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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想象 第五章 经济作为客观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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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现代性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三种重要的社会自我认识形式。其中的每一种都代表了格劳秀斯——洛克的道德秩序理论中对社会想象的穿透或者转变。这些形式分别是经济、公共领域以及民主自治的实践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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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以商业社会为基础的讲礼貌的文明之自我认识紧密联系。但是,我们可以把这种认识的根源追溯得更远,远到在格劳秀斯——洛克的关于秩序的理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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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文提到,这种秩序的新概念使得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有了变化,认为那是上帝天意的作为。事实上,这是新秩序模式中最早期的例子之一,它离开了最初的处境,重塑了上帝的天意统治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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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按照仁慈的计划管理着世界的这种概念是古老的,甚至是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就有的,可以寻根到犹太教和斯多葛主义。而对上帝仁慈计划的构思方式却是新颖的。我们可以在从世界的设计布局到善良的造物主上帝的存在的论述中看到这一点。这些论述也是十分古老的。但在从前,他们强调整个框架的宏伟设计,在这个框架下我们的世界(恒星、行星等)得以创造,而后强调造物的绝妙的微观设计,包括我们自己,使我们的器官与各自的功用相适应,也强调大自然的进程使生命得以维持的普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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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念固然一直延续下来,但18世纪新增的内容是,对旨在促进相互利益的人类生活方式的赞赏。有时候,其重点是放在互惠上,但是这种快乐的设计,经常存在于所谓的“无形之手”的因素中。我在这指的是,我们被“规划”而产生的行为和态度,并且他们对普遍的快乐有系统地产生有益的影响,即使这些是原先未计划的行为、未确定的态度。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为我们提供了这些著名的机制,在这些机制中,对个人财富的追求,有助于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但是,也有其他的例子,例如,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提到,造物主让我们十分崇尚等级和运气,因为如果社会秩序依赖对有形声望的尊重,而不是依靠不那么显著的美德和智慧等品质,那么它会稳固得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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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在这里就像是一种良好的机械设计,其中有效的因果关系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此,它不同于早期秩序的概念。早期的概念是,和谐来自于社会中体现在不同层次的存在或等级中的理念或形式的一致。在新的概念中关键点在于,我们的目的相吻合,不管在我们每个人的主观意识上它们会是多么的不同。这些目的让我们交换彼此的利益。我们赞赏并支持富人们以及出身名门者,而作为回报,我们享受稳定的秩序,如果没有这样的秩序,繁荣即成为不可能的事。上帝的计划是这些连锁反应的原因之一,而不具有和谐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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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人类忙于互换服务。其基本模式,看来就是一种被我们渐渐称之为经济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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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天意的新理解,已经出现在洛克的《政府论(下篇)》里对自然法理论的详细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层面在秩序的新概念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有两个层面。一个有序社会的两个主要目标是安全和经济繁荣,但是,由于整个理论强调一种有利可图的交换,那么人们就可以开始通过准经济的暗喻来看政治社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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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名流路易十四对他的王太子进行忠告,支持交换的观点,说:“世界上所有这些不同的社会地位,只有通过一种相互交换的义务才能得以统一。臣民给予我们的顺从和尊敬并非免费的礼物,而是作为他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正义和保护的报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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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巧为(最后证明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提供了洞见,在漫长的征程中把互利的秩序过渡到我们的社会想象。这是根据命令和等级制度而建立的一个竞争模式的秩序。路易十四和他同时代的人所提出的,可以被看作是新旧模式之间的一种让步。对君主和臣民的不同功用之合理性的基本论证,是属于新模式的范围,即彼此之间进行必要的、有成效的服务交易。然而,正当合理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具有等级制度的社会,最重要的是,最激进的等级关系,即绝对权威的君主及其臣民之间的关系。虽然,这里的正当性是越来越针对功能的必要性而言的,但是,主人的形象依然反映出一种内在固有的优越感,一种本体论的等级制度。国王,在众人之上,能够使社会团结并且维系着一切。国王,引用路易十四最喜欢的形象来比喻,就像太阳一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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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被称为是巴洛克时代的手段[4],除了它在凡尔赛宫的最壮观的例子是以古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折中的方案一段时期统治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其政权是通过许多等级互补性的盛况、礼仪和意象来维持的,但是建立在人们从现代秩序中获得越来越多正当性的基础上。博叙埃对路易十四的绝对辩护也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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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不仅成为一个暗喻:它越来越被看作是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方面。