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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59 大我小我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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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是孟子的政治路线。他还有思想路线，那就是“辟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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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针对谁呢？显然不是稷下别墨宋钘、尹文之流，很可能是惠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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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是宋国人，与孟子同时。当年孟子响应宋君偃的号召，来宋国行仁政，而惠施则在魏国为相，主张“去尊”和“偃兵”。那时，魏被秦、齐夹击，东败于齐，西败于秦，国危矣。刚好惠施要“偃兵”，就被惠王用上了，让他赶紧去“偃”秦、齐之兵，但他要惠王带头“去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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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兵”，即奉行和平外交，是一种国家行为，要以均势战略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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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偃兵”，虽由墨子“非攻”而来，但“非攻”在墨子乃绝对原则——“兼相爱”，而“偃兵”却相对化为策略，是国家奉行的外交政策，当然要趋于利——“交相利”。“偃兵”在思想上也与“非攻”有异，“非攻”基于绝对的“尚同”，而“偃兵”则出于相对的“合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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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同”是向同一个目标看齐，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而“合同异”则将不同的势力和利益合在一起，求同存异，结成利益共同体。不同的国家利益可以“合同异”，学说亦然。惠施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合同异”的标本。他将完全对立的“杨、墨”，以相对的立场，用变化的观点，“合同异”了。梁启超说他是从《墨经》里学出来的别墨，郭沫若说他是杨朱“为我”的徒弟。正是他，将“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与“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和学说“合同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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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怎样来“合同异”呢？先来看他一个命题：“至大无外，至小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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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大”论，则“兼爱”领先。然“兼爱”拘于人道，故言“泛爱万物”。“泛爱”为自然主义，能使“天地一体”，这便是“至大”了。因为“天地一体”，便“至大无外”。孟子说“兼爱”是禽兽，就冲这“泛爱”来说的。“泛爱”固然有人道主义，但也包含了爱禽兽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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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小”论，则莫过于“为我”了。在对待性人际关系中，处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每个人都是复杂的身份体系，不可能“至小”。只有独立的无对待的“我”，具有个体性，是“至小”的。“天地一体”而“无外”是“大一”，“我”如原子不可分是“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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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孟子看人，则“有内”，而人可分。他将人体分为大体、小体，将人性分为大性、小性，人心分为仁义礼智四心。这样划分人性和人心，在认识上，无疑有其深刻性。孟子于此，似乎比孔子更有悟性。孔子虽云“从心”，却从未在心性上立论；而孟子则以道德理性，先验化为人心，从人心里发出来，便是人性。为使人性善，他从人心驱逐人欲，使他的认识，对人欲的合理性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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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就是将内心的道德理性——仁义礼智，都发挥出来，使应然之心转化为实然之性。所谓“性”，即是应然之心的实现。人性善，而恶，则是“放心”，放到外面的物里。如惠施所言“泛爱万物”，而不知返也。放心于物，终于迷失。失心，则不成其为性，而成为欲。一切恶，皆由此欲发生，欲即恶之源。失心于欲，则不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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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之“我”，乃个体性的“我”，在孟子看来，即“小体小性”之“我”，是迷失了心性的“我”，是“为我”之“我”。这样的“小我”，没有道德理性的指引，不能实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是“合同异”，而是真正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合一。正是在这样的同一性里，人确立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那是绝对的依据，具有终极意义。孟子的“天”，如同柏拉图的“善”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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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大原出于天”，天是最高的存在，无所不包的存在。天下之人，其人生的意义，就是要通往这存在，走向它——天人合一。孟子自以为发现了这样一条通往最高存在的路：“心——性——天。”这是一条先验之路，从内心出发，发为人性，走向头顶上的星空，如康德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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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中，早就有过一条这样的路，那是外在的。有上天梯，人人都能上天去，通神。后来，天帝绝地天通，不让人上天，可人在内心里，仍然有对天的向往和渴望。既然想上天，那就从内心出发，没有上天梯，自有道德律，走仁义礼智之路，上天去！天就在你心中，“尽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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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内心里，续写了这样一篇天人合一的道德神话。在道德神话中成长的“我”，已非自然性的“小我”，而是道德之“大我”。此“我”，不再是自闭而坚硬的原子，“无内”而不可分割，而是“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的“至大无外”的“我”。“我”就是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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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的“我”至小，孟子的“我”至大。至小的“我”没有内在性——“无内”，故以个体性的方式存在；而至大的“我”就几乎没有外在性——“无外”，所以使内在性无限放大，直至“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将万事万物，一切存在，都放到“我”心中来——“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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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打开了“我”的内在性，使“我”从对待性的外在，转向非对待性的内在，从“逐万物而不反”的外在性追求，转向“万物皆备于我”的内在性超越。这一转向，被孟子称之为“收放心”，又叫作“反求诸己”，而惠施的个体性的“我”，却在对待性的外在世界里追逐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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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性在思想上，往往表现为个人主义，而对待性则表现为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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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经常是一对孪生兄弟。这一点，正好理解惠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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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是个人主义的，“去尊”为相对主义；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确立个人权利意识，而相对主义则要重估已有价值。如“天尊地卑”，在相对主义的天平上，变成“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将天与山“去尊”了。惠施这样“去尊”，还是“合同异”，将尊与卑都“合同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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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献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亦曰善。惠王问，若用这部法来治理国家呢？翟翦说，不可。惠王说，你刚才不是说好吗，怎么又不可行呢？翟翦回答说，这就好比抬大木头，前面的人喊号子，后面的人也要跟着应号子，而不能哼哼唧唧地唱小调，治理国家也如同抬大木头，要同调。都说好的法，乃“合同异”，不是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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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本来为王立法，看来，他是“天与地卑”，将王与民“合同异”了。王法的核心是刑，以刑治民，如李悝《法经》。将民意与王法“合同异”，使王法或有民法因素，而异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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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王法里究竟唱了怎样的调子？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站在他的立场上，试想一下，或许就是“为我”的调子和“去尊”的调子。“为我”有个人权利的意思，“去尊”有平等的意思，再加上“泛爱众”，似乎这部王法里，自由、平等、博爱的意思都有了。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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