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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170218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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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荀子对儒家名实论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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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是他所处的时代儒家思想的代言者，他要揭露辩者们诡辩的荒谬，同时也要批判庄子漠视社会的道家论点。他在知识论上，将孔子的正名思想发展成形式逻辑和知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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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考察并接受了关于知识行为的四要素分析，即我们已经说过的：白、目、火、神。但荀子又增加了一些因素，并且提出了一种新的，类似于康德所说的统觉（apperception）的能力，也就是心灵意识到自身，并将自身作为一个认知的对象[171]。墨家说：“知，接也”（《墨子·经说上》），意思就是心灵必须反思或对感官有所反应，才能产生知识。荀子进一步提炼这个观点，他说虽然感官可以提供这种“接”，不过还有其他条件也在同时作用于知识的发生。心灵是进行分类区别的主体，心灵将印象（impressions）进行分类，在印象中进行区别，这种精确区分的能力就构成了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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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荀子发展出一套和这种区分相关的系统的术语学，从最一般到最特殊的分类。他建立了判断这种分类的精确性的标准之后，继续分析了许多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决定了心灵是在何种意向中获取知识。感官的些许恍惚都会影响认识的质量，基于成见的感情因素会扭曲感觉和辨别，这是认识论心理学探索的伟大开始。一般的中国思想，尤其典型的是儒家思想，对心理方面非常敏感，不过同样典型的是，儒者们认为只有作为实践的哲学（如儒家的教育）才重要，而作为对知识论的一种抽象研究，儒家并未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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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荀子相信术语的用处，相信术语对于表述思想非常重要，所以他没有援引庄子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而是独立地回应了惠施的逻辑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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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儒者、一个系统而明晰的哲人，荀子认为相对主义在伦理问题上是令人生厌的节外生枝，维持差异的首要性是非常必要的[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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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文化哲学家，荀子认为名和术语是人类最伟大最核心的创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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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从来没有把言语（logos）等同于上帝。他说，言显示了人类最为实用、最为智慧的一面；言只是人们随机发明出来的，除了人们共同协定的意义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是社会的一致认可赋予了言辞的用处和对错，在名与实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诸如“山渊平”（《荀子·正名》）之类的悖论只是辩士在挑衅社会惯例而已，而不是证明了什么新见解。荀子用自己的术语体系回应了辩士们狡猾的诡辩，荀子将其术语从最普遍到最个别分出许多层次，将所有误用名（name）的错谬分为三类[173]。通过这一程式，他得心应手地解决了人类的理性在理解知识时遭遇的各种悖谬。他认为人们无须另求别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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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170218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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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中国知识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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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纵观所有其他黄金时代的哲学，我们会发现其中大多数都有对社会秩序问题的现实关注、对人性理论的建构尝试、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辩护。我们会发现这些，但是我们却很少发现对思考本身的思考。很显然，中国缺乏构造抽象哲学理论的“纯粹哲学家”。但是我们对墨家和辩士的考察显示了中国古代的一些哲人思考过逻辑的规范问题，而且有能力用相当先进、精致的方式处理知识论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没有得以延续，反映了中国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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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有其特别的模式，与古希腊、古印度以及其他早期哲学传统不同，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这种特殊性？是中国与其他文明在宇宙论上的巨大鸿沟吗（见第二章）？它能作为一个完整的、充分的解释来回答这种独特性包含的其他深入问题吗？宇宙论鸿沟本身是否也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其差异（或曰中国性，Chineseness）是否需要更本底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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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处理知识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思想的特殊模式及其相关的中国思想史的其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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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提及过，有人试图在中西思想史比较的基础上将这种解释范式化（formulate）。李约瑟发现中国古代数学和天文学所采用的方法跟西方大相径庭（在科学程度上并不必然比西方低）。中国数学在开始时就更代数化，而希腊则更几何化。中国的天文学在概念和方法上以经纬坐标为主，而西方则建立于黄道坐标基础上。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援引李约瑟说：“如果中国的天文学基本上是经验的、观察的（就如中国的其他科学一样），那么它就避免了西方理论化过程中的冗余、偏谬，还有——成功！”[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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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可以看出来，古希腊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方面的发展肇始于先前他们对数学的兴趣。比苏格拉底早一个半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就是一个代表。而中国对数学的兴趣蓬勃于汉朝，这比哲学的黄金时代晚了几个世纪，此时思想模式多少已经定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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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数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方式上，中国和希腊正好相反，这一发现能说明一些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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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中国思想史家赫米耶莱夫斯基（Januz Chmielewski）指出，中国古代逻辑专注于概念与意义的不一致，而作用相似但性质不同的是，古希腊的逻辑学家则只专注于概念的一致性，就如在三段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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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整本书中一直强调中国古代哲学诸派在洞察心理方面的敏锐，以及对心理因素的一致专注。这种被推而广之的洞察展示了中国思想的独特性。但是这个结论是怎么解释这种独特性的呢，它跟中国人对哲学的实践、应用方面的热衷有关系吗？（与之相反，西方哲学更热衷理论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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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思想何以特别，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普遍、完全让人满意的解释。中国所有的思想流派都对嗜用辩论展开的知识论方面的纯粹思考心存怀疑（理论总是与争辩形影不离吗？），这一事实肯定对知识领域的探索造成了巨大的威慑，形成的阻滞明显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的面貌。同时，对讨论理论的冷淡揭示了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心灵特征。就这个模式而言，我们可以说孔子的正名学说只有伦理的，而没有理论的、认识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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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后世的思想家对那些当下不实用的关注都是拒斥的。庄子说：“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庄子·天下》）荀子在锤炼思维工具方面比其他儒者都走得更远，然而他也说惠施的学说“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荀子断言，惠施是“蔽於辞而不知实”（《荀子·解蔽》）。公元前2世纪的史家司马谈对道家思想颇有同契，不像正统儒家那样不折不扣地坚持实用思维，但他也抱怨惠施“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公元2世纪的大儒和史家班固赞同正名的重要性，正名的努力始于孔子，不过他又说，当对名的思考成了争辩，只会造成分裂和混乱。在他看来（一如后来的儒家），任何哲学里，秩序和实际的社会利益都比追寻抽象的真理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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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论问题的回顾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推论出：其一，一个文明其文化价值是和思想的历史密不可分的；其二，在现阶段基于我们对中国古代的知识，我们能描述的远比我们能解释的要多，她的模式已然明了，但成因尚付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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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之后，世界各地的物种刺激了西方博物学和科学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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