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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四 在中国开展“民族识别”工作时面临的问题以及“识别”中可能存在的偶然性与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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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再来回顾四十多年里走过的这一段历史，如何重新看待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倡导民族平等，关心爱护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权益，这无疑是件好事。由于各民族在旧社会曾经长期经受国民党统治制度的压迫和当地占统治地位民族的压迫，新中国成立后有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过去积压的情绪也有了公开表达的机会，这些群体提出要求登记为独立的族名，要求建立自己的区域自治机构，应当说这是争取平等的重要手段，在1953年，汇总登记下来的自报民族名称约有400多个。“在这个民族名单上有许多是某些民族居住区的地名，有许多是某些民族内部分支的名称，有许多是同一民族的自称和他称，还有许多是不同的汉语译名。”[18]过去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说中国只有5个族群，无疑不符合实际情况，但要说存在400多个民族，也无法简单地予以承认或否认。由于不知道各地提出的申报理由和根据是否充足，所以由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开展“民族识别”工作，是势在必行。由于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强调民族平等，特别强调尊重当地群众的自我意愿，在这种情势和氛围下，有些原本不必区分开的群体，很可能就此分成了独立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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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各少数族群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的是封建农奴制，有的是奴隶制，有的甚至还保有浓厚的原始公社制残余”，[19]我们不去讨论这些概念术语的表述是否恰当，但至少这句话可以表明各族群在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发展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在20世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的族群往往居住在偏远山区或高寒地区、与其他族群很少交往、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这些群体“特征”明显，人口规模也很小。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族群，往往居住在平原和交通发达地区，与其他族群之间交往很多，并在这种交往中相互融合，使得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以上这两类或几类不同族群，实际上是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而把它们通通放到一个框架里、使用相同的标准来进行“民族识别”，虽然从行政管理上只能这样操作，但从学术角度看是不科学的。其结果就是“识别”出了一个有六亿多人口的汉族和十几个人口不到万人的小族群。[20]从我国当年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的实践来看，在“民族识别”工作中使用的一些概念和标准，应当说与我国当时社会发展和各个族群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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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族群边界的演变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一些边界“模糊地带”。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完成之后，还存在不少遗留问题，仍然有一些群体希望政府承认他们为独立的“民族”，其中一些在人口普查中被统计为“未识别人口”。费孝通教授在列举了若干案例后指出，“民族识别上的余留问题，大多是些‘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21]“分而未化，融而未合”这八个字，非常生动地说明了我国族群演变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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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中的族属认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我们从以下有关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在一个地区民众族属的具体认定工作中，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和主观程度：新中国成立前乐尧山区陇人（山地壮族之一支），自己是不知道是什么族的，部分群众认为是汉族，个别群众也有说是瑶族，一般都自称是陇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工作人员认为陇人生活苦，又居住在山区，可能是瑶族。1952年平果县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便以瑶族名义通知乐尧山区代表参加，虽未正式承认其为瑶族，但瑶族之名便叫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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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53年7月桂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工作队实地调查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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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如参加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大会代表潘德茂说：“我去参加开会是以瑶族身份为代表，……其瑶族的根据，我也不懂，以后我做代表回去，也跟着宣传是瑶族。因此，乐尧山区群众说自己是瑶族是由此而来的。这次到县参加学习的积极分子也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族，政府给我们定什么民族，我们就定什么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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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调查，潘德茂代表参加了我们的工作，他最初表示叫瑶族没有什么根据，叫壮族也可以。但后来又表示群众要求承认瑶族，迫切希望建立瑶族自治区。现在综合平果县民政科负责同志和二区区委、区长的报告以及我们实地调查了解，乐尧山区乡干部和积极分子迫切要求承认为瑶族，一般农民群众则无所谓，但也希望做瑶族，不过没那么迫切，老年人和部分群众认为叫什么族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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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承认瑶族的主要是从两点出发：一是从经济观点出发，认为居住山区，生活苦，不是瑶族是什么？只有承认瑶族，才能得到政府的特别照顾。