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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1702349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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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多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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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持续、深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从宏观社会的角度说，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经济压力和社会活力问题。在经济上主要依靠社会养老的现时代，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将给国家财政预算带来压力，因为养老金的负担会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而增大。同时，人口老龄化到一定程度会导致两代人赡养比例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劳动力的供给，影响到在业人口的劳动产出率问题。这是人口老龄化的宏观效应。（2）从通观（宏观—中观—微观）结合的角度说，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会带来一个广义的生活照料问题。在老年人失能的情势下，社会如何提供专业性的医护照料？家庭如何提供非专业的生活照料？如何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有尊严？这是人口老龄化的通观效应。（3）从微观个体的角度说，伴随人口老龄化而来的还有一个老年发展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老年人过上有欢乐、有价值、有创造的生活。归根结底，这是老年人的发展性需求和价值性需求所决定的，可以理解为人口老龄化的微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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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的养老负担问题、代际关系问题以及价值实现问题是影响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关键性问题，下面从三个角度简要论述，主要是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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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视角：生之者寡和食之者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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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赡养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问题。老年赡养比是指15—59岁劳动适龄人口（分母）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子）的比。有时候，老年赡养比也称作老年抚养比，其实是不准确的。少儿人口有一个抚养问题，老年人口则是一个赡养和负担问题，应该善加区别。仅仅局限在老年人口学的角度，如果我们以每增加10个百分点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表2-2的数据将我国未来老年赡养比的变化分成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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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处在2000年到2012年之间，老年赡养比在20％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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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处在2013年到2024年之间，老年赡养比在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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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处在2025年到2031年之间，老年赡养比在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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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处在2032年到2044年之间，老年赡养比在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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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处在2045年到2050年之间，老年赡养比在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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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我国老年赡养比前瞻资料来源：根据表2-2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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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2-5来看，老年赡养比是上升的过程。老年赡养比常常被用来衡量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这个指标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是有道理的，表示潜在的生产性人口和潜在的消费性人口的比例关系。但从人口经济学和老年经济学的角度看，就不一定，至少要做一些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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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未富先老”挑战大。理由是，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而我国2000年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GDP尚不足1000美元，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8)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仍属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养老资金的战略储备，历史欠账较多。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远为严峻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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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2004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比上年增长31.6％。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比例是10∶1；而在2003年，13年以后，这个比例下降到3∶1。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预测，到2020年，还要继续下降到2.5∶1，造成了养老保障负担的日益加重。我国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的供养比例和资金支付压力很大，据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980年我国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1990年为10∶1，而到2003年这个比例已经锐减到3∶1，并预测到2030年将突破2∶1，“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格局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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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学视角：代际冲突和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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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既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人口现象，是生育率持续下降和平均期望寿命不断提高的历史产物，又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革，是总体可持续发展必须认真考虑的战略性问题。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社会结构的健康和稳定，要求社会系统的功能能够正常发挥。而人口老龄化恰是社会结构的一种重组，涉及资源和财富的社会再分配，多少会影响到系统功能的运作。所以，这种结构性重组和资源再分配会不会影响到代际关系的质量、会不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绩效，就成了社会发展越来越值得重视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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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和1999年国际老年人年都提出了“让老年人分享社会成果”的普遍性要求。老年人不仅要求一定的社会保障，而且保障水平要随社会的进步而有所提高。从社会财富分配的角度看，主要问题有三：一是老年人群中的分配不合理，处在不同的单位体系中的中国老年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程度非常不同，一个更大的区别是老年人被纳入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之内还是被抛弃在保障制度之外；二是处在社会保障网络中的老年人所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三是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宽，游离于社会保障体制以外的老年人为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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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需求实现来说，随时代的进步，老年人的需求是不断扩张的、重点是不断转移的，需求的实现和保障是人性的基本需要，而且每一种正常需求的满足都具备了比较积极的社会意义——譬如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用和老有所成的需求实现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和价值实现，对于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和促进社会的进步均有十分重要意义。但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在老年人的需求结构中，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要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来对待。这是因为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并不是社会发展到了高级阶段才有的事情，对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来说，重要的与其说是物质上的需求满足，不如说是精神上的需求满足。当然，这并不是说物质的和经济的需求不重要。只是我们要看到，在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因素中，精神满足的状态的影响日趋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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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是不能被压抑的。否则可能会以某种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方式释放出来。老年人群虽然在竞争性的社会体制可能沦落为弱势群体，但其社会政治影响却可以非常巨大，因为这个人群的一大特点是“有闲”，他们剩余的能量需要释放和转化。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家庭内的老龄问题开始逐渐向社会转移，进入一个社会性老龄问题全面爆发并逐步升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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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代际关系而言，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积累积极有效的“关系资源”。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资源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自然资源的范畴，而是必须包括人际关系的状况和质量。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筑在代际关系等社会资源可以有效动员、积极开发的基础之上。任何一个社会需要健康发展，不能没有道德的建设和文明的秩序，而“关系资源”恰恰表征着道德的进化水平。没有健康的代际关系，社会系统运行的功能就会受损。代际关系文化是社会结构的黏合剂，为什么我们担心“孝文化”的失落？因为它在破坏“关系资源”，从而以某种非常隐蔽的方式损害着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资源和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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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关系有几种类型，即互助型、分离型和冲突型。互助型是最理想的，说明代际关系具有黏合力，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分离型次之，代际关系黏合力不强，社会结构松散，不利于“关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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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关系是通过财富流和资源流联结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构建互助互惠型的代际关系。一方面是社会和家庭要尊重老年人，另一方面是老年人要自重。“尊老”与“敬贤”说法的区别已经说明了上述两方面的努力缺一不可。老年人问题实质是需求能不能得到尊重和实现的问题，其中最核心是“健康增进问题”和“价值实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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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学视角：弱势老人的比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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