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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十七讲 各种女性主义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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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现在准备谈女性主义的社会理论，而这一讲的标题里却强调了“各种”时，就表明了我们的介绍会直接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单一一种，而是只有各种各样的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女性主义内部的理论是非常五花八门的，因为女性主义理论家的具体目标和计划当然不总是一致的，他们论点的理论基石也都大相径庭。这些论点所牵涉的大部分理论，我们在前面几讲就已经介绍给各位读者了。虽然只有很少的女性主义者直接承接自帕森斯的理论，但有很多女性主义者会运用如冲突理论的论点。而且目前女性主义辩论中最盛行，也最有影响力的潮流，可以关联上常人方法论、后结构主义，以及哈贝马斯的立场。此外，精神分析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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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这么多不同女性主义的理论，真的有共同之处吗？而且女性主义的各种辩论不只存在于社会学中而已，而是在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政治理论中也有；学科边界于此没有什么重要性（参阅：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pp.238ff.）。这个问题当然很重要，因为这显示出女性主义的讨论可能是零散碎裂的。但事实上，一般都同意，女性主义理论在规范目标和政治目标方面，还是有共通之处的。这个目标，可以从历史追溯到女性主义理论建立的起源，亦即源自女性运动。大部分人认为，所有女性主义流派的目标最终是对蔑视或压抑了女性的权力关系与支配关系进行批判，并将女性从这种关系中解放出来。女性哲学家贾格尔（Alison M. Jaggar， 1942— ）的一段话，便清楚表明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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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当代社会处于系统性的次级地位。为了提供行动方针，以推翻、而非强化这种次级地位，女性主义取向的伦理学必须在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实践脉络中理解个体行动，评估任何行动的象征性的和累积性的可能影响，以及行动可以立即观察到的后果。（Jaggar, Feminist Ethics, p.98；亦可参阅：Pauer-Studer, “Moraltheorie und Geschlechterifferenz”, p.3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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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声称，同样可以放在社会理论或政治理论的脉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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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女性主义理论的规范—政治动力，也为其中的各流派提供了一个动力，让性别研究在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变成一个很热门的领域（参阅：Regina Becker-Schmidt and Gudrun-Axeli Knapp, Feministische Theorien, p.7）。性别研究与各流派的女性主义对于（历史上与当代）性别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形成，有着共同的学术兴趣。不过性别研究可以是“中立”的。对男子气概的表现形式进行研究，不是非得带着批判的意图。但女性主义就不一样了：对女性主义者来说，批判社会现有的性别配置，是非常核心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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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必须马上强调的是，虽然女性主义理论有共同的规范—政治推动方向，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件事，就是其中的概念和理论工具都是极为不同的。这也会让这些理论共同的连带关系变得很脆弱。所以要呈现（各种）女性主义社会理论是很难的。而且由于我们这本《社会理论二十讲》的主题之故，所以这个难度又更大了。我们在本书开头提到了，社会理论的核心主题是探讨行动、社会秩序、社会变迁的问题，并且大多数理论的特色是想要进行时代诊断。但不是所有的女性主义分析都符合我们这本书的“理论”范畴，而且也不是很多女性主义分析可以被我们归到如阶级结构、国家理论、现代社会的伦理构成等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领域中去。我们认为，对（现代）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忽略与蔑视所进行的分析，不是本质上即为女性主义的社会理论。也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得不忽略某些女性主义的讨论领域，就像我们也排除了主流社会学的一些研究领域与主题一样，因为我们必须聚焦在能与我们这本书里介绍的其他理论有意义地关联在一起的那些文献。当我们决定如此来选取要介绍的主题时，没有办法探讨到所有的女性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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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讲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们会简短地从历史层面来交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纯粹的女性主义社会理论是一个相对晚近的产物。然后，我们会讨论一个问题：20世纪70和80年代，有哪些关于女性“本质”的辩论，还有——这是这一讲最后，也是最长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这些流派对“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亦即“生物学的”性别和“社会性的”性别之间的关系，有非常热烈的讨论，以及有哪些参与讨论的立场是特别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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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前文所述，女性主义社会理论源于女性运动。组织性的女性运动，已经有超过200年的历史了。当然，女性在为了平等而斗争的情况下，也会提出一些支持斗争的理论概念（关于德国的女性运动，可参考：Ute Gerhard, Unerhört.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rauenbewegung；美国的女性运动，可参阅如：Janet Zollinger Giele, Two Paths to Women’s Equality. Temperance, Suffrag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Feminism；对不同国家的女性主义的历史比较，见：Christine Bolt,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from the 1790s to the 1920s）。