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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作为社会变化的权变因素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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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思和涂尔干认为当代城市并非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他们都认为人口的集中可以有利于或促进某些起源于别处的过程的发展。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业无产阶级在城市的集中可以有利于激进阶级意识的产生，不过这种阶级意识的根源却在于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断加剧的矛盾——城市化并没有产生这种阶级意识，但却可以成为其充分发展的条件。(27)涂尔干同样把城市化看做是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的重要条件，因为城市化对于瓦解传统社会中集体良知（collective conscience）的道德束缚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的移民削弱了神圣纽带的传统权威性，并且能够使（但并非引起）机械团结过渡到有机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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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我们要修正一下吉登斯的论断，即对城市的关注是社会理论的核心。第二个结论是，尽管如此，任何对当代社会现象的解释仍然必须注意空间组织作为社会整体中某些过程展开的阻碍或推动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总结这两个论点，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指向创立一门“非空间的”社会学，而第二个证明一门“去空间的”社会学并不能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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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的“非空间的”社会学意思是说，在当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一门城市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city）。“古典”社会理论家的著作和过去70年中创立城市社会理论的失败尝试显然使我们得到这个教训。吉登斯断言城市是社会理论的核心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虽然城市确实是与前资本主义（并且可能是非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内部变化和冲突过程有关的那些社会理论的核心关注点，但是就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学而言，情况肯定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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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吉登斯自己似乎恰恰承认了这一点，因为在论证城市对于社会学理论的至关重要性之后不久，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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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城市制度的巩固，相反却导致其作为一种独特社会形式被彻底根除。(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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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显而易见，他早期强调城市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仅仅可以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吉登斯将其称作“阶级分化的”社会，与“阶级”社会不同）的情况，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被彻底根除的一种社会形式对于分析资本主义而言已经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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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有关城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作用的论述在许多方面会使我们想起韦伯的相关论述。对韦伯而言，城市是一个自主的政治、法律和军事单位，但对吉登斯而言，城市是一个“权力炉”或“权力容器”，而绝对主义国家通过这一“权力容器”集中权威性资源（也就是进行监控所必需的信息）来支配社会。韦伯看到，民族国家已经取代现代城市成为一个要求垄断权力合法使用的地域单位。同韦伯一样，吉登斯也认识到随着18世纪晚期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权力容器”已经让位给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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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主义的国家是阶级分化的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个社会中，城乡关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我的论点本质上是，随着旧的城乡共生关系的瓦解，民族国家取代城市成为引导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权力容器”。民族国家的边界被精确地划定，这类似于从前城市被城墙圈定。(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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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同他在别处所指出的(30)，现今民族国家的地域边界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以至于社会学分析常常把“民族国家”等同于“社会”。韦伯（和涂尔干）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基础的最小离散空间单位是民族国家的地域边界所界定的空间单位。但是，自罗伯特·帕克以降的很多“城市”社会理论家却未能够领会这一点。因此，不可能存在一门以空间为导向的社会学，不可能存在一门城市社会学，也不可能存在一门依据次国家的（sub-national）空间单位定义的专门的社会学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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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空间对于社会学解释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从涂尔干研究社会失范的著作和马恩研究阶级意识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社会总体倾向所导致的某些社会现象（例如，异常的分工或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加剧）也许仅仅在某些地区如城市（这是由于城市提供了更紧张和集中的社会生活或更能够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才变得明显起来。虽然这丝毫没有推翻我先前创立一门“非空间的”社会学的主张（因为这些现象并非专属“城市”），但这确实证明需要避免一门“去空间的”社会学——也就是一种社会学分析模型，这种分析模型不把空间当作有可能阻碍或促进不同社会过程展开的因素考虑在内。一门非空间的社会学未必就是“去空间”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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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正是这种对于非空间的社会分析与去空间的社会分析的区分使厄里的论证意识到时间和空间的社会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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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一门关于空间事物的一般科学是不可能且不正确的。