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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9 走向统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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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中国也不是一天做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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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人的“中国梦”很大。大就是“夏”，就要形成共同体——国家。据说，“国家”是文明的最高形式，有“国家”的人都这么说。相比之下，戎人比夷人，似乎更重视“国家”，也许戎人从西边来，不光带来了西域文明的青铜和马，还带来了一个新观念，那就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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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人本就起居于河西走廊，西域应该是他们活动的另一片天地。还在仰韶文化时期，马家窑人就同西亚两河流域文明有过接触。在马家窑人的彩陶上，我们依稀可见西域文明的元素和样式。到了龙山文化时期，他们与西方文明的联系并未中止，可他们的文化则顺着河流向东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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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山到海，以山为经，以河为纬，用他们的“国家”观念，安排了一个《山海经》世界。《山海经》里的“国家”，尚处于前“国家”的原始形态。它大抵有两类，一类为古国，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还有一类是方国，是以地缘为聚落的氏族共同体。而正在形成的“国家”，则是方国大联邦，从四方走向中央，号称“中国”，被河流赋予了“国家”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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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人的文明元素，被纳入“国家”观念；夷人的文明样式，被转化为“国家”制度。于是，诞生了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夏。夏，就是“国家”，夏人，是有“国家”观念的“国人”，是“国家”制度里有身份的“国民”。而夷人却落伍了！从“国家”观念里隐退，如皋陶；在“国家”制度里让位，似伯益；后来，后羿代夏，也没有掌握“国家”，反而与“国家”疏离，搞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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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总结三代以来的历史，得出一条规律，那就是“事起于东南而收成于西北”。近之，楚汉相争便是“楚起事于东南，汉收成于西北”；远之，殷周之际，也是吴太伯“起事于东南”而周武王“收成于西北”；再远一些，则有良渚文化“起事于东南”而由二里头的中国“收成于西北”。禹的特殊性在于，他既“起事于东南”，又“收成于西北”，所以，他在传说中就成为了“东南西北”之人。可以这么说，“东南”是中国文明的发动机，而中原，也就是相对于“东南”而言的“西北”，则是中国政治的方向盘，中国政治要在这里才找得着“北”，这是由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自然形成的地理格局，任何一种文化，若要有所发展，都必须进入这两大流域之间，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原”。史前文化中，最早“逐鹿中原”的，便是当时最先进的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它们先是在江淮和黄淮之间融合成龙山文化，然后，进入中原取代原来的仰韶文化，形成中原龙山文化，正是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我们所说的“二里头的中国”。我们在这个“中国”的原型里看到，由来自良渚文化的玉琮（图示）所代表的天圆地方以及王权贯通天地人的宇宙观的制度化的礼制文明如何被装上实用主义的政治方向盘，还有良渚人顶礼膜拜的神人兽面（图示）是如何在后来兴起的“率民以事神”的殷人的青铜纹饰里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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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之王，由众王推举，乃“众王之王”，如《荷马史诗》之阿伽门农，而统一“国家”之王，则唯一。尧时，羿射九日，实已预告了统一“国家”的来临。可夷人尚未有统一“国家”的自觉，他们自居于夷，未居为夏，观念还在联邦。所以，当统一“国家”来临时，他们退和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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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退和让，就是不合作，就是要分裂。在统一的王权“国家”的视野里，无独立可言，更谈不上和平共处，唯有君临与臣服。可夷人还有“独立之精神”，于是乎“夷夏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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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相争，致使以陶寺文化为标志以尧、舜、禹为旗号的文明共同体——“文邑”解体，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夏从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益、启之争，后羿代夏，少康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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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相仿佛者，西方亦有希腊人与特洛伊人相争。然而，《荷马史诗》称，特洛伊乃一王权国家，而希腊则是阿卡亚人联邦。不过，释读“线性文字B”发现，阿卡亚人同特洛伊人一样，都属于王权国家成员。倒是荷马本人处于城邦时代，用了城邦之眼来看那场战争，将两国交兵，看成希腊联邦同一个王权国家的战争，犹如后来希腊同盟同波斯帝国的战争。我们不管《荷马史诗》里描述的那场战争的两个国家的性质究竟如何，尤应注意的是，荷马以神话与历史交错对希波战争做了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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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荷马史诗》之阿喀琉斯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的原型，《荷马史诗》即亚历山大开创历史活动的思想源泉，而全体希腊人则带着战胜特洛伊人的传说投入希波战争。就大体而言，“夷夏相争”好似希波战争，往远处说，更像是《荷马史诗》里阿卡亚人同特洛伊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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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王之王”向“一国之君”转变，亚历山大至死未能。他将世界统一性理念赋予帝国，帝国却身死而崩，如昙花一现，留下一个希腊化的世界——还得回到城邦的历史遗产。中国正相反，从夏启自立至少康复兴，王权发生转变，国家形态从方国转向王国，从联邦转向统一的“广域王权国家”，王权形式亦由“众王之王”转向“一国之君”。正如系统论里的一个基本原理——“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一国之君”的权力，要比“众王之王”大得多。不过，此一转变，反反复复，经历了夏、商、周三代，才由周公打造了一个“以宗法制为体，分封制为用”的“普天之下”的统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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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20 通往帝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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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之争，导致了黄帝一系的两族共和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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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族共和解体后，则有夏、商、周并起，且以三代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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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夷夏东西文化中，夏代表“国家”观念，而夷在终于认同了“国家”之后，发明了一个与之相抗衡并取而代之的新观念，那就是“革命”。“革命”使夷向“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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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在《商文明》一书中认为，夏、商、周是同一个文化平行发展的三支，以其相替，先后于中原立国而有“三代”一说。这一点，是理解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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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亲族共和时期，其时，夏、商、周文化平行发展；一是汤武革命时期，其时，文化在改朝换代中“损益”，但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陈梦家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中也指出，商灭夏之前，两族平行发展，“夏之十四世，即商之十四世，而汤武革命，不过亲族间争夺而已”。夏与商、商与周争，皆以王朝革命取代亲族共和，以“弑君”替代“禅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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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导致专制，新生的王权皆以专制来确认其权力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