然而真正要说的话，系统性的女性主义理论建构最早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当然这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教育改革让有值得一提数量的女性能够上大学。但有趣的是，女性主义意识的迅速发展并不是源自女性在高校的经历，也不在于在高校中生产出来的理论，而是源自20世纪60年代由男性主导的学生运动，一个“没人会在乎女性运动”（Firestone,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p.43）的学生运动。许多女性积极分子必须学到一件事，就是她们的事——亦即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当中追求平等——在主要深受马克思论点影响的讨论氛围里，是完全被忽略的。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被诠释成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次要矛盾”而已，与劳资之间的“主要矛盾”是没法比的。许多学生运动和新左派的男性代表人物，都用这种论调当作很方便的正当基础。这些人和他们的敌人“资产阶级”都有性别歧视的态度。这使得参与政治的女性，不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和新左派脱钩或割裂开来。因为她们知道，不论在社会科学研究，还是在理论建立方面，都必须要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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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割裂过程有不同的形式。有一批女性学者主要致力于对不同社会领域的性别关系的后果进行经验研究。她们指出，劳动市场的结构是多么不公平，几乎只有女性在操持的家事劳动是怎么，以及为什么不受到社会的承认，且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报酬，哪些福利国家政策是如何从过去到现在都将女性跟家庭与小孩束缚在一起，今天还有哪些机制妨碍了女性优秀的政治表现……等等。然而，女性主义者虽然在理论上野心勃勃，但却推进得太快了，以至于缺乏对性别关系的前提进行分析，也没有去问，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这些知识上的进展。还有，这些女性主义者所开辟的道路过于分歧。费尔史东（Shulamith Firestone, 1945—2012），一位非常积极的女性学者，在我们上文引用过的著作《性的辩证》（The Dialectic of Sex, 1970）里，便指出男女之间在生物学方面的差异，以此与马克思主义导向的学生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所持有的那种经济化约主义进行论战。她将性别之间的冲突视为比阶级斗争更为根本的基本冲突，并同时解释了在阶级冲突中亦存在男性的性别歧视。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 1935— ），一位女记者，在她1975年出版的著作《反对我们的意志：男人、女人与强奸》（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探讨了男性执行暴力——特别是性暴力——的能力与意志，并宣称“所有男人让所有女人处于恐惧中” （p.15），并迫使女性处于次等的社会地位。不过有其他女性学者试图避免这种极端的生物学主义。这些学者认为这样一种解释方式几乎无法说明性别不平等关系中的巨大文化差异，无法说明如女性人类学家卢宾（Gayle Rubin）所说的“无穷的多样性与单调的相似性”（The Traffic in Women, p.10）。这也让性别研究得以回头关联上马克思，或更多的是关联上恩格斯，以此，不同形式的性别分工可以解释成各种性别不平等的形式。以这种观点视之，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家庭都同样影响了性别关系。（男性的）薪资劳动与（女性的）家事劳动彼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此不断再生产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以维持男性的权力（参阅：Walby, Theorizing Patriarchy）。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没落，这种取向也失去了影响力，连带在不同理论流派中（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常被使用的父权制、男性统治概念也是。这些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期，还算是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但后来就越来越显得毫无特殊之处，无法推动出与众不同的经验分析，也因此逐渐淡出舞台了（参阅：Gudrun-Axeli Knapp, “Macht und Geschlecht”, p.298）。如同卢宾早期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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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即便历史如此让人抑郁，我们还是必须将人类创造性别世界的能力与必要性，和在经验层面组织起性别世界的压迫方式，给区分开来。但父权制将这两种意义混为一谈了。（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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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当中这种概念转变的结果，就从20世纪70和80年代开始，微观社会学导向的研究，以及性别关系的理论化工作，变得越来越流行了。许多女性主义者也因此与“传统的”社会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80年代在女性主义的讨论中流行的，不再是从“宏大”历史去找寻（而且可能从来也无法真正获得解释的）“错误的”性别关系的成因，而是去问，性别平等到底是什么意思、如何可能，以及如果想降低对于女性来说因性别差异而带来的蔑视后果的话，那么到底该推动什么，或是男女之间的差异到底何在，这种差异在日常中是如何不断再生产出来的。换句话说：过去，从生物学主义来进行论证的女性学者，总是强调性别之间有着无法撼动的差异，而父权制命题的支持者则不断抱怨男性支配在历史当中是如何根深蒂固，几乎无法改变的。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学者开始追问，性别差异是如何在非常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与构成的。显而易见地，这些问题已经开始（至少稍微）触及“传统的”社会理论核心问题了，例如：什么是（男性或女性的）行动？什么是男性或女性的主体？性别秩序是如何、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再生产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各种）女性主义（的各种）社会理论，至少在其（希望能）作为现代社会理论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是相对晚近的。女性主义社会理论的发展至今也还不超过半个世纪。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至今仍很重要的各理论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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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性主义辩论在这段时期，一直在两个极端、两个非常不同的论证类型之间游移。