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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十八讲 现代性的危机？新的诊断（贝克、鲍曼、贝拉，以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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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在社会科学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一波对现代性的热烈讨论。这些辩论部分是由后现代理论家的批判推动的。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后现代”的诊断，而且这个诊断带来了对“现代”的反思。后现代理论家声称：现代性对于理性的理解，无可避免地与权力面向有所挂钩，所以完全无法说自己有什么普遍性。但后现代理论家的这个声称也遭遇反驳。就像我们在第十讲最后看到的，哈贝马斯就在他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反对这种后现代理论的假设，并点燃了关于现代性基础的全面哲学论战。但是现代性的话语不是只在哲学讨论中出现，而且也同时出现在全然的社会科学的提问中，因为现代社会出现了新的问题，或是（旧）问题变得比以前人们所意识到的还更加严峻。至少社会学也提出了一系列引发热烈讨论的时代诊断，并且对此，不是只有学术界，而且广大公众也加入了探讨与论证。这使得即便常常有人提到社会学面临了危机，但是这门学科还是对当代社会进行了非常有趣的分析。我们在这一讲主要来讨论三个学者，这些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非常有力的时代诊断，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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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贝克（Ulrich Beck, 1944—2015）在1986年出版《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时，并没有预料到这本书会如此大获成功。贝克当时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班堡大学社会学教授。他那时候发表了各种关于科学理论和职业社会学的研究，但那些研究就只在社会学领域吃得开而已，出了社会学圈子就默默无闻。不过，1986年他很好地将关于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趋势的经验研究结果综合起来，浓缩成一项时代诊断，而且这项诊断因为一个历史事件而变得非常有说服力：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这场事故造成了数千名受害者和极大地区的辐射灾难，恰好印证了贝克在书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命题，即我们今天不再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而是生活在“风险社会”。他的这个说法，由于没有许多社会学家常会使用的一些抽象术语，也毫不掩饰学者对此的忧虑与责任，所以让贝克吸引了极为庞大的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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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副标题，“通向另一个现代之路”，便指出了在贝克那里不断出现的一个论证模式，亦即宣称一个时代或持续性的断裂（虽然贝克自己也常常试着削弱他的这项宣称，或是使之不要那么绝对）：过去存在的那些结构今天已经消失了，以前非常重要的社会与政治进程现在已经失去了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动力。我们在利奥塔那里就已经看过这类宣称：“宏大叙事”的正当性已经终结了。这类的修辞形态当然也是很有道理的。贝克之所以这么说，是来自三个新的总社会趋势。（1）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面临着由工业生产出来的大型风险，所以旧的阶级社会的冲突和结构已经失去重要性了。（2）今天的社会也是一个由高度个体化所推动的社会，所以过去的社会氛围也在不断消失。（3）在所谓的“反思性现代化”的符号下，过去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有效性被剧烈地改变了。我们来接着讨论一下这三项时代诊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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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是“风险社会”命题，这也是贝克这本著作的书名，且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声名大噪。贝克在这里很强烈地宣称，19世纪、20世纪早期的阶级社会，在今天可以观察到的趋势和潮流下，已经不复存在了。至少我们不能再通过对阶级社会里典型的冲突和进程的分析得知当代社会的本质了。贝克的诊断指出，我们现在活在一个“风险社会”，其中（旧的）阶级冲突因为大量的风险而被新的冲突战线给覆盖掉了。所有工业社会都会生产出来的新风险，不是只有某些阶级或阶层会遭遇，而是所有人都逐渐会遭遇到。在个体层次上，不可能有人可以免于这样的风险与危害。只有整个阶级，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行动，才有办法去面对风险与危害。不论是政党干部，还是苏联集体农场，都同样遭受了切尔诺贝利的放射性物质，而且这个核污染也不是只局限在乌克兰，而是扩散到了数千公里远的西欧和北欧。许多化学意外不是只危害在生产设备处的工人，而且也危害到相对遥远的区域之外的居民，化学物质的作用是不分贫富贵贱的。