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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第六章 何为真知——墨名道儒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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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中为什么只有墨家和名家热衷于逻辑和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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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法三家为何否定言辩的巨大价值，连能言善辩的庄子也不推崇言辩本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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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法这些轻视言辩的学派推崇的知识标准是什么？它们跟中国独特的宇宙观有联系吗？墨家和名家在后世的冷遇是因为不合于中国主流的宇宙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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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死后，他的著作（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正式哲学论著）仍然为门徒们提供着争辩的话题，墨者很快成了诸子中以辩术著称的学派。辩术和剑术有着某种对称的关系，墨者在同其他学派舌战时是技艺高超的行家，也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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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中有些章节有三种版本，这是墨者们勤奋地复述墨子的论题，经常变换方式来展开这些讨论。他们增加了大量材料，继续发展墨子最初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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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墨家的知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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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中增益的部分，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与知识的性质以及形式逻辑等问题密切相关。墨家试图发展出一种知识论，解释我们如何获得知识，我们的知识是什么，我们判断知识的标准是什么。[156]墨家同样对如何进行正确的陈述、如何验证命题的正确性等问题饶有兴趣。这些问题向来都是西方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的核心，但对于中国哲学来说从没有被独立出来。墨家的方法没有获得完善的发展，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也没有获得高度的重视。即使所涉及的问题在其他关注生命的系统反思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对于中国主流哲学派别的价值和主旨来说仍是边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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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最早对知识问题表现出兴趣的，他认为知识本质上是探寻确定性（certainty）。他的思想体系揭示的是：智慧必须以道德观念为准绳，是人类的基本天性，我们依靠这种智慧才能获得关于确定性的知识。不过对于孔子来说，知识的实际运用远比语言上的形式化演练重要。现代中国的哲学史巨擘冯友兰曾经说，知识问题对于孔子而言只是伦理性质的，直到荀子时，儒家才在逻辑的意义上看待知识问题。[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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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他的“正名”（rectification of names）学说里表述了他系统的知识理论，对于名与实、术语与含义关系的论述会产生重要的后果。它使得哲人们开始意识到其中可能发生的矛盾，于是导向了对知识过程的思考。然而，这一思考的重点却仍旧落在了社会和道德理论上，即言语如何与内容相符，而非抽象的问题，人如何了解事物、如何证明他的陈述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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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认为的那样，如果《道德经》所展示的是老子和早期道家的思想，那么该书就是要急切地暴露人们所谓的知识的有限性。在老子和道家哲人看来，只要用更宏观的自然视角（the larger view of nature）矫正人类中心（human-centered）的观点，就能看出真知（truth）的相对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追求普通的真知的贬低。他们肯定认为有更高的真知存在，但这种真知却只能通过直觉体验到，不能客观地“知道”。因此，语言不可能精确地表述它，语言完善与否对陈述这种真知，终究不过是语词的游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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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道家的哲人对形式逻辑也就没什么大的贡献了，他们的知识论也没有被其他思想家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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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墨家却做出了重要的新贡献，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和道家不同，他们相信智识中的确定性能获得，而且能表达；墨家和儒家也不同，他们相信辩论对于揭示真知功用巨大，故而本身就有价值。按照他们严格的思维方式，他们赋予辩论的功用曾被伦理取向的儒家嘲笑道：“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荀子·非十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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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三四世纪的后期墨家虽然和占主流的儒家道家少有论战，但仍有很多势均力敌的对手。这个哲学的黄金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时代，哲学化大大推进。当时必定产生了不计其数的学派，而其思想能被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其中寥寥数家，或许也只有这寥寥数家才在历史中拥有永恒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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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问题只是了解这些学派特征的一把钥匙，我们在此要用这把钥匙去开启中国思想史的另一面。这些方面就是诡辩、逻辑以及依赖辩术的哲学。可是我们并没有完整的文献来了解早期的知识论和逻辑学家，只是通过其对手在作品中所引用的常见辩论。因此这些记载不完整也不公平，但即使如此，其中也透露了名家和辩士们是重要、高超的逻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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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断章片断清楚地显示中国哲学也曾具备发展出逻辑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认为逻辑对于哲学具有中心的重要性，那为什么在中国哲学里就没有产生逻辑，而且也没有成为其中心呢？[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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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从文化地方性（parochial）出发进行的发问。我们对这个答案很感兴趣，也有权利这么问，但假如把这个问题推向极致，就会让我们迷失在中国文化历史的主要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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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问题的初步回答就是，中国人认为在哲学中形式逻辑并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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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也更合宜的答案却需要追问为什么我们西方的文明发现古代的逻辑具有中心的重要性，而不是问中国或其他民族为什么没有这样。任何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范型都需要额外的解释——这种假定是一隅之见（parochial），任何文化上的一隅之见都会生发出无意识但却必然地普世化（universalizing），造成令人沮丧的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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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把中国的逻辑学家也看做中国思想世界的一部分，从中国哲学的另类维度思考（尤其是中国的形而上学理论）是饶有趣味的。[159]但是还没人能令人信服地完整重建他们的理论，我们的兴趣也被拘囿在狭小的范围内：他们跟其他思想家的交锋，尤其是在知识问题上，以及其他学派对他们专擅的辩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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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难确定到底是墨家还是其他学派推进了逻辑和认识论，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他们之间的互动的产物。墨家涉及了知识的来源、命名、推理的方法等问题，而且显示出对常识（common-sense）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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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给对手譬举的机智反例和分析延伸了常识的可靠性，并一直寻找实际的功用。他们不是仅仅对知识感兴趣，将其作为教育的产物，他们作为功利主义者反对六艺等奢侈的人文教育。墨者们不会把知识当作给定的一堆事实来接受，他们对师长的启发也抱着平民式的怀疑主义（plebeian skepticism）。他们需要知道知识从何处来，用到何处去。因此他们创造（至少是运用）了下面对知识之经验及其构成要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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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感官。人用以获得知识的官能，其本身并非知识，如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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