……二是从政治要求出发，认为承认为瑶族，可以区域自治，自己当家做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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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具体而生动的事例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在各个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偶然性和民族科学定义之外的其他因素（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的实际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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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体国民的身份中正式地明确每个人的“民族成分”而且使之固定化，做出这种制度性安排的理论基础是为了表现并贯彻“民族平等”政策，避免少数族群成员由于担心受到歧视而不敢表明自己的族别，而实际操作方面的考虑是为了落实政府对少数族群的各项优惠政策，因为不明确人们的“民族成分”就确定不了落实政策的具体对象。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制度性安排无疑会唤醒以及强化人们的“族群意识”，这种把各族群成员相互清晰地区别开来的做法，显然不利于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在苏联，“30年代以来所实行的注明持有人民族类别的内部护照制度对一体化（民族融合）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为，用苏联一些学者的话讲，这构成了一种‘法律的心理障碍’”。[23]仔细了解和认真总结苏联在“民族身分”制度化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调查与分析在我国实行这一制度后人们族群意识的实际演变情况，是中国族群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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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承认，在这个世界的人群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程度的客观差异（在体质、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些差异看作一个多维度（每个方面作为一个维度）的“连续统”（continuum），每个维度从一端的没有差别到另一端的巨大差异，中间有无数的过渡阶段，“量变”逐渐累积而出现“质变”。当我们在对这些人群用“族群”概念在这条“连续统”上进行划界时，多少有点像是在这条“连续统”上寻找和确定“质变”的点。而不论是历史上自然的形成过程或是今天政府、学者开展的“识别”工作，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人为的、主观的成分，也必然会受到当时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这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由政府组织的“民族识别”工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今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岛屿各族群的划分，也受到当时殖民主义政府政策及人类学学者观念的影响。所以，人为确定的族群界限与真实的“质变”点很可能不相吻合甚至有一定距离。造成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因素是人的认识与客观事物之间总会有距离，只能认识到“相对真理”；第二个因素是政治因素的考虑有时会干扰科学论断的应用；第三个因素是客观事物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其“质变”内涵和在“连续统”上的位置在不断变化。所以人们的认识既难以统一，也难免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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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涉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并且又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感情之中，而感情有时会胜过人的理性，所以民族问题是中国社会调整与发展进程当中的一个必须认真研究、妥善处理的大问题。民族与族群理论，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对于一些抽象概念的研究必须联系国情和社会具体实际情况来开展。而对于经典著作中的观点和论断，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我们在族群研究工作中需要借鉴西方国家处理种族、族群问题的经验教训，但是由于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长期受到苏联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影响，当前更重要的是注意吸取东欧国家和苏联处理族群问题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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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五 “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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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许多调查报告（《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加已经整理并正式出版了，其中反映了当时各地调查组获得的许多第一手宝贵的基础资料和信息。这些调查活动和调查报告都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民族理论指导下开展和写作的，记录下来的信息有可能经历了某些筛选、编辑和审查过程。毫无疑问，这些调查报告和其他学者出版的有关“民族识别”的研究成果都是我们认识当年“民族识别”工作的主要参考资料，但是，如果趁着有些“民族识别”工作亲历者依然在世的机会，抓紧开展一些口述史的调查工作，可能是非常紧迫和极有价值的。因此，自2000年来，我就在思考如何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群体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口述史调查。但是这项工作的难度非常大，选择难度适当的对象群体，研究者的知识积累和调查经验，都是开展这项口述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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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认识框架中确定的第一个项目是保安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研究，菅志翔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她在北京大学的硕士论文，并在此基础上于2006年正式出版了《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关于保安族的一项专题研究》。[24]她以自己亲身获得的实地调查素材为基础，用平实朴素的语言、实证研究的态度来刻画、描述、分析保安族民众所具有的族群意识的现状与历史演变过程。在抽象的理论讨论与具体调查材料之间保持平衡，努力把两方面糅合在一起。全书的核心部分从历史材料入手来解读当年保安族的“民族识别”过程，然后通过大量访谈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现在保安人日常生活中的“认同意识”以及政府政策的作用。在书的最后部分讨论了有关“族群归属”的自我定义与社会定义，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并提出新的命题。