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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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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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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世界史的精神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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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代日本精神史的重新叙述，形式上已经完成于上一章：日本宪法所呈现的普遍主义与世界主义精神，正是近代日本精神演进的结果。在结束本书的历史叙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再次回到近代日本史上最初的高光事件——“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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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在前面已经领略近代日本历史的全貌，洞悉了它内心深处涌动的激情，看到它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为什么此刻要返回这一历史的开端？关键在于对“开端”的理解。如果将明治维新作为东亚世界史的“开端”，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也只能说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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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对近代日本的重新解释，就源于对东亚世界历史命运的关注。在以儒学为核心的东亚古典语境中，我们发现了近代日本精神的萌芽和孕育它的土壤。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学固有的普遍主义为近代日本提供了独特的文明与世界视野，而且在19世纪西方到来之前，一种郁郁葱葱的力量已经准备停当，学问、神话、信仰、科学与理性，在看似宁静的日本列岛已经熔铸成一体。这就是近代日本“精神帝国”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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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说它是“精神帝国”，是因为它无远弗届，它就是儒学的世界主义精神；我之所以说它是“帝国”，因为这种精神有一个可视的代表历史和永恒的形象，那就是天皇。这种精神帝国，是一种特殊与普遍、历史与永恒的结合。由于它的这种矛盾的体质以及包含内在张力的身体特性，它拥有了无法息止的动力。20世纪40年代的“超克”话语曾经被视为虚妄，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它就是这个精神帝国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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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不是简单的返回，而是一种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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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19世纪早期形成的水户学是近代日本觉醒的催化剂。在水户学“尊王攘夷”的导引下，日本确立了以天皇制的王权为核心的国家体制。而这四个字正是“精神帝国”的内在原理。尊王者，固然是尊有形的天皇，但更是尊天意与天道，尊秩序与文明；而攘夷者，固然是与殖民帝国主义者进行对抗，保种保国，但它同时也是对野蛮力量的抗拒。这种观念形成的力量，因其历史依据而雄厚，因其现状认知而锐利。日本正是带着这样一种自我意识投身于19世纪的世界巨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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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王攘夷”是一种内在于传统东亚政治思想中的王权观念，更是一种传统的文明理论。在明治日本崛起的进程中，它必然将自身表达为“政治帝国”的自我实现，将自身的精神以及（更重要的）力量，进一步投向亚洲与世界。人们常说的“民族主义”，只是这种王权最明显的一面，而“世界主义”才是它最不容易识别的另一面。在近代日本的精神演进中，东亚王权、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之间有着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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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日本精神史的演进比作一棵树的生长，那么在明治维新的年代，这棵树的种子已经破土而出，并具备了我们此后见到的全部形态。在当时，它与传统东亚世界有着明晰的关联，而后则逐渐变得隐微。但我们穿过历史的迷雾，还是可以看到它演化的脉络，或隐伏，或跃如，但无论如何呈现，都进一步唤醒了沉睡于自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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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回望明治维新，关键在于凝视它与东亚传统世界的关联。这种关联，主要体现在明治维新的担纲者们身上。明治维新尽管是一场统治集团内部尤其是下层武士推动的自我变革运动，但迄今为止，人们大都把焦点集中在政治以及经济变革上，反而对变革主体——“武士集团”的角色并没有恰切的认知与评价。这批人物何以造就而成？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但“时势”又何尝不是“英雄”造就而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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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集团的精神属性就是日本国家的属性。武士集团虽然创造了近代日本崛起的奇迹，却也在制度和精神两个层面为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不宜仅仅据此就将武士集团简单视为历史的恶者。日本以及人类社会的悲剧在于，这种武士型军国主义与人类进入全球性殖民帝国的时代发生了重合，而日本最终未能跨越这个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危险区。