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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十三章 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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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时代之前后，古代中国政治分权化的进程已经臻至顶点。天下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混乱局面，使人们普遍认识到了进行补救和纠正的必要性，而事实上，就有许多人试图利用不同的方法从事重新统一中国的事业。孔子希望出现一个由受过教育启蒙的人们志愿组成的联盟。他的理想酷似现代民主的理想，但是，因为教育还不普及，而且他在当时也设计不出把民主政治付诸实施的机制，所以，这个希望也就未能实现。而墨子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更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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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另外一些人提出了更为实际一些的计划，他们就是著名的法家人物。之所以称之为法家，是因为他们强调了法律在治世中的作用。不过，更能说明问题的称呼可能是把他们称为极权主义者，因为他们倡导最强有力的集权管理，并希望使个人完全从属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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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作法家的思想家们实际上并未组成一个学派，相反，他们也相互批评，在一次有名的场合，他们甚至相互消灭。[207]某些被认为是法家的书籍在成书日期和作者归属上都是可疑的，并且内容也很驳杂，以至于在这些著作的不同部分中包含有各种各样的观点（甚至有儒家的）。从这些书中挑选出各种材料，就可能得到不同的法家思想。在此，我们首要关注的是这样一种法家思想，它在公元前3世纪逐渐体现在秦帝国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它的这个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将把以法家哲学家韩非子名字命名的那部书的真实部分（就它们能被确定的而言）作为我们主要的材料依据。[208]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帝国的建立者及其主要法家谋士都深受韩非子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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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确实有一些基本的主旨和动机。法家思想家们声称，他们为产生一种有益于人民的政治秩序和一个有纪律的社会而忧心忡忡。在某些情形下，他们的此类动机无疑是相当真诚的。在位的君主被以下事实所吸引：法家思想给他们提供了进行绝对的专制控制的理由和方法。在法家思想中，道家的思想因素占有突出的地位。可能是法家人物中最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子就经常引述老子的话，而《史记》则认为，韩非子的思想是立足于道家思想的。[209]道家和法家思想都是儒学的大敌。我们已经看到，尽管道家思想从逻辑上讲应该拥护无政府主义，但事实上它却在放纵统治者。根据道家思想，只要君主是个道家式的圣人，就可以发挥肆无忌惮的暴君式的上帝的作用。道家思想中的一些狂热而神秘的文词暗含的正是这种极权主义倾向（这也可以在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地方见到）。法家人物在道家的此类主张中找到了那种他们翘首以待的语言。在后来中国人的“皇帝”的概念中，就认为皇帝是握有令人敬畏的权力的神秘圣人，并占据着“龙”位等，这些观念并非来源于儒学，而是来自经由法家传递的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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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道家和法家思想的联姻与人们长期以来寻求以简易之道行事的倾向是一致的。法家思想在许多方面是极其讲求实际和现实主义的，但法家人物并不是不喜欢把他们的原则呈现为形而上学的权威并使它们具有近乎魔力般的效应。中国历史上最堪称为法家人物的秦始皇，就埋头于道家的迷信和魔法之中。[210]这种人不可能不被法家的主张所吸引，因为法家宣称，君主一旦使用了他们的方法，就可以“躺在床上，听着丝竹之乐，而帝国却治理得很好”。[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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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公元前3世纪的儒家是有着复兴古道之愿望的思想派别，而儒家之中的一些人甚至自己也这样认为。相反，自称为果敢的创制者的法家却具有新时代的新措施。[212]这种观点部分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法家的许多措施的确是新颖的。它们的某些经济政策，诸如允许买卖土地等，倾向于给予平民个人较大的行动自由。