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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十四章 “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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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汉朝的一位皇帝（汉武帝）在公元前2世纪给了儒学以官方认可，也就是把儒学确定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正是这种思想学说会增强他的权威。既然一些历史事件的原因是那样得纷繁复杂，其中就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但更为真实的是，还有一种与上述观点相反的主张，认为儒学自身把它的最终成功归因于如下事实，即儒学受到了普通大众的青睐，而正是普通大众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才几乎是强迫他们的统治者接受了儒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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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有两种政治观点如此明显地相互对立，并且经过了如此彻底的交锋——这是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对立的双方，一方是孔子的思想，认为政府的合理与否必须由它能够给予人民的满足（不仅仅是福利）的能力来判定，而国家则是一项协作性的艰难事业。为此，教育一定要普及开来，而政府则必须由那些选拔自全体人民中间的、被证明是最有能力和最有德行的人们来管理。另一方是与此相反的法家的学说，认为每件事情都必须由君主指定和裁决；人民不必理解什么，只需要服从；他们不应该受教育，只要被弄得惧怕法律。对于后一种观点，韩非子作了简洁的表述：“那些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人们说：‘君主必须赢得民众的善良意志。’……实际上，这就等于是服从民众的命令！但是，民众的‘智（慧）’是无用的，他们都像婴孩一样（无知）。”[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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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清楚地摆在这里：要想建成一个成功的政府，民众的善良意志是（或不是）必要的？秦始皇采纳了法家的极权主张，认为不是。可是，这并非意味着秦始皇就是一个彻底的法家哲学家，他是否完全理解了法家思想是很让人怀疑的。在接受和表现法家思想方面，秦始皇受到了更多的个人动机的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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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嬴政（后来的秦始皇）早在13岁时，就继承了君位，而此时的秦国正在进行扩张战争。他的地位使他不可能过上从容宽松的少年生活。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据说曾是个高级妓女。无论她是否做过妓女，反正在与嬴政之父结婚之前，这个女子是与一个名叫吕不韦的男人在一起生活，而且，受人赞美的是她的美貌而不是她的德行。嬴政（无疑是在他母亲的坚持之下）大量赐封他母亲后来的情人嫪毐，并授予这个男人相当可观的权力。[259]在嬴政20岁时，他的身为一支部队之将帅的弟弟发动了武装叛乱，但被嬴政极其血腥地镇压了下去。次年，嫪毐也策划叛乱，并带领军队进攻嬴政在首都的卫队，可到最后同样遇到了失败。无论是对是错，嬴政认为他母亲是这次阴谋的同党。诸如此类的事情无疑会使秦始皇深信，周围的任何人都是他信不过的。这样的常人很难遇到的经历，无疑还得加上他对专制控制的生性喜爱，必然使嬴政易于接受法家的思想。因为法家宣称，君主应该怀疑每一个人，并把所有的权力紧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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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嬴政的统治地位彻底稳固之后，秦帝国就被唯一的一个人的意愿所控制，换句话说，这个强大的帝国完全服务于秦始皇一个人的想法。如果有人胆敢与秦始皇的意见相左，或者把任何秦始皇不喜欢的事情告诉给他，这个人很可能会丢掉性命，所以，秦始皇几乎听不到不同意见和不悦之事。但这并未妨碍他做出极大的努力，目的是要依照他个人的意愿治理一个大帝国。他下令在石碑上刻下对他的颂辞，并把这些石碑树立在全国各地。在这些碑文中，秦始皇告诉我们，他如何消灭了强力和残暴（“烹灭强暴”），他的仁慈如何扩展到一切东西（“赏及牛马”）[260]，以及他如何为帝国的利益而辛勤工作。事实上，是他自己做出所有重要的决策，而只允许他的官员们作一些小得可怜的创新。据说他坚持亲自监督政府日常工作的每个细节，以至于达到这样的程度：每天要亲自审阅重达一百磅（竹简）的政府文件，直到阅罢才去休息。秦始皇死的时候才50岁，但从表面上看，他确实是为了不懂得对他感恩戴德的人民而工作致死的。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最终都被证明是无效的。因为，个人的心智无论如何卓越，个人的工作无论如何辛劳，都不足以领导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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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外在表征而言，秦始皇的政治事业显然是相当成功的。从他在公元前221年完全征服中国算起，到他公元前210年死去时为止，全天下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武装叛乱。