一个是在文学上有时被称作“极繁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喜欢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却不必然要追溯到生物学的论点，而是——且越来越是——也可以去看不同性别的心理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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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者通常相信，差异乃深植于并源于不同的朝向世界的途径，在某些情况下会创造出不同的女性“文化”。他们认为，这样一些差异对社会是有利的，应该承认与表扬。（Epstein, Deceptive Distinctions,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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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外一种所谓的“极简主义”的立场，相反则坚持性别之间有极大的相似性，现有的性别差异不是不可撼动的，而是会随历史而异，是由社会建构的（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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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上述对于性别关系的新的立场，首先是在心理学的各种分支以及强烈仰赖心理学观点以进行探讨的社会学中发展出来的。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极繁主义的立场”。其中有两位女性学者特别值得一提，她们的作品对于许多彼此相邻的社会科学领域都很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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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位，是美国社会学家乔多萝（Nancy Chodorow， 1944— ）。她尝试从精神分析视角出发来解释，为什么女性总会受到一种心理动力的影响，使得性别关系总会维持下去，并让女性处于社会从属地位。她的命题是，小女孩早期和她妈妈的关系，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参阅：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1978）。乔多萝的出发点是一个假设，即性别认同的建立对于两性来说都是在相对早期的时候就出现了，最晚在五岁时就变成一种人格中不再改变的核心了。如果这个在精神分析中很有代表性的命题是正确的，同时如果的确，至少在西方社会孩童（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的重要他人主要是母亲，那么，根据乔多萝的说法，两性的性别认同的建立必须以非常不同的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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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个体化模式，最优先的自我及其内在世界的建构，最早的自我冲突与最早的无意识的自我定义，个体化最早的威胁，唤起防卫的最早的焦虑，所有这些，男孩女孩之间是有差异的，因为男孩女孩最早的母子关系的特征是不同的。（Chodorow,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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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的性别认同，是在与母亲的紧密关系下建立的，以母亲及其行动形式为榜样。但对男孩来说，母亲是他的相反端，他是通过与母亲的差异来定义自己的。乔多萝指出，这使得男性的发展会更强烈地从自我出发，更鲜明，甚至过分鲜明地划出自我界限。而女孩的个体性则更倾向“同情”他人，更有对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男性与他人的关系更容易产生问题，为什么男性的个体化形式会如此刚烈、与女性是如此截然不同的（ibid., p.16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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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多萝的分析针对的是精神分析那深受“男性”刻画的一个理论预设。这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的理论预设，认为男孩的发展才是常态，而女孩的自我认同建立形式则被贬低成是有缺陷的（可以参阅乔多萝著作的第九章）。但此外，乔多萝还想解释，为什么性别关系会不断在其不平等中被再生产出来。母女之间最早的关系与女孩性别认同的建立形式，总是会以一种被称作“作为母亲”（mothering）的行动类型来进行的，而这在很多方面都和男性的行动不一样，因为女性的自我认同建立是有很强烈的关系导向的。这样的命题也标示出了一种规范立场。因为乔多萝和她的支持者们既不认为女性在认同建立形式及其行动原则上是有缺陷的（ibid., p.256），也不认为美国当代典型的家庭关系所特别强调的“作为母亲”是唯一可能或甚至唯一理想的父母形式，尤其因为“作为母亲”正好会强化性别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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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为母亲”的问题，是从家庭与性别社会组织的潜在内在矛盾当中产生出来的——产生自女性的“作为母亲”和异性恋承诺之间的矛盾，产生自女性的作为母亲和女儿的个体性之间的矛盾，产生自情感联结与儿子的男性气概之间的矛盾。家庭外部——尤其是经济——所产生的改变，又更激化了这些矛盾。（ibid., 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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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多萝认为，若通过其他男女分工形式（像是强化女性的职业活动并加强男性的家庭工作），那么就有可能至少削弱现今的性认同建立形式，因为这样母亲就不再是孩童唯一的重要他人。如此一来，我们就有很大的机会能停止“作为母亲”的再生产，及其对女性自主造成的负面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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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性心理学家吉莉根（Carol Gilligan, 1936— ）在其1982年出版的著作《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里，也有类似的规范推动方向，而且甚至比乔多萝的影响力还大。吉莉根的理论心理学方向，跟乔多萝的精神分析做法不一样。吉莉根师从于当时相当知名的发展心理学家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柯尔伯格的研究对发展心理学之外的其他相关领域都影响很大，吉莉根的研究结果却批评了柯尔伯格，并且几乎无可避免地也直接引发了道德哲学和社会学的反动，因为吉莉根质疑了这些学科的核心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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