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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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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娜·唐的肩膀上抗着一份沉重而繁琐的任务：阅读众多学术文献，从中跟踪英语动词的进化。我们当时真应该安下心来再等几年。Google Books项目将大量文献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其中也包括我们含辛茹苦地细读过的许多著作。埃雷兹想到，我们应该能与Google一起开发一个工具，在汪洋大海一般的数据之中采掘出珍奇的宝藏。MIT研究生沈原（Yuan Shen）与让—巴普蒂斯特·米歇尔一起，与埃雷兹和Google合作，设计出了Google Bookworm这一工具，允许我们在几百万册图书、5 000亿个词汇构成的巨大藏书库中跟踪语言的主要发展趋势，而且也能透视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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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横跨地理、时间等因素，发现数据库中这5 000个亿词汇的变化趋势。埃雷兹十分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说法，以及对发生在1914年到1918年间这场军事冲突的另一种称谓——“伟大的战争”（the Great War）。在运用后一种说法时，一般都是要强调战争的大规模、机械化，及其前所未有的影响。但我们发现，在20世纪40年代，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伟大的战争”是两次大规模全球战事中的第一次，使用这一称谓的频率便越来越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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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不常见的情况下，规则动词也会向不规则化的方向转变。比如第一个千年之后，出现了“snuck”这样的词汇。我们可以利用制图的方式看出各种脏话的涨落，在咒骂语和暴力的发展之间建立起有趣的联系。很多证据显示，“进化”遵从着“富者更富”的规律，因而常用词汇往往得以发展延续，而不那么常用的词汇则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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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雷兹和让—巴普蒂斯特创建起了由500万本著作构成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可搜索语言数据库，其中包括英文、德语、俄语和中文。埃雷兹总喜欢这样说：“如果用常规字号将数据库中的所有文字写出来，其长度相当于从位于美国加州山景城的Google总部到月球走20个来回。相比之下，如果将全世界第二大数据库——英国国家语料库书写出来，其长度则只能从山景城走到位于卡纳维拉尔角的航空发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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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语言数据库是非常了不起的资源。人们可以利用这一资源对文化及其变迁进行测评。埃雷兹喜欢将这一项目称为“文化组学”（culturomics）。通过对“文化基因组”进行研究，人们可以识别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脉搏和节奏，从流行性传染病疫情的发展变化，到技术的兴起与衰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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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利用数据库，对从1800—1960年中的154项发明创造（如微波炉、脑电图仪）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越是近期出现的创新技术，其推广所需要的时长就越短。我们还发现，上帝并没有离我们而去，他不过是需要一位新的公关专家罢了。在过去两百年间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过程中，“上帝”、“耶稣”等说法的出现频率有了缓慢下滑，但还是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名字（虽然有几年，德国语料库中“希特勒”的使用频率比“耶稣”更加频繁）。我们还研究了审查与镇压制度所造成的影响。在第三帝国统治时期，艺术家、作家、政治学者、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名字从德国文献中消失，而提及纳粹党员名字的次数则是其他时代的6倍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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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名望那变幻无常的本质——某些人从无名之辈弹指间就变得家喻户晓，却又很快再度销声匿迹。不幸的是，在所有职业之中，若以绝对的名望进行评判，那么最著名的就是政治家了。我们这里讨论的主要是美国总统，或像拿破仑、希特勒和丘吉尔之类的人物。演员出名的年龄比其他职业要小一些。想要出名，投身于科学界可不是什么好办法。而在科学界所有学者分类中，数学家是最没有名气的。针对名人进行的文化基因组研究显示，如今依然健在的著名人物，比他们的前辈要更加出名，至少从书本中看是这样。但是，现在的名声得以延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如今的明星往往比以往更加闪耀，然而也会更快地燃烧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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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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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我的研究成果支持由乔姆斯基首次提出的通用文法这一思想。只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才能了解人类为何能够习得不同的语言。如今，全世界正在使用的语言多达6 000余种。你说着哪一种语言，要看你生于何处、由谁抚养长大。可能是墨西哥恰帕斯地区的托霍拉瓦尔语（Tojolab’al），美国奥图托苏里及爱荷华部落的大苏语（Siouan），或是澳大利亚土著民的麦嘎裼克语（Magati Ke）、亚伍如语（Yawuru）和阿莫瑞达格语（Amurdag）。