只是在一个受宦官（赵高）控制的软弱无能的少年（秦二世）的统治下，秦帝国的分崩离析才接踵而至。不过，即使秦始皇还活着，大规模的叛乱也迟早都会爆发。这其中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首先，当和平在多少年无休止的战争之后来到时，确实是有过普天欢庆的时刻，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任何和平似乎都好于战争。战争结束后，始皇帝没收了天下人手中的武器，并把所有他认为有可能或者有能力造反的人迁徙到首都附近，以便于监视和约束。然而，即使是有了这些预防措施和最残暴的镇压手段，也保证不了完全的平安无事。在他极其残酷的政治压制之下，相当多的人逃到深山老林，变成了亡命之徒。[261]那些因为害怕杀头而蛰伏不动的人们，以及因为等待机会而保持缄默的人们，都在积蓄着他们的仇恨。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就会以儒家传说中的“真王（真命天子）”反对他们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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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因为秦始皇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家人物，他也就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反儒者。他确实是杀戮了一些儒生，那是因为他要消灭那些有批评他之嫌疑的人。但是，他在树立一块自我歌颂的石碑之前，曾就碑文的内容“与鲁地的儒家学者们进行商议”[262]。在他的种种碑文中，他把法家和儒家的思想和语句相混杂。他使用《诗经》和《尚书》的措辞，而其中一处竟婉转地提到了《论语》。[263]秦始皇把所有思想派别的学者都召来为他服务。即使在儒书被禁之后，他还继续让儒家学者待在他的朝廷里，直到他生命终结之时。[264]秦始皇并不反对儒家的学问本身，而是不赞成民众拥有这种学识，因为这样的民众会制造出使他怒火中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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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秦始皇对儒学的真实态度如何，儒生们却对秦始皇日渐厌烦起来。至少有一些儒生批评秦始皇没有分封他的亲戚、子弟。在此问题上，孔子可能会与秦始皇站在一边。因为，如果在秦代还继续实行西周封建制，就容易导致政治混乱，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但是，这个时候的儒生却远比他们的孔夫子更保守。秦始皇可能更注意这样的事实：某些儒生具有足够的勇气批评他的整个政策，并“在普通百姓中煽动怀疑和混乱”。这导致他下令禁止普通人拥有儒家的书籍和禁绝儒生宣传儒家的学说。[265]另一方面，儒生的影响之所以受到各方的重视，可能是源于这样的事实：据记载，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曾经警告他的父亲说，对孔子追随者的迫害会“使帝国动荡不安”。[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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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惩罚，扶苏最终被他的父亲流放到了北方。不久之后，秦始皇去世，宦官赵高就与法家人物李斯共谋，伪造了一封秦始皇的书信，迫使公子扶苏自尽了。他们接着扶植起了扶苏的软弱的兄弟做皇帝，这就是秦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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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举起造反大旗的是一位农民，他的名字叫陈涉（胜）。像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陈涉被朝廷征用去服劳役，但在路上被大雨所阻，从而耽误了时间。根据秦朝的法律，陈涉本人，以及与他一起被征用之人因此就得被处死。陈涉说服了他的同伴，既然他们无论如何只能一死，就要尽量以昂贵的价格付出他们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只需要一个火星就能燃烧起造反的熊熊大火。陈涉他们揭竿而起，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东部地区。人们踊跃加入陈涉的队伍，而陈涉马上就得到了“楚王”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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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陈涉只是个农民，但他却是野心勃勃和聪明能干的。他深知，以他的出身，要想赢得领袖的地位是不容易的，所以，他甚至想方设法地利用迷信手段争取他的追随者的思想共鸣。一方面，陈涉竭力让他的追随者们相信他受到了神灵的保佑；另一方面，他又宣称他拥护的是被谋杀的公子扶苏的事业。[267]秦始皇的这个儿子之所以被人喜欢，是因为他批评了他的父亲，这也使人想起，他曾被认为替儒生作过辩护。可能是因为儒生很得人望，所以，陈涉就命令孔子的第八世孙做了他的一名顾问。[268]据说，在陈涉的义旗刚一举起时，东北地区的儒生和墨者就汇聚而来。[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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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关于儒学早期历史的资料是相当缺乏的，而如果考虑到这些资料在后来的重要性，这种缺乏就更令人惊讶了。《史记》上说，从孔子时代到秦朝，除东北地区的齐鲁之地以外，儒学在其他地方并未受到尊崇。[270]不过，儒家思想也在逐渐地传播，它的影响已经不限于富有阶层和有权者中间了。