我们不能够把空间与社会割裂开来以便设计出一整套与众不同的法则。这是因为空间本身并不具有一般的作用（general effect）……空间具有作用仅仅是因为所讨论的社会对象具有某些特征，也就是不同的因果力（causal powers）。这些因果力可能会或不会在经验性事件中表现出来——无论它们是否依赖或不依赖在时空中建立的与其他对象的关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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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不想完全认同这一论证中起核心作用的实在论知识学，但厄里的基本论题——即某些行为能力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或空间背景中才能够被释放或激发——是一个重要的论题。1981年夏天英国城市发生的骚乱可以有效地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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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骚乱既有白人卷入，也有黑人卷入，但主要出现在黑人高度集中的地区（例如，伦敦的布里斯顿区和苏豪区，以及利物浦的托克斯泰斯区），并且也许只能够从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因素中得到解释(32)。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西印度群岛移民——的失业率无疑构成了一个因素，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多年以来警察的种族主义（或被很多人认为的种族主义）行为、法西斯主义者的挑衅性政治活动以及如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这样的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和左翼激进政党如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动员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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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对这些事件的分析都不能够忽视这一事实，即大多数骚乱出现在内城地区（并且，这些骚乱发生在夏季）。然而，要是我们试图从空间维度（在此就是人口高度密集的衰落的内城地区）或时间维度（漫长炎热的夏夜）中找到骚乱的原因，那么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只有通过英国社会整体中的某些倾向才能解释这些骚乱。如同我们先前在讨论雷克斯研究“住宅阶级”的著作时所看到，城市中发生的冲突的根源并非在于专属“城市”的因素。例如，英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是长期的帝国主义扩张、政府作为和不作为以及科学和伪科学推测等因素的产物，然而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是“城市”因素。同样，失业是国际衰退、英国工业的大规模重组和政府的货币主义政策等因素的产物，然而这些因素中也没有一个是“城市”因素。骚乱的空间维度并不能忽视，但是它显然只是一个在某些地区（例如，弱势人口集中并且能够在街头形成大规模暴力混乱的地区）使骚乱变得容易和在另外一些地区（例如，这类人口被驱散的地区）遏制骚乱的次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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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必然得出的另外一个结论是：试图通过以“城市”为导向的政策改变社会的政府或其他行政机构的干预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在城市中表现出来的问题的“原因”在城市自身之外，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如果确实有办法的话）也必然在城市自身之外。关于这种干预，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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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府开始通过一系列“城市政策”来“处理”的“社会问题”是否会如通常认为的那样在空间上集中，这一点绝不会清楚。例如，在对最近出版的研究英国集合城市（conurbations）的论文集的总结中，卡梅隆（Cameron）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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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表明，近来关于弱势群体的大量思考中强烈的空间偏见已经过头了。例如，有关就业的证据会表明，对于任何既定类型的工人而言，集合城市中心地区的失业率并不比其他地区高。有关贫困的证据没有显示贫困在空间上高度集中，而是显示贫困集中在老年人口并且分布在集合城市的许多地区……这要求我们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应该根据特定贫困群体需要的帮助和支援来消灭贫困，无论这些群体分布在哪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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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某些“问题”——家庭破裂、失业和犯罪什么的——是社会（民族国家）中而非城市中产生的，“城市”计划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任何作用，即便可以证明这些问题在空间上集中在内城地区。恩格斯清楚地意识到，甚至一个显然的“城市”现象如贫民窟都不能够在城市层面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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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夜复一夜囚禁工人的疾病丛生地和臭名昭著的贫民窟并不没有被消除，而仅仅是被转移到了别处！在一个地方导致它们产生的经济必然性同样会在另一个地方导致它们产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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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也赞同恩格斯这一观点——即唯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可以争辩的问题。但是在恩格斯的诊断中，我们肯定赞同的一点是，“城市的”问题只能够通过“社会的”办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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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们得出第三点结论。我们已经看到，虽然城市这一空间单位并不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社会学单位，但是空间因素仍然可以阻碍或促进社会整体中产生的过程展开。因此，政府也许能够采取以空间为导向的计划，尽管这些计划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却会影响这些问题在何处表现出来。英国战后的地区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采取的一系列地方奖惩措施并没有解决失业和投资不足问题，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地方转移来转移去。同样，城市“企业区”、开发公司和“自由港”等政策的引入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指定地区的私人企业发展，但这样做可能牺牲那些不能享受企业优惠政策的邻近地区的利益。因此，以空间为导向的政策和计划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问题出现的地点，但是这些政策完全不能够阻止这些问题发生或在别处再发生。这些政策只能够以空间平等（spatial equity）作为自身的正当理由，而不能够以社会有效性作为自身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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