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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十一章 工作及其不满——美国的效率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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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当年，农夫用不着垦荒，甚至标记或划分土地都是多余的。人们为日常的储存而收种。无论人们乞求与否，大地倾其所有，无偿供应着丰富的物产。“到后来，有人……藏匿了火种，独占了随处流淌的美酒，他们不想让好处继续由大家来分享……于是，冰冷的钢枪和锋利的刺刀接踵而至——先人们用楔子劈开了开裂的树木；到后来，出现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化。通过艰辛的劳作，世人终于征服了世界，然而他们的需求也因生活的困苦而日渐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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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尔（Virgil）[1]，《农事诗》（The Georg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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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些“关于工作的解释”，有的解释是反思性的，有的解释是概括性的。这些解释对读者来说是陌生的。读者想要知道论者的主题，至少想要了解论者的观点。在“主题”一词的通常意义上，本文没有主题。它对经理、工程师或撰写工作研究专著的社会学家提出的常规问题也没有提供答案。那么，它对工作有什么可说呢？蒙田曾经写道：“他们显然并非为了工作而工作，他们迫不得已才工作。”在工业社会里，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答案，因为任何一个道德立场都肯定是模糊的。谴责机器的“不人道”，正如称赞技术的承诺那样，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不想成为空谈家或道德家。把这些解释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心态和一些问题。可以肯定地说，问题的提问方式限定了问题的答案。但是正如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2]曾经指出的那样，知识不是通过新的观察和实验获得的，而是通过变换提问的角度，通过观察相似事件的新方法而获得的，无论它们是关于运动的问题，还是关于梦的解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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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本章探讨的是现代工业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又未曾考察的一个事实——效率概念。我们假定，在效率领域，正如在几何学领域一样，两点间的最短距离是一条直线。不过，要是两点间存在障碍物，那该怎么办呢？在同一个星期，这个问题曾经在两个地方被人提了出来。在纽约，源于新英格兰的新高速公路恰好危及新洛瑟尔区古老的法式新教墓地。这是创立这个城镇的法兰西人墓地；于是，问题便产生了：是高速公路应该绕道而行，还是墓地应该迁移他处？在英国，一队新式平顶双层公交车无法穿过一个历史悠久的小镇城墙的古老歌德式拱门；因此，是改建这个拱门，或者废弃双层公交车，还是让公交车远远地绕道而行？在每一个案例中，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才算合理呢？在纽约，墓地被搬迁；在英国，公交车不得不绕道而行。每个选择都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不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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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理性的不同规定以及工作效率的代价是本章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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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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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改良主义鼻祖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其近20年的繁忙生活中，花了许多心血设计出了一个无可挑剔地高效率的监狱。它就是著名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这是一幢巧夺天工的星状建筑物，“以至于每一个罪犯都被永久性地隔离开来，但他们的一举一动全都在居于中心位置的看守者的监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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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作为哲学激进分子的领导者，从他的天才胞兄萨缪尔•边沁（Samuel Bentham）——一位著名造船专家——那里得到了圆形监狱观念。后者当时受聘于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为俄国建造船只。边沁还沿着圆形监狱思路设计出了一个工厂。实际上，多年来，杰里米•边沁千方百计地从国会筹措资金来建立一座“五层”圆形监狱。它的一半是监狱，另一半是工厂。他说道：圆形建筑将是懒惰的克星，将是一个“迫使无赖变得诚实，懒汉变得勤奋的磨坊”。（在1813年，作为他为建立一个模型所花费资金的补偿，他最终获得了2300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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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边沁来说，工厂和监狱的同一化也许是很自然的。在其哲学思想中，监狱和工厂借助功利主义的整齐和效率观统一了起来。功利主义的根基——边沁予以阐明的新行为样式——是对秩序的狂热寻求，对动机的精确计算。假如确切地给予测算的话，那么精确计算将刺激每个个体达到恰当的诚实和工作程度。功利主义提供了合理性的新定义：它不是理性规则，而是测量规则。有了它之后，人自身就可以受到约束。当工程师应用这个规则——最佳功利规则——的时候，他不仅仔细分解了工作，而且仔细测算了工作，确立了以公制数量定义的时间单位为标准的按时计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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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合理性导致了同工作节奏旧说法的一次独特而又突然的断裂。由此产生了时间的新角色。时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得到表达。其中有两种时间模式占据主导地位：作为空间变量的时间和作为延续性（dure’e）的时间。作为空间变量的时间，伴随地球运动的节奏：一年等于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一天等于地球自转一周。钟表是自我运动的，秒针一个小时要走过360个空间刻度。[3]但是按照哲学家、小说家以及普通人对时间的了解，时间也是自然的。存在着一些心理学模式，它们包含着不同的知觉：沉闷迟缓的时刻、瞬息万变的时刻、凄凉悲苦的时刻、极乐逍遥的时刻、痛不欲生的时刻、暗无天日的时刻、回味无穷的时刻和身临其境的时刻。简言之，时间不是空间变化的变量，而是人们经历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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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理性对延续性时间所知甚少。对现代工业生活来说，时间和努力只是按部就班地表现为像钟表那样的常规嘀嗒声。现代工厂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秩序场所。在其中，刺激和反应、工作节奏都来自机械规定的时间和节奏感。[4]因此，难怪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5]会说：“在今天，每一个有效率的办公室，每一个时新的工厂，都是一个圆形监狱。在其中，工人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正被囚禁于机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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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种谴责是真的，那么它向美国提出了最严厉的控诉。当代美国首先是一种机器文明。