比如，在现在江苏省北部，有一个非常卑贱的人（可能是个农夫）的儿子，在秦代就曾跟随荀子的一位弟子学习《诗》。[271]儒书被禁和儒家学者被秦始皇所镇压，可能极大地增加了儒者的知名度。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谁，只要是秦始皇的敌人，就是人民的朋友。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加入他的造反队伍的许多儒家学者，陈涉都非常欢迎，并把孔子的一位后人当作“有广博学识的学者（博士）”官员安排在他的行政机构中。不久以后，当事实证明秦国的军队要比农民之王的力量更强大，而且陈涉也兵败被杀之时，孔子的这位后人就随他死去了。[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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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场革命还在继续。就在秦王朝极权政府陷于一片混乱之际，尽管相对来讲的可谓民主统治的首创者已经死去，然而，两种原则之间的斗争并未停止。拥护它们的两个新的卫士出现了。这一次，他们每个人都身处革命者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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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涉死后，革命的领导权实际上应该自然地归于项羽，可是，他并没有去承继这种有名无实的统治。项羽的祖先世代是楚国的将军，并在楚国享有封地。项羽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将帅，据说由他亲自指挥的战斗从来没有失败过。项羽极其气势逼人，“当他进入军营时，没有人不用膝盖前行，也没有人敢抬头看他”。[273]我们被告知，在战斗中，他只要一眼扫过去，就足以吓倒最强大的敌军，并使马匹因恐惧而飞奔。他很喜欢屠杀，事实上，他是历史上的大屠杀者之一。有时他公开杀人，有时是暗杀，有时他成批屠杀投降了的士兵（据说有一次是20万人），而有时还会不问青红皂白地残杀占领区的全部人口。特别是那些没有对项羽表现出勇敢和忠诚的人，就会被项羽烹死或烧死。有一次，一个13岁的孩子劝止了他对一个被围城邑的人民的屠杀，这个孩子指出，这种屠杀只能加强另一个城邑的抵抗。实际上，他自己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史书的记载中，项羽似乎没有什么高尚的或无私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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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死之时，项羽宣称：“是上天毁灭了我，我没有犯过军事上的错误！”令他一直都不能理解的是：尽管他战无不胜，为什么那些支持过他的人都逐渐离他而去？但其他人却是能够理解的。在下一个世纪，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他借口说自己的行为是至高无上的君主的做法，其实是要用残暴的力量征服和治理天下。”[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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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一个相对的民主统治的斗士，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能够担当得起的角色。在那个时代，这一角色的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历史上众所周知的汉高祖。汉高祖本是个农家子弟，既懒惰又傲慢，是那种“不是被推上绞架就是要登上王座”的少年。因为具有领导才能，他担任了管理几个村庄的小官。不幸的是，他还是一不小心犯了“罪”，根据秦律，他可能会被处以死刑，于是，他就逃到荒山野岭，成为匪首。反秦革命爆发时，他加入其中，并被推举为将领。秦朝灭亡后，汉高祖和项羽打了4年多的仗，以决定谁来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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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项羽占有优势，他拥有较大的权威，控制着更多的军队，也比汉高祖更有军事谋略。但是，汉高祖更为明智，这使他情愿并且急于得到别人的良好劝告，同时，他也知道如何在他的部下和普通百姓中取好。汉高祖通过多种方式使人民感觉到他是他们的朋友。项羽一直在劫掠和屠杀人民，而汉高祖则尽力约束他的士兵，要求他们善待人民。汉高祖每到一个城邑，就召集当地的老者座谈，向他们解释他的目的，以便建立起广泛的支持基础。他给他的士兵提供棺木，把他们的尸体送回家乡。他做了皇帝之后，就解放了“那些由于饥饿而卖身为奴的人”，[275]并一再宣布种种大赦和免除赋税。他允许人民使用那些秦统治者对他们关闭的猎场和鱼塘。所有这些都与秦朝皇帝和项羽的做法形成最尖锐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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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能够较为令人相信地做一个“普通人的朋友”，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普通人，并且自己也从未忘掉这一点。他的源于普通之人的粗鲁作风明显伤害过有教养的人，但他无疑也使他的大多数臣民很快活。一位官员为他建造了一座巨大而奢华的宫殿，他反对道：“许多年来，天下充满了受苦受难者的呼号。……为什么你要建造这些超出标准的宫殿呢？”[276]这些话语中透露出了真诚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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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并非因此就完全成为一个可钦可佩和仁慈宽厚的人。