对于空气污染，也没有人真的能永远置身事外，因为受到污染的空气迟早也会飘到有钱人的空气疗养地那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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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认为，风险和工业危害贯穿了阶级结构。在过去的社会里，也许财物与生产工具的持有者与非持有者处于社会的两极；但今天，风险的遭遇者和非遭遇者不再明显位列于社会的两端了。所以贝克的命题认为，社会科学用来分析阶级社会的工具，现在有时候已经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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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句话来说：贫困是阶层的，雾霾是民主的。随着现代化风险的延伸，随着自然、健康、食品的危害，社会的区分与边界都不再是绝对的了。这会带来很多不同的后果。但客观来看，风险在其范围内，特别是对遭遇者来说，其发挥的作用是平等的。正是在这之中出现了新的政治力量类型。风险的危害情况不能被当作阶级情况来理解，它的冲突也不能被当作阶级冲突来理解。（Beck, Risikogesellschaft,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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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大型风险中产生的“新的政治力量类型”是什么呢？贝克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种由工业生产出来的风险的特殊性。在18、19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相对容易意识到当时该社会形式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苦难、知觉到贫穷、认识到剥削。但是工业风险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今天的危险不是人们真的能掌握的。我们感觉不到核辐射，我们作为消费者通常对吃到肚子里的食品的化学成分一无所知，我们作为外行人也并不了解基因改造植物的种植会带来什么副作用。贝克要我们注意到，我们大多数必须借助科学知识才能知觉到今天的危害。我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但这也意味着，我们要么不管怎样就是相信科学家所说的，要么如果我们想要打破主导性的科学家对定义的垄断，即便我们不专业也得培养一些科学知识。因为，唯有通过自己的科学鉴定，我们才能去争论某某化学原料到底有没有危险、某某有害物质的负荷临界值到底合不合理、某某放射性物质容器“对人类来说”到底需不需要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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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科学查知，总是基于高度复杂的因果诠释；风险分析的定义过程总是非常重要。但这也就是说，由主导性的科学所提出的定义常常也是有争议的，而这就表示科学的鉴定常常也是有矛盾的。专家之间的争论让一般民众无所适从。贝克总结指出，在风险社会里，是意识（亦即知识）决定存在（ibid., p.70）。因为，与阶级社会不同，我们不再直接遭遇危险，而是，很矛盾的，我们通过科学知识的启蒙才知道危险。贝克认为，这开始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类日常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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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风险当作风险来看，以及为了造就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因此我们必须相信，在事物、时间、空间方面根本不相关的各种条件之间，有着不可见的因果关系，并且相信一些多少基于推测之上的计划，才能对各种可能的矛盾争论有免疫力。但这也就是说，不可见的东西，甚至是原则上根本知觉不到的东西，只在理论上有联系、用理论计算出来的东西，变成了在文明世界的危机意识里，一个人的思想、知觉和体验的毋庸置疑的成分。日常思想的“经验逻辑”仿佛翻转了。人类不再是从自身的经验得出一般的判断，而是从与自身经验无关的一般知识得出自身经验的决定性的核心。（ibid.,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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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认为，我们是不是真的遭遇了风险或危害，并不是重点，因为我们已经在依赖自然科学的分析了。这也让自然科学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化过程。自然科学不再确认事实，而是去看遭遇风险与危害的临界值在哪里，以此提出决策。但贝克认为，这带来了爆炸性的后果。因为一般公众在面对极有威胁性的危险时，一方面要求科学家给出一点错误都没有的临界值，另一方面却又一直认为科学家可能是错的，而这无可避免地会提高对科学家的合理性的不信任态度。于是越来越显然的，自然科学家暗示他们在进行控制与预言，但最后并没有能力做到控制与预言，因为他们所生产出来的副作用是不受掌控的，因果链也太过广泛与太过复杂，根本无法作出明确的说明。如果我们每天在接触某项物质时，也同时接触到无数其他物质，可是科学对那其他无数物质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如何去评估这些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我们又怎么能说某项物质是不是真的实际上会致癌呢？不过不只是自然科学关于控制与预言的能力的威名扫地了，就连法律道德规范，例如“责任”，在风险社会里也开始变得很成问题了。