[213]不过，关于平民个人总体上的自由，法家的态度明显是反动保守的。正是儒者才是个人新自由的卫士，而这种自由在封建主义臻至顶峰时根本不为人们所知晓。另一方面，法家则认为，儒家倡导的这种自由是具有政治颠覆性的。韩非子非常清楚地表示，他反对持有这种自由观的学者。韩非子特别提到了儒者，他认为，儒者“通过修养仁义而得到信任，并得到了政治地位；他们通过修养文学知识而成为著名的教师，因为具有威望而受到提拔；可这些都是普通人的成就。但结果却是，他们没有任何实在的长处却得到了官职，没有贵族爵位却得到了提拔；政府遵循这种政策治国的时候，国家一定会陷入混乱，而国君也就处在危险之中了”。[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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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希望取消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因为在这种封建制下不可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不过，法家人物为君主们寻求的这种极权主义者的权力事实上最近似于封建诸侯使用在他们的无依无靠的和愚昧无知的农奴头上的权力。因此，像道家人物一样，法家人物也希望“削弱人民”，并使他们保持在一种简朴的愚昧无知的状态中。[215]从这一点上来看，当《老子》讲“人民难于治理的原因是他们知道得太多”时，它的判断是实事求是的。[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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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当时的思想启蒙（道家和法家将此相当正确地归罪于儒者）的毒害却使得中国较文明的地区被完全彻底地摧毁了。然而，尽管法家竭尽全力，日历并不能永远地倒着翻下去。约略地看一下历史就可发现，极权主义很难有真正的光芒四射，除非人民会长期地对无情的纪律和暴虐的统治俯首贴耳。所以，法家思想未能在中国最有文化素养的地区（这里已有了新自由思想的发展）兴盛起来，这并非出自偶然。三位最著名的法家人物中，韩非子的出生地虽然是中原地区的韩国，但韩国却位于孔子学说的作用范围以外的西方，而商鞅的许多思想据说也是得自于这样的中原国家。[217]第三位法家人物李斯的出生地则是在部分地仍处于野蛮状态的楚国。但是，只有在边远的西部国家秦国，他们的学说才完全被赏识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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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证据表明，正如戴闻达（Duyvendak）所认为的，秦国在文化方面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大部分地方原本都是‘野蛮人’”。[218]不过，正是与这些邻近的野蛮部落的不断战斗，才使得秦国的人民好战尚武，也没有闲暇进行文化活动。就个人而言，这个国家的人们都能够严守纪律并服从权威。当儒家哲学家荀子访问秦国时，就怀着极大的钦佩之心指出，这里的每个人都严格从事于国家规定的职业，也“没有个人的兴趣和愿望”。他的话听起来好像是在描述一个蚂蚁窝。他还非常喜欢以下事实：人民“非常惧怕政府官员，完全俯首听命”（对于这种状况，孔子定会有不同的评价）。不过，荀子在这里也发现了他认为的唯一的不足之处，那就是：秦国没有多少儒生。[219]像许多现代人一样，荀子既喜欢民主政治的自由，又喜欢极权主义的所谓效力，并认为没有理由去问为什么二者兼得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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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被认为是从商鞅（变法）的时代开始走上繁荣之路的。商鞅是卫国统治家族的后裔。几个东方国家都不曾赏识商鞅的才能，他就在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叶到了秦国，并在这里最终得到了荣耀和权力。作为高级大臣（大良造），据说他改革了政府体制，压制了贵族势力，创建了一个强大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他还推行了经济改革，打破了宗法家族的统一体，并利用奖赏举报者的方法使人民彼此对立。根据传统的看法，他利用种种方法使秦国发展壮大，以便与中原各国进行战斗。作为军队主帅，他还依靠作战谋略和背弃诺言而扩大了秦国的版图。[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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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持续竞争，在秦国逐渐扩大其领土的时候，其他国家则在同灭亡进行斗争。有时，这些国家也会联合起来对付秦国，但从未持之以恒，也没有产生过像样的效力。秦国军队的英勇（可能胜过作战方法）是重要的。但这个国家并非单只依赖战场上的较量。秦国也把秘探派往各国去赢得结盟，并用行贿以及必要时用暗杀的方法在东方各国之间挑拨离间。[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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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两位学生对于秦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位儒家学者谴责秦国的征战，[222]并对于法家思想的许多方面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荀子（无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孔子倡导的协作社会的理想，转而赞同极权控制。