他是个机敏的政治家，能够无情地消灭那些他认为威胁到他的权力的人。但他也有足够的精明，懂得如果他想保住自己的权威，就不要让人觉得他是专横的和暴虐的。在以前的统治者们激发恐惧的地方，他尽力制造友情；在他们惩罚不忠者的地方，他经常尽力以宽厚去化解或缓解之。[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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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高祖第一次占领包括秦朝都城咸阳在内的关中地区时，这个基调就已定下。他可能想过用利剑对待当地的居民（后来项羽就这样做了），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并宣布他要废除秦朝的法律。他说：“父老乡亲们，你们在秦律下遭受苦难的日子已经够久的了。……我就将与你们约定一个新的法律规章，它有三项条款。”[278]在此，重要的词语是“约定”。因为是对秦朝人的重新征服，汉高祖完全可以如人们预料之中的那样制定法律，但他取而代之的是与他们的“约定”。在此问题上，当时的民众根本没有真实发言权这一事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汉高祖对民众的这种态度是没有先例的。在随后的日子里，汉高祖又让他的官员在每个地区挑选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让他们代表当地民众说话，并辅助行政官员的工作，这无疑是一种推动与项羽进行斗争的宣传。然而，不管怎么说，民众在政府中还是有了一定的发言机会。[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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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江山之后，汉高祖曾当众把他的成就归功于他的谋士、大臣和将军们，并声称他自己只有判断形势的能力以及用人的才能。[280]甚至在他作为皇帝的权力已经稳固之后，他还坚持这个托辞。这种说法至少是说他奉行的不是他自己的冲动而是别人的建议。当然，处在像汉高祖那样的地位，如果他要得到他想要的建议可能并不困难，但是，这种做法对政治理论的影响才是带有根本性的。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政治原理（从此以后就成为中国政治的基础）就是，“皇帝自己不管理日常工作，但他挑选和监督他的大臣，让他们去做……”[281]在紧接着汉高祖的几个汉朝君主的统治下，这项原理从理论上限制了皇帝在实际政治中的绝对权力。当然，这种原理是相当儒家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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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效骞指出：“汉高祖的登基标志着儒家思想的胜利，这种思想是说，帝国的权威是有限的，它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而行使其权力，并且应该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之上，这就超越了法家的专横和绝对君权的观念。”[282]他指出，汉高祖开始时是一个轻视儒生的粗鄙的农民，但是，他最终却身处儒家影响的漫长历程之中，而儒生们也逐渐感觉到了这一点。[283]汉高祖可能从未克服掉某些未受过教育的人对书呆子的猜疑。[284]然而，他的一个弟弟——一位随荀子弟子学习过的儒生（刘交），却是他最亲近的谋士之一，而他的一些最好的谋士也是程度不同的儒家人物。他们一直以非凡的努力使他们的君主儒家化，有一位（陆贾）甚至为此目的而写了一本书（《新语》），并深得汉高祖的欣赏。[285]既然汉高祖认为纯粹的学究没有什么用，他也就不会与这样的学究相处。但是，大部分能使汉高祖接受其劝告的儒士都谙熟社会常识及其作用，能够为汉高祖出谋划策。毫无疑问，正是后一种事实才吸引了汉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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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项羽的长期斗争期间，有人劝告汉高祖（其用语使人骤然想起《论语》和《孟子》的语言），要宣称进行一场反对他的对手的圣战。汉高祖马上依计而行，发布了一个公告，断定项羽是“无道”的。用这种方法，汉高祖能够为他的事业招集无数的归附者。以汉高祖的名义发布的另外一些公告也具有明显的儒家倾向。另外，这种儒家倾向还真实地表现在他的属下请求他做皇帝的话语中。对于这个请求，高祖在以贴切的自贬语言作了一番推辞之后，还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接受了下来。[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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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之所以如此让步于儒学，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将是深得人心的，因而也是政治上的明智之举。当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出现麻烦的时候，高祖确实认识到，儒学的这一特点已经变得特别清楚了。事情的起因是，高祖显然逐渐不喜欢他的妻子吕氏了（她后来表现为一个极端残忍和疯狂复仇的人）。而且，他也担心他的儿子太软弱（后来证明确实如此）。他想改变君位继承人，但却受到了大臣们大规模的劝阻。这种劝阻的出现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某些没有被高祖本人吸引过来的儒生（“商山四皓”）现在成了太子的支持者。德效骞说：“因此，高祖最终屈服于儒学的影响力了。”[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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