代人中发生了，这并不一定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记得极为震撼的就是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的报纸，当时中国人看了，内心之复杂真是难以言表，既有惊愕，又带有希望。那是一个很朦胧的时代，人们对新时代的憧憬就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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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象征在中国，我举一个地名为例，就是广东。它是我们中国现代化的发源地，是革命思想和改革思想不断涌现的地方。因为鸦片战争在传统中国这艘船的底部（最南部）凿了一个洞，一个当时觉得不大却堵不上的洞，结果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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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衰危的原因（二）：文化与民族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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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异族政权反而代表了本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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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文化与民族的错位。这表面上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是它造成的后果是重大的。中国在共和国之前的最后一个朝代是非主流民族执政的朝代，当权者是当时被视为异族的满族，当然现在它和汉族已经没有多少区别。可是当年满族入关，多少汉族知识分子宁死也不从。后来因为满族完全采纳了中国文化，所以就像以前多次发生过的情况那样，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还是认同了这个政权。中国最后一朝就是以这么一个民族为主体在掌权，这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最后一朝不是清朝，而是明朝，或者宋朝、唐朝，它遇到鸦片战争这种事情会怎么反应呢？为什么清朝总是那样一种颟顸反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上下不通，就是说，虽然这个掌权集团通过各种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但它总感觉不安全，觉得自己人数少，而且后来满人连自己的文化都渐渐忘掉了，所以它一定要维持满族人的特权，一定要压制汉人。从大臣开始，甚至包括一层一层的知识分子，它都要限制汉人的政治能量。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它如果做出什么重大的改革，首先受惠的就是那些汉族大臣和汉族知识分子，他们的势力就会上涨，这是满族人特别不愿意的一件事情。这样一种格局就造成了后来我们所感觉到的，它应对挑战，总是迟一步两步这样一个让人特别绝望的结果，实际上与一开始就有的一种扭曲和错位有重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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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人才渠道的上下不通，后来又有太后专政。慈禧太后治国的本事不太大，但是抓权的能力特别强。还有一个因素最终导致了儒家文化的衰败，就是到《辛丑条约》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突然科举制就被废了，而且就是在慈禧太后手上。戊戌变法要改革科举，很快被她中止，可几年后，她自己居然因袁世凯等人提议就整个废了科举。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有了义和团，有了八国联军侵华，有了自己的逃亡经历，有了更深的政权危机。为什么有了官方支持义和团的事情呢？因为慈禧太后反感于西方人干预她废光绪，等等。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致的东西，我就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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