因为，一种大规模的技术与劳动分工的生产，和很多国家部门密切交织在一起，如果这种生产真的带来灾难了，那么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抽丝剥茧地找出唯一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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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认为，尤其是绿色运动对自然科学所提出的批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相反，这里出现的问题，揭示出了非常深刻的两难。因为，应用科学和尤其是自然科学，过去和现在总是与提升生产力的观念密不可分。这些学科的研究首先都是为了生产出更好的产品、带来更理性的劳动过程等等。自然科学与财富分配逻辑是密切相关的。但在财富分配与财富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风险与副作用，却都是在事后才能看到的。贝克认为，在科学领域中有一种“经济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会导致人们对风险有一种系统性的忽略。所以，我们要是以为生态灾难的发生只是一种“意外”，那就大错特错了。灾难更多的都是在由自然科学所指导的生产的运作方式下，被系统性地生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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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在极为专殊化的劳动分工中，在自身对方法和理论的理解中，在因为外部因素而不过多涉入实践的情况中，被生产出来的。而这种科学，在面对文明风险时完全没有适当的反应能力，因为科学本身就深深参与到风险的形成与增长中。而且科学——有时候带着“纯粹科学”的良知，有时候却又越来越良心不安——还常常成为替全世界的工业提供正当性的帮凶，帮着正当化这些工业对空气、水、食品所造成的污染和毒害，以及这些污染和毒害为植物、动物、人类带来的普遍疾病与死亡。（ibid.,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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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人类知道这些事，所以人类在风险社会中既批判科学，又相信科学。我们无法预见这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贝克设想了许多在风险社会中可能会出现的场景。这些几乎无法否认，但又无法被明确诠释的现代化风险，让贝克一方面谈到可能即将到来的“文明信仰斗争”（ibid., p.53）。意思是，关于当代工业社会，以及关于“正确的现代道路”的知识，可能会出现拥护者与批评者的激烈争论。相较于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阶级冲突，即将来临的这个时代可能还更像某些中世纪的宗教信仰斗争（ibid.）。此外，我们对于超越地方性的风险的恐惧，似乎越来越重要。无处不在的风险，以及事实上的确也发生了的大型灾难，可能会导致“例外状态的国家干预政治”（ibid., p.104），导致“科学—官僚的极权主义”（ibid., 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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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贝克也并不是悲观论者。在他的书中，还是可以找到乐观的论调，而且最后这还是主要的论调。因为他认为，公众对于风险的意识，还是有可能会日益增长，并且这样的意识可以开启一条道路，通往我们能给予正面评价的社会。贝克提到，全方面的风险拆毁了各个特殊领域之间的界限，亦即带来了去差异化，或是至少造就了例如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另外一种差异化形式。于此，我们也许会看到一种新的生态道德，这种生态道德不再局限于单一个社会，而是由于全球风险而牵涉全世界。贝克提出一种“世界社会的乌托邦”，而且唯有我们告别阶级社会，这种世界社会的乌托邦才有可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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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对此的意识与政治组织形式（目前还）是欠缺的，但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危害动力中，由危害动力所释放出来的风险社会，侵蚀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侵蚀了联邦系统的边界，也侵蚀了经济集团的边界。阶级社会是可以由民族国家所组织的；但风险社会不同，风险社会构成了客观的“共同遭遇的危害”，而且我们最终唯有借助世界社会的框架，才能抵挡这种共同遭遇的危害。（ibid.,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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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书在说明完风险社会特殊性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个篇幅很长的时代诊断部分。在这之中，他发展了他的“个体化命题”。不过（这也是他第一个受到批判的地方）这个命题实际上和他关于风险社会的阐述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他的这个命题要说的是，人们可以看到，除了工业的大型风险之外，还有个体化过程也瓦解了阶级社会。这个过程有助于我们“向阶级与阶层道别”。贝克用他的这个个体化命题，把一个旧有的社会学议题——即过往的共同体[1]的约束（表面上）已经崩解了——进行了些微的改变。关于今天的西方工业社会，贝克认为，有一种“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伴随着与其有关的社会不平等结构与社会不平等问题而存在着”（ibid., p.117）。在这种资本主义当中，精心设计个体生平，变成一个很重要、但绝不简单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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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级根本上不再有约束力了。