另外，荀子的人性本恶的思想暗示出，他的思想的发展结果之一很可能就是法家思想。因此，他的杰出学生韩非子就成为最伟大的法家哲学家，这是丝毫不会令人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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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是韩国公室的后裔，韩国则是秦国的邻国和主要敌人。据说，因为说话口吃，韩非子就专注于著书立说。现存《韩非子》这部书确有被后人增补和插入的内容，但也能从中区分出来韩非子的手笔。它们以无情的明确性和严格的逻辑建立了一个绝对极权的专制政治体系。韩非子认识到，只有强权才是至高无上的，而他的目标就是造就富裕而有权力的统治者。人民将完全被用作实现君主之图谋的工具，生和死都要适应君主的目的。对于一个君主来说，无论是表现出仁慈还是暴虐，都同样地有害、同样地无关紧要，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控制其权力。穷人不应该得到帮助，因为这只能使他们更穷，而人民的良好意愿是不名一文的。君主必须自己紧握所有的权力。他必须根据才干选择大臣，并且要用财富和社会地位而不要用权力和影响力奖赏他们。大臣不需要有德行，德行之人是罕见的。大臣也不应该是精明的，精明之人将欺骗君主。他们不应该太单纯，单纯之人要被人民欺骗。君主只要能把大臣和全部臣民保持在一种战战兢兢的状态之中，他们就不会胆敢犯错误了。总之，君主必须迫使每个人只为国家而生存。个人的思想和感情都是被禁止的。“所有与法律和规定不一致的言行都将被禁绝”。[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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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韩非子相比，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中提出的策略便显得有些缩手缩脚和踌躇不决了。据记载，当时的秦国国君（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读了韩非子的两篇文章之后非常兴奋，并公开说想见到他。不久之后，韩国派遣韩非子出使秦国，韩非子因此会见了这位秦国国君，但另一位法家人物却先他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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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先到者就是李斯，他早先也是荀子的学生。李斯远不如韩非子有才气，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李斯的长处是，他在秦国已经待了一段时间，并取得了秦国国君的信任。他最终设法害死了韩非子。[224]从此以后，大抵主要是靠着他的被谋杀了的同门和同事的思想的指导，李斯把秦国引向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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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崛起和胜利是血迹斑斑的。据记载，有一次，被秦军包围的40万士兵全部被屠杀。[225]这个数字无疑有些夸张，但却是可作参考的。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国吞灭了全部中原国家。[226]法家人物所主宰的极权者的国家变得至高无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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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是那个时代的准则。“法律和习俗取得了一致，度量衡被标准化，车轮之间要有同样距离的间隔。[227]汉字书写形式整齐划一”[228]。根据同样意义深远的精神，秦国统治者采用了“始皇”的称号，并暗示着说（既然这个朝代永远不会再次发生变化）他的王位继承人（从“二世”开始）仅仅从数字上讲就将“达到千万以至于无穷”。[229]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是，秦朝的统治者实在是过分妄自尊大了。我们已经指出，这位始皇帝是非常迷信的。公元前219年，他因为对一座山发怒，就派了3000名囚犯去砍伐山上的树木。[230]对此我们可能感到好笑，但当全体人民都是他怒火中烧或奇思怪想的对象的话，这种结果就不太幽默了。根据法家的原则，轻微的违法行为就要受到酷烈的惩罚。许多人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就像典当物一样。秦始皇使用囚犯和强迫征用的劳力修建了许多宫殿和耗资巨大的公共工程。仅在首都附近据说他就有270处宫殿，里面满是美女和精致的器物。[231]在他的陵寝工地据说有70万人在劳动，长城的建造更是消耗了大量的生命。为了从资金上支持这些项目，必然得对人民征收过度沉重的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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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早于秦始皇一个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列举了“保持专制政治的古代法规”，[232]这些法规就好像是对法家和秦始皇政策的描述。