与路易十四的忠告回忆录同时期的,蒙克莱田提出了一个治国的理论,即把国家看成是协调方方面面的权力,在此权力下,经济得以繁荣发展。(巧合的是,似乎是他创造了“政治经济”这个词。)商人因为贪财而经商,但是统治者的良好政策(这里,就是一只有形的手)能使贪财接近大众的利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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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二个转型,反映了我在第一章里所表述的现代秩序的第二种特征:我们注定要授予彼此的互利在保障人们的生活及其谋生手段上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并不是天意理论范围内的一种孤立变化,它与时代的大潮流是顺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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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潮流经常是根据标准的物质主义者的解释来理解的,这是我在第三章里提出来的,例如,古老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手工业生产者、商人以及后来的生产商正变得越来越多,并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一说法,即使是从其自身的层面来说,需要提及日益变化的对国家权力的要求来进行补充。那些执政的精英们越来越明白,增长的产量和有利可图的商业交易,是获得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主要条件。荷兰和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一些国家一旦开始在经济上发展,它们的竞争对手也会因此被迫去寻求同样的发展,或者沦为依赖的地位。这是商业阶层的地位得以提高的原因,它不是更甚于,至少和不断增长的数量和财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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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都是重要的,但是它们还是不能提供对自我认识变化的全面解释。让我们走上这条道路的是几个层次的变化,不仅仅有经济的,还包括政治和精神方面的。我认为,韦伯在这方面是正确的,即使并非他的理论的所有细节都是可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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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拥有稳定的工作的重要性,最早是源于这一事实,他们因此能把自己置于“固定的轨迹”里,这是清教徒的表述。如果有序的生活是一种强制性的要求,不仅是针对军队的、灵性的或智力的精英,也是针对广大的普通群众来说,那么,每个人都必须成为有序的人,并且认真对待他们在平生中所做的、必然地必须做的,也就是从事一个具有生产能力的职业。一个真正有序的社会,要求人们认真对待他们的经济职业,并且为这些职业制定纪律。这是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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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改革宗的基督教里,并在相当范围内的天主教徒中,有一个重要的灵性原因促成了这种要求,这也是韦伯所提到的原因。放在改革宗的新框架下来说:如果我们要去反对天主教的观念,即有一些更高层次的独身或修道院生活的天职,遵守着“理想而不切实际的劝告”,如果人们主张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是百分之百的基督徒,而且在任何天职里,都能够成为百分之百的基督徒的话,那么,就必须主张普通的生活,就是大众都免不了要过的生活——生产和家庭的生活、工作与性的生活,是和任何其他的生活一样神圣。而且,事实上,这样的生活比在修道院里的独身生活更加神圣,因为后者是建立在自负的、骄傲的断言的基础上,认为他们找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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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使这种平凡生活神圣化的基础,我认为这对西方文明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使之从原来的宗教形式过渡到大众的世俗形式。它包括两个方面:把平凡的生活变成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最高形式的基地,同时它也具有一种反对精英阶层的推动力:它打破了那些被声称是更高级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在教会里(修道院的职业)还是在世界里(源自于古代的伦理学,把深思置于比劳作的存在更高的地位)。这样,有权势的人被逐出他们的权位,而谦卑和温柔的人得以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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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方面是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形成的。对这种平凡生活的肯定,是使得经济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部分的背景因素,也是我们把家庭生活或家庭关系放到重要地位的背景因素。这种反对精英阶层的观点,强调了平等在我们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重要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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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因素,物质的与精神的,都有助于解释渐渐把经济提升到中心位置的原因,一种在18世纪已经看得很清楚的提升。在当时,还有一个因素介入,或者,也许那只是政治因素的一种延伸。一种越来越被公认的理念是,商业和经济活动是通往和平以及有序存在的道路。“商业”与贵族为寻求军事辉煌而造成的野蛮破坏之间,形成了对比。一个社会越来越转向商业化,就变得越来越优雅和文明,就越在和平的事业上胜人一筹。赚钱的推动力被看作是“冷静的激情”。当它在社会里扎根下来,它可以帮助控制和抑制暴力的激情。换言之,赚钱是为我们的利益服务,而利益是可以监督和控制激情的。[7]康德甚至相信,当国家成为共和国的时候,当它被为经济利益驱动的普通纳税人控制得越多的时候,求助于战争的情况就会越来越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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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以经济为中心的自然秩序的理念,成了利益和谐理论的基础。这甚至还逐渐被投射到宇宙中,因为正是这一理念被反映在18世纪的宇宙秩序观中,不是作为形式运作的等级制度,而是作为一个存在链,其存在的目的是相互作用的。事物具有相互的凝聚力,是因为它们为彼此的生存和繁荣服务。它们构成了理想的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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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濒临死亡的植物依然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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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正在毁灭的生命再次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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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消亡的形式由其他形式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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