事实上，它对亚洲的殖民侵略更是同时造就了这个危险区，最终又通过摧毁西方殖民帝国在亚洲的统治，加速了这个危险时代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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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暂时做一个切割，将明治维新从随后人类的帝国主义时代中抽离出来，看看人类政治生活究竟具有怎样的本质，或者说具有怎样近于永恒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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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一、明治维新的真相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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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明治维新被广泛地视为近代日本的开端，是日本转向西方和吸收近代西方文明的标志性事件。而且，它因一再被人们以各种方式谈论与再现，实际上与今日的距离并不遥远。人们对它的每一次再现与讨论，都构成当下人们精神活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对明治维新的讨论，实际上是当下自我与历史意识的表达，并通过复杂的社会过程，再作用于历史进程。那么，从精神史的角度，明治维新究竟具有怎样的属性，以至于它持续成为人们探讨自我与世界认知的主题？为什么明治维新看似遥远，却又近在身边，这种矛盾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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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事件，“明治维新”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用法。狭义上，一般是指1867年11月幕府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向朝廷上表“大政奉还”、1月讨幕派发布“王政复古”号令、建立新政府以来前后数年间的政治变革。作为代表性的政治事件，它还包括1868年2月8日新政府向欧美国家使团宣布天皇亲政，4月6日天皇、公家（朝廷贵族）与诸侯（大名）共同在神祇面前发布《五条誓言》缔结盟约，9月天皇颁诏改江户为东京并决定行幸东京，10月宣布改元“明治”等政治行动，以及在这一期间新旧政府间爆发的一系列战争，即所谓的“戊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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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明治维新还包括幕末时期，标志性的起点可上溯至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军舰造访东京的所谓“黑船来航”事件，其终点则向下延续到19世纪90年代近代国家体制的最终确立，以《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正式实施为象征。在这个广义的维新时期，日本完成了近代立宪国家的转型，赶超式的近代化政策初见成效，为随后在世界舞台的登场准备了必要条件。人们通常用“富国强兵”这样的字眼概括这次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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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场每每被冠以“伟大”的明治维新究竟是如何办成的？迄今为止，关于这一时期政治史的叙述还都只是一种全景式的明治维新如何走向成功的历史叙事。而一般思想史的叙述，则专注某种特定的观念，比如近代的“自由”“民权”等，在传播和落实过程中，思想家与知识分子扮演了怎样关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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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的着眼点，首先是这一事件的命名。其实，单就这场变革近乎专有的表记方式——“维新”二字来看，人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关注它。与当下人们熟悉的“革命”“改革”或“革新”相比，“维新”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事者自称的“王政复古”又意味着什么？更重要的是，这场变革运动的结果意味着什么？对此，美国日本史专家马里乌斯·B.詹森曾经自问道：“这个从19世纪的传统中摆脱出来的国家如此急剧地从议会立宪主义转向军国主义，接着又转向和平主义，从通过战争追求国力强盛转向通过贸易追求民富国强，凡是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都会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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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理解邻国史上的这一事件更为重要，几乎对理解自身历史不可或缺，因为在很多人眼中依然亦敌亦友、难以定位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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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维新”二字给我们带来的语义上的困惑一样，今天的人们不容易想象，幕末时期东西交涉的一个显见的障碍正是语言自身。比如，佩里将军率舰队于1853年及翌年造访东京时，要借助多名译员在日语、英语、汉语和荷兰语之间复杂转换，才能完成交流，其中包括著名的美国在华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以及广东人罗森。[2]这种障碍有时会引发灾难。事实上，开始于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与中英《南京条约》两种语言间的重大歧义有直接关联。[3]历史现场中出现的这些分歧、摩擦与纷争，容易被我们看到的是“殖民主义者”的“压迫与侵略”的面相，但穿透当下历史意识的浓雾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真相往往并非仅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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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于语言的事例绝非无关紧要，而是反映了遮蔽以及揭示历史真相的机制自身：人们每一次为理解历史而造就的概念与观念，在揭示一部分历史真相的同时，也创造另外一种新的“事实”。事实上，“文明”“阶级”“封建”“帝国”“民族”“现代化”等人们熟知的用语，都曾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人们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利用这些术语来解释明治维新的“本质”，而往往忽视了对这些术语自身包含的历史意识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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