繁重的税赋和巨大的公共工程“全部由人民承担，致使他们贫困不堪”，这就是结论。亚里士多德说，暴君也禁止教育，并且“一定禁绝自由集会或其他的讨论聚会”。与此相当一致的是，韩非子谴责学习，宣称在学习上花费时间就等于是减少了有用处的工作时间，妨碍了人民去完成使国家强大和使君主富裕的义务。“所以，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君主头脑清醒，就没有文学”。[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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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学者们（其中儒者占主要部分）难于认同秦始皇的极权国家。他们甚至鲁莽地批评始皇帝，这种做法被秦始皇认为是“绝对恶劣透顶”的。[234]学者们首要的批评据说是直指以下事实：秦始皇没有分封他的亲戚并且不遵从古道。[235]如果这种批评是真的，那就说明这个时代的儒生的确很浅陋无聊。即便如此，学者们还是给当政者制造了足够的麻烦，以至于有人认为有必要阻止他们蛊惑人心。李斯提出的建议得到了批准，这就是，为了防止“在人民中间”传布“怀疑和混乱”，人民手中除了医药、占卜和农业方面之外的所有书籍都要被焚毁。那些不抛弃他们的书籍的人都将被处以烙刑和派去服苦役。政府的禁令还说，从今以后，所有胆敢讨论《诗》、《书》的人，或者“以古疑今”的人，都要被处死。[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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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确定到底有多少人因为禁书令而丢了性命。另外，就在颁布禁书令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活埋了460位“学者”，但这显然仅仅是要发泄他的怒气，因为他得到报告说，一些人在批评他。当然，有许多这种“学者”其实只是江湖术士。不过，一些真正的儒生显然也惨遭劫难。[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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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秦始皇的“焚书”而丧失的文献数目可能被夸大了，[238]但是，在秦王朝的统治下，当政者对儒学的迫害很可能把儒学的影响力增强为一场运动，而不是相反。然而，法家对儒学的真正伤害并不是进行镇压，而是对它的曲解和滥用。人们已经认识到，就其性质而言，在汉代权威的儒家正统学说中，法家思想的分量并不少。其实，荀子就已经在主张政治独裁主义，赞成以惩罚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这种思想显然是倾向于法家思想的。这就说明，法家思想长期以来就不断地渗透进儒学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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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思想渗透的进程并非一边倒的。在《韩非子》中，有些与法家哲学相反的章节可能是儒生加入的。[239]但是，法家人物也玩这种游戏，并且是颇有技巧的。尽管孔子在《韩非子》中不断受到批评，但在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中也出现了后来的法家式的孔子，而且，一位孔子弟子的讲话也很像法家人物的口吻。[240]尽管这些故事中至少有一个明显是虚构的，[241]但它们却还是使许多儒生深信不疑。在一个故事里，讲述法家观点的孔子出任了卫国之相，这无疑使得儒生们对这种故事更是割舍不得了。[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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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法家的真正成功是他们思想中的渣滓进入了儒家文献的中心地带。不过，这些内容到底是法家插入的东西，还是儒生中的法家倾向的表现，人们还难以确定。例如，《尚书》中的一部分篇章是后来编辑的，并且包含了某些相当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资料。[243]然而，对于法家人物的这方面的言行（包括就地处死一个敌人）的唯一解释就是，他们想要彻底歪曲对方的思想。比如，他们让孔子被认为是《荀子》后几篇中的一篇的作者，[244]这毫无疑问是一位法家人物窜改了《荀子》原书。法家的伎俩是大家所熟悉的，即孔子在此被荣冠以鲁国“司寇”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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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早已认识到了这种伪造，但是，某些法家式的侵入并不明显。《礼记》（我们将在后面作详细讨论）中有一篇题为“中庸”的文献。尽管有许多学者认识到此篇至少有一部分是后来集成的，[245]但它还是享受了最大的声誉，特别是自宋代以来。因为正是在宋代，它被当成是“四书”之一，而“四书”则是近代儒家正统思想的特别圣经。《中庸》所云“夫子”指的是孔子，书中有下面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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