深受社会等级所影响的社会氛围，以及具有阶级文化的生活形式，已经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朝向个体化的存在形式与个体化的存在状态的趋势。这个趋势迫使人们为了讨生活，不得不将自己的生活规划与生活运作当作最重要的事。在此意义下，在传统大型团体社会的范畴里的思维，其现实生活方面的基础，都被个体化给扬弃掉 了——亦即社会阶级，等级，或是阶层，被扬弃掉了。（ibid., 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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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如此根深蒂固的氛围与生活形式之所以被消解掉的原因，主要在于福利国家（不只是德国，而且其他西方社会也是）的兴起，还有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这些国家可以看到的教育扩张。通过福利国家和教育扩张，广大的阶层能够集体向上流动。在这一点上，贝克提到了“电梯效果”：“集体多数都能拥有收入、教育、迁徙能力、权利、知识、大众消费”，并且带来了“生活状况与生活风格的个体化和多样化的后果”（ibid., 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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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个体化不是只在社会经济层面上发生而已。贝克认为，就连家庭与亲属领域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共同生活形式，因为婚姻被认为也不过是两人在一起稍微久一点而已（ibid., p.192）。连亲属关系都是选择性的，例如根据好感度来选择的。婚姻和亲属关系不再是不可改变的制度，而是可以由个体自由选择的。与此有关的角色也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不断协商来的（虽然协商过程中都会充满冲突，并且会带来对这些关系来说颇为负面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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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不断前进的现代化，在所有社会行动领域里，作决定，以及不得不作决定的情况越来越多。稍微夸张一点地说：“怎样都行”。谁得在什么时候洗碗盘，谁来带小孩，谁负责买菜，谁来收拾吸尘器，谁该养家，谁决定住哪，是不是一定要民政局安排并登记之后春宵时刻才能有个枕边人，这些问题全都没有标准答案了。婚姻和性行为不再绑在一起了，也不再和养育子女绑在一起了。离婚让养育子女的做法变得更多样化。全部这些事可以因为同居或分居而出现不同的情况，也会因为更多的可能住处和随时可以反悔的机会而变得更剧烈。（ibid., 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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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当然不会认为这种个体化的动力全然是正面的。虽然他知道，比起过去的时代，个体的选择可能性与自由可能性是有价值的；但氛围与固定的生活形式的衰败，也会带来客体必须得克服的不确定性。例如女性若遭遇离婚，且同时没有很好的就业能力时，常常就会陷入贫穷状态而苦于其中（ibid., 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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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贝克著作最后的第三部分，在探讨“风险社会”里政治与科学的关系。这里，他更仔细地处理了一个在第一部分就阐述过的东西，并且同时进一步探讨了“反思性现代化”这个概念。贝克对（自然）科学的理性和研究实践再次提出了一个磅礴的，但也非常片面的批判。他的这个批判，延续着德国20世纪80年代非常激烈的环保运动，援用并更强化了环保运动的论点。对贝克来说，社会中人们对理性的质疑与批判，并不意味着（如同利奥塔所说的）现代就终结了。贝克更多地认为，现代已步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原则比至今已展现出来的还要更清楚。现代并没有“终结”，而是更完善了。在工业社会，人们天真地相信科学，这个社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单纯的现代”。但今天人们对科学（不无道理的）批判，已经标明了一个新的现代的来临，一种“反思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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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批判与科学批判]与现代并不是矛盾的，反而是表现出超越了工业社会计划的一贯的进一步的发展。（ibid.,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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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工业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副作用与风险，会造成大型灾难，使社会自食恶果。但是，在风险社会里人们对危害的处理，正好也开启了人们的风险意识，也首次开启了一个机会，让人们批判性地追问与反思现代的基础。这也会带来一个对政治过程来说无法视而不见的后果。在贝克较新的著作里，他说到“反思性现代化”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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