正如不修边幅的鹿皮和猎枪是19世纪拓荒者的标记，长假发和系带是弗吉尼亚殖民者的标记一样，数以万计的工人涌入星罗棋布的工厂，这幅图画给人留下了关于工业美国一个抹不掉的印象。正如大多数美国人不是拓荒者且从未在佐治亚州生活过一样，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在工厂工作过；不过，每一个时代的鲜明风气在这些原型中得到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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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当今美国人的生活中，工作的本质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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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手表的上帝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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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企业的确立必须服从三条特殊的技术逻辑：规模逻辑、“公制”时间逻辑和科层逻辑。作为工程合理性的产物，每一项逻辑都给工人施加了一系列限制，工人被迫天天与之作斗争。这些情况决定着工人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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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上8点工作到下午5点的人，早晨起床时间要远远早于8点。在马马虎虎地梳洗完毕和匆匆吃了早饭之后，他便急匆匆地驾车或坐计程车、公共汽车或地铁去上班；通常，他不得不在路上花去一小时或更多时间。（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6]曾经指出的那样，似乎存在着这样一条规律，交通条件的改善并没有节省交通的时间，而只是扩张了人们不得不穿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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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是现代工作的最明显事实，但很少有作者关心过它，或关心过其潜在的假定：广大劳动群众应该集中于共同的工作场所。工程师认为，集中在技术上是有效率的：在一家工厂里，可以把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车间和装配线集中起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像维罗兰•伦（Willow Run）这样的巨型企业，现在通用汽车也采取了这样的经营策略，在堪萨斯州维希达的波音公司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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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规模效率的信任是以最初被应用的能量类型为条件的——通过利用蒸汽而获得有限的动力。由于蒸汽会迅速消散，工程师试图根据相同原理尽量把许多生产车间集中起来，或者通过各种管道，在一定气压范围里尽量不让它由于过度凝聚而流失掉。这些考虑还导致了工人在工作布置上的班组化，因为机器必须以直线轴系的方式布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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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和电动机的引入使工厂设备的引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并且在工厂内部，人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更新的工作流程设计避开了陈旧而古老的工厂直线轴系布置。不过，工厂的外在规模仍然没有受到挑战。为什么呢？部分地，这是因为工程师只考虑技术学意义上的效率；他之所以这样子做是因为一个主要成本——工人的走动时间——被忽视掉了。问题在于：大量劳动者是否应该被带到一个共同的工作场所？哪一种运输更廉价，譬如，是工人每天两次，还是原材料和机器每周两次？正如派斯维尔•戈德曼（Percival Goodman）[7]和保罗•戈德曼（Paul Goodman）[8]兄弟在其著作《社区》（Communitias）中指出的那样：“当它等着被运输的时候，一块原材料的寿命是被人忽略不计的；就像沙丁鱼一样，一块铁皮可以任人挤压。”戈德曼兄弟指的是“零碎”产品的生产而不是已配置好了的各个部件。假如工厂坐落在距离工人居住不远的地方，那么工人就不必跑远路了；已加工过的材料可以被带到几个地方去投入生产。然后，这些部件可以被集中到一起装配。不过，很少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很少有工厂直接为工人支付交通费用。单单根据市场成本来计算不会迫使企业去考虑像用于往返于工作途中的时间之类的因素，或者去考虑工厂周围的道路和其他交通成本。这些成本由员工或作为赋税整体的社会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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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返工作过程中，工人受到时间的约束。时间主宰着工作的经济效率、工作节奏和运行速度。（在询问格利弗关于手表作用的一些情况之后，小人国的人渐渐相信它就是格利弗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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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温斯特•泰勒（Frederick W.Taylor）[9]是现代工作的预言家之一。他的秒表是他的圣经。如果说有一种社会剧变可以归功于人的话，那么作为一种生活模式的效率逻辑应该归功于泰勒。由于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我们把关于劳动分工的古老思辨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我们进入了对时间自身进行分工的研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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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生于1856年，与弗洛伊德同年。传记作家罗杰•伯林盖姆（Roger Burlingame）写道：作为一个男孩儿和男子，泰勒把他的世界划分成极其细微的部分。在玩棒球时，他总想一下子就把玩伴打败。每当散步时，他考虑着他的脚步，以便了解什么是最有效的步伐。尽管他从不抽烟、喝酒、喝咖啡、喝茶，但是由于过分紧张和敏感，他是自己难以入眠和噩梦般生活的牺牲品；由于担心平躺下来会压着背部，他只有当笔直地靠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时方能安然入睡。他无法忍受看到一个闲置的车床或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他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他后来逐渐相信其他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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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把这种强制品格注入一个文明之中。在他最初工作过的一家商店里，一位机械师借助于“拇指规则”（rule of thumb）来进行工作。机器速度、工具选择、工作方法取决于幻想或预感。泰勒千方百计地想要证明，继承于手工时代的慢条斯理的工作节奏应该被化整为零的时间的高级合理性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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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表本身不是什么新玩意。在泰勒之前，工作已经被时段化，但它只对整个工作而言才如此。泰勒所做的工作是，把每个工作都细分为基本操作，计算出每个操作的时间。从本质上说，这是科学管理的全部：对工作进行系统分析并把它分解为最细小的机械要素，再对这些要素进行重新安排，使之获得最有效的结合。在1895年，泰勒给美国工程师举办了最早的讲座（在那一年，人们也许会嘲讽性地注意到，弗洛伊德和布鲁尔［Breuer］出版了精神分析的“划时代”著作《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但是在1899年，由于他教会一位名叫斯密特的荷兰人一天能够铲47吨而不是12.5吨生铁，于是泰勒名声大噪。那个人的每一个工作细节都被具体化了：铲子的尺寸，生铁的堆放、铲子的重量、走动的距离、挥动铲子的弧度，以及斯密特应该休息的时间间隔和次数。通过系统地变换每一个因素，泰勒获得了一个最优负荷量。通过精确计算，他获得了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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