当然，前提是还有人在使用上述这些语言。有些学者担心，一个世纪之内，全世界目前的所有语言中，将会有半数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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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也显示，合作的进化与语言的进化有着很强的相关性。语言在进化的过程中一定存在选择压力，这也意味着，我们那些口才较好的祖先，其适应性能够逐渐得以增强。举例来说，尽管我们通过其他生物了解到，因捕获了猎物而无法吹嘘炫耀所带来的苦恼并不足以推动这种复杂沟通形式的进化，但语言的确使我们人类成为了更有收获的狩猎者。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出现引导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与交流，可以相互转告谁对谁做了什么事情、出于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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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语言，社会生活变得更加复杂，而我们的大脑也随之适应了这种复杂性。体积较大的大脑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其本身需要人体进食更多的食物以补充能量，还会造成母亲生产时的痛楚与困难。但我们非凡脑髓的发展，也为我们带来了与复杂语言相伴而生的复杂社会政治。随着世世代代的延续，人类社会逐渐扩大，朝向越来越具体与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而对间接互惠机制起到润滑作用的“流言蜚语”，也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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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行政部门的代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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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合作者 只要你曾留意过报刊新闻中关于气候变化的那些令人沮丧的报导，就不会对本章章背你刚刚读到的这段摘自于德国《汉堡晚报》（HamburgerAbendblatt）的文字感到陌生和惊讶。虽然其中传达的信息充满警示意味，但由于我们已经对这类宣传耳熟能详，因而很难给出太多的态度和评论。但在这则广告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则故事很好地揭示出：为了挽救地球，人类应如何结成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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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不是广告公司的创意，而是出自汉堡的马克思·普朗克气象学会（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Meteorology）总监约赫姆·马罗茨基之手。这则广告没有得到那些炫耀环保意识的大公司的资助，背后也没有那些一边树立绿色形象一边又整天坐着私人飞机周游世界的慈善家撑腰。所需的广告费用来自于一项由曼弗雷德·米林斯基设计的独特实验所得到的收入。米林斯基在马克思·普朗克进化生物学会工作，是一位美食鉴赏家，一位与人和棘鱼在一起都感到舒适如归的动物学家兼博物学家，我们在第一章中曾提到过他。米林斯基设计的实验本质，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博弈。其设计初衷是为了检验危机状态下的人类能以何种程度团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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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林斯基这场博弈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博弈的现实生活版，每一周中的每一天都在地球上的70亿人口间展开。博弈已经深深主宰了人们的生活。然而，许多玩家依然沉浸在无忧无虑的快活之中，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深陷其中，更不知道这场全球范围的博弈还有一个名字。这场规模庞大的事件，可以被理解为囚徒困境的变体——公共品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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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是在两个人之间展开的博弈。而只要参与人数超过两人，就是公共品博弈。当然，在地球上有着数十亿玩家。如果一人背叛，对整个环境和他人的利益造成影响，那么其他玩家通常也会以背叛行为作为报复手段。因此，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在街道上看见垃圾，就会觉得自己再扔一些垃圾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而这样的行为方式却伤害到了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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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规模庞大的博弈所带来的影响非常广泛，其中最为尖锐的就是全球环境问题。人们进行消费或污染的自私动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超越了共同利益。而幸运的是，在解决这一囚徒困境变体所导致的问题时，一种合作机制能发挥核心的作用。这种机制，就是间接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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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米林斯基的广告筹集资金所展开的气候博弈中，我们十分欣慰地得知，当利用名声作为合作的催化剂时，人们有时在危急关头能将各自的力量结合为一体。而令人沮丧的是，米林斯基在做完几轮实验之后，发现失败的次数要比成功多。更令人气馁的是，通过观察这类博弈的进展，可以发现一旦有政治家参与其中，结果就会更加惨淡，但是其恶化程度并不算太深。政治家的影响力，总是要比他们在我们心目中的影响力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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