由于调查访谈工作十分扎实深入，理论探讨具有创新思路，这本著作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普遍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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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项目是云南白族的民族认同调查，由云南大学的马雪峰在2008年完成，他系统梳理了当地干部和知识分子对白族“识别”的具体过程，介绍了当时人们对应当称作“白族”还是“民家族”的具体讨论，“白族”确定后对云南以外“白族”的“识别”，专家们对“白族”族源的论争，同时重点讨论了白族的语言文字问题，介绍了当时关于“白语属于哪个语支？（是汉语支？汉语方言？还是彝语支？）以及‘白文’是否存在”等问题的争论[25]。他完成的《语言、差异政治与“民族”构建：“白族”与“白文”的近代历史》一文，发表在《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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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项目就是土族“民族识别”口述史研究，由祁进玉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完成，这是我和他共同选定的研究专题。作为一个当地出生和长大的土族成员，能够讲当地的土语和藏语，这是他能够顺利开展这项研究的有利条件，使我国的“民族识别”口述史研究又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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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6]这本书中，祁进玉首先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演变历史进行了回顾，讨论了近年来“族群民族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民族问题的中外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也对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的过程和近年的相关出版物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其中摘引了一些发表于50年代的对“民族识别”工作的总结，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思路和工作方法，以及斯大林“民族”定义在具体实际工作中是如何应用的。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土族的“族源”文献考察、族名的历史演变、外国访问者的日记描述、历史档案记载、口述调查笔录，以及民间流传的各种不同版本的土族“族源说”，各村的村史和家谱，干部和民众对成立土族自治县的讨论等。内容生动朴实，包含了难得的第一手实地调查访谈材料。在当地调查中发现的普遍而大量的族际通婚现象，以及不同居住地土族群体之间的明显差异（语言、通婚、族源等），都向我们展示出我国各民族之间在血缘和文化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他的调查材料表明，各地群体的认同意识，也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的。在访谈中有的学者指出：“不少的部落以前的祖先是汉族，后来少数民族吃香时，就改为少数民族；到了汉族政权控制时，又变为汉族，这种情况也是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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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些材料归纳和梳理的过程中，作者指出，这些素材和文献可以“充分说明昔日的‘土人’如何一步一步由‘人群共同体’走向‘民族共同体’，顺利实现了蜕变，从而获得合法性身份——土族的漫长历程”。帮助我们认识土族是如何诞生和发展的。土族是一个人口规模不大、居住在多个大族群（藏族、回族、汉族）之间的群体，也是我国各民族的类型之一。中国的56个民族，在正式识别时，多的如汉族已有六亿多人，少的如赫哲族只有七百来人，彼此之间差别非常悬殊，所以在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时不能简单地“举一反三”，必须逐一仔细地分析各自特点，总结共性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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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中提到苏联专家曾三次参加互助县的民族语言调查。对于苏联专家在什么规模、什么深度上参与甚至指导了20世纪50年代各地的民族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许多研究文献对此避而不谈。苏联专家自然是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宣传者和实践者，他们的参与必然会增加斯大林理论对民族识别工作的影响。这一方面需要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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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西方学者也开始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及其社会效果发生了极大的兴趣，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和文章，这些成果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27]如杜磊（Dru C. Gladney）对于回族识别问题的研究[28]，斯蒂文·郝瑞（Steven Harrell）对中国西南彝族不同群体的研究[29]，怀特（Sydney D. White）对纳西族身份认同的研究[30]，白荷婷（Katherine Palmer Kaup）出版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Creating the Zhuang：Ethnic Politics in China）[31]，以及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2011年出版的《立国之道：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Coming to Term with the nation：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32]。这些著述都各自对“民族”定义和民族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在作者自身对中国具体族群开展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来探讨中国“民族识别”的政治背景、科学依据和实践中的社会后果。他们各自研究的对象群体并不相同，相互之间的观点也不一致，这也恰恰反映出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化。我们没有必要赞同或是反对他们的学术倾向、具体观点和立场，但是外国学者的加入必然促使我们对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学理化，哪怕观点之间存在争论，有学术对话总是一件好事。我们将会在与境外学者们的对话和争论中借鉴他们在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我们的知识话语体系和研究素材，甚至那些研究苏联和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和思路也会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增加比较研究中的参考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感到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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